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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坠入迷雾（第1页）

第四十九章坠入迷雾

某天早晨，我接到一封信，从坎特伯雷发出，寄到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我的名下。读完后，我大感惊讶。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由于非本人可控的因素，我们断绝密切联系已经很久。公务繁忙之余，若偶得清闲，我总会回想过去种种，一幕幕场景，一件件往事，无不斑斓夺目、精彩纷呈，给我带来难以描述的欢愉，将来想必也应如是。鉴于这一点，亲爱的先生，再加上你凭才华赢得的显赫地位，我不敢再冒昧采用“科波菲尔”这一熟悉的名字称呼我年轻时的朋友！然而，我只是想说，我有幸提及的这一名字，将永远珍藏在我家的契据之中（我指的是由米考伯太太保管的与我家旧房客有关的文件），受到我个人的尊敬，乃至热爱。

现在执笔给你写信的人，在本身的错误和偶发的不幸的打击下，已犹如沉船（请允许他以航海名词为喻）。处于如此境地的人没有资格—我重复一遍，这种条件下的人没有资格对你致以赞美与祝贺。这些话，应该留给能力更卓越、心思更纯善之人。

如果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将这封行文拙劣的信读至此处—是否可能，视情况而定—你自然会问：我写信的目的何在？请容我表示，我完全尊重你这一提问的合理性，所以我必须声明：此信的目的与金钱无关。

操纵雷霆闪电，释放复仇烈火，我身上是否可能潜藏这样的能力，现在姑且不论。我只希望在此表明：我最光明的前景已被永远驱散—我平静的心情已被打碎，我享受快乐的能力已被摧毁—我的心已偏离正位—我已不能在人前昂首挺胸地走路了。花心已经溃烂，苦酒已经斟满。蛀虫正在啮咬，很快就会吞噬受害者。我希望越快越好，但此处不便多说。

我精神痛苦至极，即便米考伯太太身兼女人、妻子、母亲的三重身份，也无力给予我宽慰。我打算暂时自我逃避，用四十八小时重游首都旧日欢乐之地。提到令我家庭安宁、心情平静的处所，我自然会前往王座法庭监狱。后日晚七时整，我将（如蒙上帝恩允）来到那座民事诉讼监狱的南墙外。写到这里，此信的目的便已达成。

我冒昧恳请老友科波菲尔先生，或内殿律师学院的特拉德尔斯先生—若此人健在，而且可以寻见的话—屈尊驾临，重叙旧谊。我只想说：在上述时间和地点，二位将看到倾圮高塔之残迹，亦即在下—

威尔金斯·米考伯

又及：除上所述，还应补充说明，米考伯太太并不知晓我的打算。

我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好几遍。尽管我充分考虑到了米考伯先生浮夸的写作风格，以及他不管条件是否允许都会坐下来写长信的特殊爱好，我还是相信，在这封拐弯抹角的信里，隐藏着某种重要信息。我把信放下，思考了一会儿，又把信拿起来，开始重读。正当我被那些文字弄得困惑不已时，特拉德尔斯出现在我的面前。

“亲爱的朋友，”我说，“我从没有这么高兴见到你。你来得太及时了，我这儿正需要你冷静的判断力。我收到一封非常奇怪的信，特拉德尔斯，是米考伯先生寄来的。”

“不会吧？”特拉德尔斯惊呼道，“真有这么碰巧的事？我也收到了米考伯太太的一封信！”

说着，特拉德尔斯就掏出信来同我交换。他因一路走来而满脸通红，在运动和兴奋的双重作用下，他头发倒竖，像刚见到一个活蹦乱跳的鬼魂一样。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他那封信掏出来跟我交换。我看着他把米考伯先生的信读到一半，扬起眉毛，说道：“‘操纵雷霆闪电，释放复仇烈火！’我的天哪，科波菲尔！”我也对他扬了扬眉，然后开始仔细阅读米考伯太太的信。

内容如下：

谨向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如果他还记得以前曾有幸与他相熟的这个人，我能否占用他一点儿闲暇时间？我向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保证，要不是因为我已濒临疯狂，是决不会贸然打扰，请求他好心相助的。

说来令人痛心，米考伯先生与他妻子儿女日渐疏远（他原本是那样热爱家庭），这就是我向特拉德尔斯先生诉说不幸，并请求他给予最大援助的原因。特拉德尔斯先生恐怕难以充分想象，米考伯先生的行为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变得多么疯狂、粗暴。这种情况日益严重，似乎呈现精神失常的迹象。我可以向特拉德尔斯先生保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发作。米考伯先生总说，他已把自己卖给了魔鬼，我对此已习以为常。看到这些，想必特拉德尔斯先生也不会询问我是何种心情。隐瞒与多疑早已代替了无条件的信任，成为他最大的特点。对他稍有触犯，哪怕是问他晚饭想吃什么，也会惹得他表示想要离婚。昨晚，双胞胎天真地向他索要两便士去买“柠檬糖”—一种本地糖果—他竟然拿起剖牡蛎的刀子指向他们！

我恳求特拉德尔斯先生允许我讲述这些琐事，若非如此，特拉德尔斯先生恐怕难以对我伤心欲绝的处境有丝毫了解。

现在，我可以冒昧地告知特拉德尔斯先生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吗？他可以给予我友好的关怀吗？噢，可以的，因为我知道他心地善良！

女性对爱人目光敏锐、直觉发达，她们是不易被蒙蔽的。我知道，米考伯先生要去伦敦了。今天吃早饭前，他写好地址卡，贴在昔日快乐时光里用过的褐色小提包上。他写字时虽然竭力遮掩，但作为忧心如焚的妻子，我还是清晰地辨识出，他写下了伦敦的“敦”字。驿车的目的地是伦敦西区“金十字”旅店。我是否可以不揣冒昧，热切恳求特拉德尔斯先生去见见我那误入歧途的丈夫，跟他晓之以理？我是否可以不揣冒昧，请求特拉德尔斯先生出面，缓和米考伯先生与其苦闷家人的矛盾？噢，不行，因为那样的请求太过分了！

如果科波菲尔先生还记得我这无名之辈，可否请特拉德尔斯先生代我向他致以不变的问候，并转达同样的请求？无论如何，请特拉德尔斯先生慈悲为怀，对此信严格保密，万万不可在米考伯先生面前提及只言片语。如果特拉德尔斯先生愿意回信（我觉得这极不可能），请寄往坎特伯雷邮局M。E。[1]收。较之于直接寄给悲痛欲绝的本信署名人，这样做可以减轻痛苦。

尊敬的特拉德尔斯先生的朋友与乞求者

埃玛·米考伯

“你觉得这封信怎么样？”我把信看过两遍之后，特拉德尔斯把目光投向我，问道。

“你觉得另外那封怎么样？”我问，因为他还在皱着眉读信。

“我认为，这两封信放在一起看，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答道，“比米考伯夫妇通常的来信更有意思—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这两封信都是诚心诚意写的，他们没有串通。可怜的人哪！”他指的是米考伯太太那封信。我们并肩站着，比较那两封信。“不管怎样，给她写封回信，告诉她我们一定会去见米考伯先生，这对她来说就是大慈悲了。”

我立刻表示同意，因为我忽视了她上次的来信，现在颇感自责。那封信当时曾让我产生了许多想法，这点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但我那会儿正在忙自己的事，我也知道那家人的情况，而且后来也没有再收到他们的音讯，于是就把那封信的事渐渐抛在了脑后。我常常想念米考伯一家，但主要是好奇他们在坎特伯雷又负了什么“债务压力”，回忆米考伯先生当了乌利亚·希普的办事员之后多么羞于见我。

不过，我当即就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一封安慰米考伯太太的信，我们俩都签了名。我们步行进城寄信时，特拉德尔斯和我讨论了很久，做了许多猜想，在此不必复述。下午我们邀请姨婆也参加了讨论，但我们唯一确定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准时去同米考伯先生会面。

虽然我们比约定时间提前一刻钟到达约定地点，却发现米考伯先生已经在那儿了。他双臂抱胸，面壁而立，仰望着墙头的防盗尖钉，满脸的伤感，仿佛它们是他年轻时给他遮过阴的纵横交错的树枝。

我们走上前跟他攀谈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少了点儿从前的绅士派头。为了这次旅行，他脱去了法律界人士的黑衣，换上了过去那身紧身长外套和紧身裤，风度却大不如前。我们跟他谈起话来，他渐渐恢复了以往的模样。然而，挂在外套前襟上的单片眼镜似乎没那么自然了。他的衬衫领子尽管同过去一样宽大，但有点儿软塌塌的，挺不起来。

“先生们！”寒暄过后，米考伯先生说，“你们是我患难与共的真正朋友。请允许我问候‘已就任的’科波菲尔太太和‘即将就任的’特拉德尔斯太太身体健康—这就是说，我猜我的朋友特拉德尔斯先生还没有同他所爱之人结为伉俪、同甘共苦。”

我们对他的礼貌问候表示感谢，并做了得体的回答。然后，他指着那面墙，开始说道：“先生们，我向你们保证—”这时我冒昧打断他，请他不要如此客气，像从前那样同我们说话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