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翊第一次听见“分点脑子给你”这句话,是在瞿麦把油条掉进粪坑的那个清晨。
夏末的阳光己经烫得扎人,瞿麦举着两根光秃秃的竹签站在巷口,眼睛瞪得像受惊的鹿。他浆洗得发硬的蓝布褂子沾着黄乎乎的油渍,那是刚才在早点摊抢油条时蹭到的。郜翊数着地上的蚂蚁,听见身后“扑通”一声闷响,回头就看见弟弟正对着墨绿色的粪坑发呆,竹签发着颤。
“瞿麦。”郜翊走过去,声音比井台边的青苔还要凉。他的左手小指永远蜷曲着,是小时候被自行车链条绞的,此刻正抠着裤缝上磨出的毛边。
瞿麦猛地转过头,嘴唇哆嗦着,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哥……油条……飞了。”他指着粪坑里漂浮的金黄色,像是在展示什么稀世珍宝。
巷子里倒垃圾的女人捂着鼻子经过,淬了口唾沫:“丧门星,一对傻子。”
郜翊没理她,只是把瞿麦手里的竹签抽走,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回家。”他说。瞿麦却突然蹲在地上,开始扯自己的头发,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他记不住太多事,却对吃的有着执拗的执念,尤其是油条——昨天邻居家的小孩拿着油条在他面前晃,说傻子才吃不上热乎的。
郜翊也蹲下来,用那只不太灵活的左手拍瞿麦的背。他的指尖能摸到弟弟后颈突出的脊椎骨,像串歪歪扭扭的算盘珠。“别哭,”他想了半天,才找到合适的词,“我分点脑子给你,下次就不会掉了。”
瞿麦果然不哭了,睁着湿漉漉的眼睛看他,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怎么分?”
“就……”郜翊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又指了指瞿麦的,“从这里,挪一点过去。”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挪,只是觉得这样说,瞿麦就会好受些。就像小时候瞿麦把暖水瓶打碎,他说是自己碰倒的;瞿麦被高年级的孩子抢走书包,他追着人家跑了三条街,最后被推倒在泥地里,却举着皱巴巴的书包朝瞿麦笑。
他们是在十五岁那年被塞进这个巷子的。母亲走得突然,肝癌晚期,从查出来到咽气,不过三个月。父亲在送葬那天把他们领到这里,交给一个远房表姑,留下一沓钱就再也没露面。表姑是个矮胖的女人,脸上总堆着不耐烦的横肉,每天给他们做两顿饭,其余时间都在麻将馆。她从不叫他们的名字,总是“喂”“那个谁”,偶尔高兴了,会叫郜翊“大傻子”,叫瞿麦“小傻子”。
郜翊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老师在黑板上写“3+5”,别的同学立刻就能喊出8,他却要数着手指算半天,有时候还会数错。瞿麦更严重些,他分不清左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高兴了就拍手,不高兴了就哭闹,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郜翊不觉得他们是傻子,瞿麦会在他发烧时,把凉毛巾敷在他额头上,虽然经常把毛巾掉进被窝里;瞿麦能准确地说出哪朵月季开了新的花苞,哪只流浪猫今天没来讨食,这些事,郜翊从来都注意不到。
表姑的麻将搭子有时会来家里,看见他们就对着表姑挤眉弄眼:“这俩货以后可怎么办?”表姑总是叹着气说:“能怎么办?凑活着养呗,等我老了,就送福利院去。”这些话郜翊都听见了,他把瞿麦拉到里屋,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两个小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高的牵着矮的手。“我们不进福利院。”他对瞿麦说,瞿麦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手去够墙上的粉笔灰,抹了一脸白。
郜翊在废品站找了份活,每天天不亮就去分拣垃圾,能挣十五块钱。他把钱藏在床板下的铁盒子里,一毛一毛地攒。瞿麦就在家待着,或者在巷子里转悠,看蚂蚁搬家,看老太太们跳广场舞。有一次郜翊下班回来,看见瞿麦蹲在巷口的槐树下,手里捧着一只断了翅膀的麻雀,正用口水给它擦羽毛。旁边几个半大的孩子围着他起哄,说他和死鸟一样傻。
郜翊冲过去把瞿麦护在身后,那几个孩子就朝他们扔石子,有一块砸在郜翊的额角,渗出血来。瞿麦突然站起来,张开双臂挡在郜翊面前,嘴里发出“嗷呜”的叫声,像头护崽的小兽。那几个孩子被他吓了一跳,骂骂咧咧地跑了。
回家的路上,瞿麦一首用手指着郜翊的额头,嘴里念叨着“红了,红了”。郜翊摸了摸伤口,疼得龇牙咧嘴,却笑了:“没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是废品站老板娘给的,橘子味的。他剥开糖纸,塞进瞿麦嘴里,瞿麦含着糖,含糊不清地说:“哥,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