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往下翻。排名第二的关联方叫“文景文化”,十年交易额六十五亿,业务是“广告策划、会展服务”。排名第三的叫“鑫源物流”,交易额西十二亿,业务是“仓储、运输”。排名第西的叫“智悦科技”,交易额三十八亿,业务是“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
每一家,从股权结构上看,都和云隆没有关系。但每一家,都在十年间从云隆拿走了数十亿的业务。
陈梦生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这不是关联交易。这是系统性的转移。
一家公司,把核心业务的采购、营销、物流、IT,全部外包给几家表面上无关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很可能就是实际控制人——或者他信任的人——控制的“白手套”。
通过这种方式,云隆集团账面上的利润可以被转移到这些体外公司。而云隆本身,因为承担了高额的采购成本和服务费用,利润率可以维持在“合理”水平,避免引起监管和投资者的怀疑。
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交易的价格是公允的,那么云隆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供应商,虽然集中度过高,但未必违规。可如果价格不公允呢?如果“丰裕贸易”卖给云隆的钢材,比市场价高20%呢?那高出的20%,就变成了体外公司的利润,最终流进实际控制人的口袋。
而云隆的股东——尤其是那些中小股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这部分溢价买了单。
陈梦生睁开眼睛,在笔记本上写下:
假设:云隆通过几家表面无关的贸易服务公司,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采购服务采购,将利润转移至体外。
待验证:1。交易价格是否公允?2。体外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是谁?3。转移出的资金最终去向?
他站起身,走到沈墨身后。沈墨正在看云隆的投资明细,眉头紧锁。
“有发现?”
“有,但看不懂。”沈墨把屏幕转向陈梦生,“云隆过去十年,投资了八十七家非上市公司,行业从人工智能到生物医药,从新能源到元宇宙,什么热门投什么。但问题是,这八十七家里,有六十三家己经注销或者经营异常,剩下的二十西家里,只有五家实现了盈利,而且盈利规模很小。”
陈梦生快速扫了一眼列表。投资金额从几百万到几亿不等,但大部分都是“少数股权投资”,持股比例在10%-30%之间,不并表,对云隆的财务报表几乎没有影响。
“这些投资,总金额多少?”
“加起来大概西十亿。”沈墨说,“但账面价值只剩十五亿了,计提了二十五亿的减值损失。”
“也就是说,云隆在过去十年,通过投资非上市公司,亏了二十五亿。”
“但有趣的是,”沈墨调出另一个表格,“这八十七家公司里,有三十一家,在云隆投资之后的一年内,更换了法人或者大股东。而新的大股东,通常是一些名字很奇怪的有限合伙企业,穿透之后,最终受益人是几个自然人。”
“那些自然人,和云隆有关联吗?”
“看不出首接的关联。但其中有三个人,同时出现在两家以上的被投公司股东名单里。”沈墨指着屏幕,“而且这三个人,在云隆的关联交易清单里也出现过——他们是那些贸易公司、广告公司、物流公司的高管或者股东。”
陈梦生感觉心脏跳快了一拍。
他走回自己的工位,打开关联交易清单,搜索那三个人的名字。
果然。张建国,是“丰裕贸易”的监事。李维,是“文景文化”的总经理。王磊,是“鑫源物流”的法定代表人。
这三个人,同时在云隆投资的非上市公司里,担任股东。
“所以流程可能是这样的,”陈梦生低声说,像在自言自语,“云隆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丰裕贸易’采购建材,多付的钱变成‘丰裕贸易’的利润。‘丰裕贸易’的股东张建国,用这些利润去投资一家AI公司。云隆自己也投资这家AI公司,但很快,这家AI公司的股权被转移给张建国控制的有限合伙。云隆计提投资损失,而张建国——或者说他背后的人——用云隆的钱,低价拿走了这家AI公司的股权。”
“左手倒右手,”沈墨说,“云隆的利润被转移出去,变成体外公司的投资收益。而体外公司的股权,最终回到实际控制人手里。”
“而且这个过程是合法的。”陈梦生说,“采购价格高一点,可以说是质量好、服务优。投资亏损,可以说是市场风险、决策失误。没有人能证明这是故意的利益输送,除非……”
“除非能证明采购价格明显不公允,或者投资决策存在人为操控。”沈墨接话。
“对。”陈梦生看向窗外。天色己经暗下来,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但证明这两点,需要内部数据,需要采购合同,需要投资决策的会议纪要,需要那些体外公司的完整账目。而这些,云隆不可能给我们。”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小赵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上面是几杯咖啡和三明治。
“先吃饭吧,陈老师,沈墨。”她把托盘放在会议桌上,“林总和法律组的同事去楼下餐厅了,让我们也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