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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布鲁塞尔的星光（第1页）

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时，欧洲的黄昏正缓缓沉降。一九六西年九月，我二十一岁，拎着一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着毛笔、宣纸、一方父亲给的巴林石印章，以及一本空白得令人心悸的素描簿。松节油和亚麻仁油的气味被潮湿清冷的空气取代，那不是台北夏季黏腻的湿热，而是一种透彻的、带着遥远北海气息的凉，从呢子外套的缝隙钻进骨头里。

皇家艺术学院那座十九世纪的古老建筑出现在眼前时，我停下脚步。石墙上爬满深绿的常春藤，拱形窗户后透出温暖的金色灯光，与台北师大那些低矮的日式校舍如此不同。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沉重的橡木门。

语言的隔阂是第一道墙。我的法语勉强够应付日常，但艺术术语、哲学讨论、那些快速交锋的辩论，常常在我耳中化作无意义的音节河流。课堂上，教授用我听不懂的速度讲解着佛兰芒绘画的透明画法，周围的欧洲同学频频点头、提问，而我只能沉默地记下听不懂的词汇，像收集一片片碎瓷，期待有一天能拼出完整的图案。

我的指导教授是安德烈·范德韦肯，一位七十岁的佛兰芒画家，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睛像北海一样灰蓝深邃。第一次看他评点我的作品时，他对着我用水墨笔法尝试的风景素描，久久不语。

“东方人，”他终于开口，法语缓慢，“你画的不是眼前的风景，是你记忆里的风景。”

我怔住了。

“这棵树，”他用铅笔轻轻点着画纸上那棵孤零零的树，“它在欧洲不存在。它的姿态……是渴望，是眺望。你在画乡愁。”

我被这精准的洞察刺中了。在那个强调客观观察、理性分析的学院里，我的“不准确”第一次被赋予了正面的定义——那不是技巧的缺陷，而是视角的不同。

范德韦肯教授给了我一份书单：不仅是艺术史，还有现象学、符号学、东方哲学。“你要先理解欧洲的眼睛，”他说，“然后才能决定，是用他们的眼睛看，还是用自己的眼睛看。”

真正的冲击来自博物馆。

第一次站在鲁本斯的巨幅画作前，我被那汹涌的肉体、奔腾的色彩、巴洛克式的情感漩涡彻底淹没。那些的人体在画布上扭动、呐喊、狂欢或受难，生命的力量如此首接、如此不容分说地扑面而来。这与东方绘画的留白、含蓄、意在言外，构成了两极。

我在博物馆里度过了无数个下午。从凡·艾克的精密如镜的《根特祭坛画》，到勃鲁盖尔笔下喧闹的农民生活；从梅姆林静谧的肖像，到马格利特超现实的谜题。欧洲艺术史不再只是教科书上的图片，而是一个个可触摸的、有温度的灵魂现场。我开始明白，绘画可以是叙事，是哲学，是神学，是社会批判——它承载的重量远超乎我过去的认知。

但理解不等于融入。深夜回到租住的阁楼房间时，那种割裂感才真正浮现。这间位于圣吉尔区老房子顶层的房间，有一扇斜斜的天窗。躺在窄床上望出去，能看见布鲁塞尔稀疏的星空——不同于台北星空那种热带的热闹，这里的星星冷静、疏离，像冻结在黑色天鹅绒上的银钉。

乡愁就在这时袭来，不是猛烈的，而是渗透式的。它藏在早晨面包店飘出的黄油香里——那不是我熟悉的豆浆油条的气味；藏在电车碾过轨道时的哐当声里——那不是台北街头的摩托车轰鸣；藏在房东太太善意的“早安”里——那发音与我母语的韵律完全不同。

我开始写信。给父母，给师大的老师，给台北的朋友。但信纸太小，装不下布鲁塞尔黄昏时鸽子飞过教堂尖顶的剪影，装不下课堂上听不懂术语时的焦虑，装不下在博物馆里忽然想起父亲描述草原时心头那一紧的痛。

于是诗歌再次涌出，这次不再是少女式的私语，而是生存的必需。

我在素描簿的空白处写：

“所有的路牌都指向陌生的发音所有的面包都缺乏故乡的麦香在正确的语法里我永远是个错误的动词在别人的星空下练习失踪”

这些文字成了我与自己对话的密码。它们不寻求被理解，只寻求存在。有时我会在课堂上走神，在笔记边缘写下破碎的句子，像在严谨的乐谱上偷偷加上自己的即兴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