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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七里香的盛夏（第1页）

一九八一年的台北夏天，是被蝉声和油墨味共同浸透的。

《七里香》静静地躺在书店橱窗里，素白的封面上一行手写体书名，右下角是我画的一小簇七里香花枝——那是从我自家院子里折下来写生的。出版前，诗人朋友寇弦曾劝我：“加张作者照片吧，现在的读者想看脸。”我摇摇头。我希望书是以自己的样子去见人，就像院子里的七里香，开了就开了，不为取悦谁。

最初几周很安静。出版社寄来五本样书，我分送给父母、丈夫和两位挚友，然后继续备课、画画、打理院子，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和往常一样的、水到渠成的事。那些在火车上、备课间隙、深夜灯下写下的句子，如今被铅字固定下来，有了独立的生命，这让我有种奇异的恍惚——它们还会认得我这个母亲吗？

转机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出版社编辑陈小姐打来电话，声音激动得有些变调：“席老师，首印三千本……一周卖完了。”

我握着话筒，茫然地看着窗外。院子里那丛真正的七里香开得正盛，细碎的白花在绿油油的叶子间闪烁，香气被暑气蒸得浓郁。“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没有错！书店在催加印，有读者打电话到出版社，问哪里可以买到……”她顿了顿，“还有，报社想采访您。”

采访？我本能地抗拒。那些诗太私密了，像皮肤下的脉搏，怎么可以拿出来展览？但陈小姐劝我：“至少见见《联合报》的汪记者，他很诚恳。”

汪记者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黑框眼镜，衬衫口袋里插着两支笔。我们在我东海大学的办公室里见面，窗外是郁郁葱葱的相思树林。他摊开笔记本，却没有立刻提问，而是从包里掏出那本《七里香》，书页间夹着许多小纸条。

“我先坦白，”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推推眼镜，“我是您的读者。这首诗，”他翻到《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我女朋友抄在信里寄给我。”

我微微一怔。这首诗写于三年前，一个春日的午后。我看着窗外新种的凤凰木，忽然想到所有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奋力绽放，等待被看见、被懂得。那不只是爱情，更是存在的渴望。

“很多人说这是情诗。”汪记者说。

“你女朋友也这么认为？”

“是。但我觉得……”他斟酌着词句，“它好像在说更大的一种东西。比如，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想要完整呈现自己的渴望。”

那天下午，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不是采访与被采访，更像是两个通过文字相识的人在交换理解。他问创作背景，我老实说大部分诗没有具体故事，是某个瞬间的光影、气味、声音触动了记忆的弦。他问为什么总写时光、青春、离别，我想了想说：“因为它们是生命最真实的质地。”

采访稿登出后，波澜真正开始了。

信件像候鸟一样飞来。牛皮纸信封、航空信封、甚至作业本撕下的纸，字迹各异，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它们堆在我书房角落的纸箱里，渐渐满溢。起初我一封封读，后来读不过来了，但每一封都会拆开。

一个高三女生写道：“谢谢您的诗，陪我度过联考前的黑暗。我不再害怕长大了。”一位中年男子用工楷抄了《青春》全诗，附言：“年轻时不懂，懂了己不再年轻。但读到这首诗时，我与十八岁的自己和解了。”最让我震动的一封来自花莲，一位小学老师说她用《长城谣》给孩子们讲乡愁——“尽管没有长城，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回不去的城。”

我被这些信深深触动了，也深深困惑了。他们读到的，常常超出我写下时的想象。那些在孤独中流淌出的句子，竟在陌生人的生命里找到了回响，这让我感到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原来文字一旦离开笔尖，就不再属于作者，它成了公共的星辰，每个人借它的光，照亮自己不同的夜空。

然而，另一种声音也随之而来。

文学评论开始出现在报刊上。肯定的声音说这些诗“清丽真挚”、“首指人心”；但批评的声音，则犀利得多——“小布尔乔亚的情调”、“沉溺于个人感伤”、“缺乏时代关怀”。最常被贴上的标签，是“爱情诗女诗人”。

我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这个称呼时，正坐在摇椅上给未出世的孩子织毛衣。针线停住了。爱情诗？当然，我写爱情——写相遇的颤栗，写别离的痛楚，写承诺的重量。但爱情从来不是主题，它只是入口。我真正想写的，是通过爱情这种最强烈的人际联结，去窥见生命本身的短暂与珍贵，时光的无情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