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太阳升得高了,照在柳湾镇青石板路上,泛着温润的光。柳玉娥挎着个布包,走在去县城的土路上。布包里装着户口本、公社开的个体经营证明,还有她这半年记的豆腐账——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是她全部的家当和底气。
从镇上到县城十五里路,她没舍得坐车,走着去。一路上,脑海里反复盘算着要说的话,要问的事。信用社的门朝哪开她都不知道,更别说贷款该怎么贷、利息怎么算。可这些都不能让她退缩。
路过公社大院时,她看见宣传栏上新贴了标语:“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搞活城乡市场!”红纸黑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玉娥在标语前站了一会儿,心里那点忐忑渐渐被一股热气取代。
到了县城,己是半晌午。县城比柳湾镇热闹得多,街上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路两边摆摊的、开店的一字排开,卖布的、修鞋的、剃头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玉娥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县信用社。
那是一栋两层小楼,红砖墙,绿色木门,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门口进出的人不多,个个穿戴整齐,不像镇上人那样随意。玉娥低头看看自己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那双布鞋还沾着路上的土,心里忽然有些发虚。
她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里面比外面安静得多,水泥地擦得发亮,迎面一个长长的柜台,后面坐着几个工作人员。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同志抬头看她:“同志,办什么业务?”
“我……我想问问贷款的事。”玉娥声音不大,但说得很清楚。
“贷款?”男同志上下打量她,“给单位贷还是个人贷?”
“个人。”玉娥从布包里掏出公社证明,“我是个做豆腐的个体户,想贷点钱扩大经营。”
这话引来了柜台里其他几个人的目光。那个年代,个人来贷款的还是少数,更别说是个年轻姑娘。
男同志接过证明看了看:“柳玉娥……柳湾镇的。你想贷多少?”
玉娥早就盘算好了:“五百块。”
“五百?”旁边一个中年女同志忍不住插话,“姑娘,你知道五百块钱是什么概念吗?县城工人一年工资也就这么多。你拿什么抵押?”
抵押。这个词玉娥听过,但具体要抵押什么,她还真不清楚。
“我……我有做豆腐的手艺,有固定的客户,每个月能挣一百多。”她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我可以用这些做担保吗?”
几个工作人员互相看了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中年女同志摇摇头:“这不行。贷款要有实物抵押,比如房产、存款,或者单位担保。你说的这些……都不符合规定。”
玉娥的心沉了下去。她家那三间土坯房,破得连正经房梁都没有,哪里值五百块钱?存款更是谈不上,挣的钱除了家用,都投在买黄豆、添工具上了。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她不甘心地问。
戴眼镜的男同志看她着急,语气缓和了些:“同志,不是我们不帮忙。政策刚放开,个人贷款这块本来就不成熟。你要是能找个单位或者有正式工作的人担保,也许还能想想办法。”
单位担保?玉娥脑子里第一个闪过赵国栋。他在供销社工作,是正式职工,如果肯担保……
她立刻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昨天刚退了人家的亲,今天就去求人家帮忙,她做不出这种事。
“那我再想想办法。”玉娥接过退回的证明,折好放回布包,“谢谢同志们。”
走出信用社,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玉娥站在路边,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觉得这十五里路走得有些冤枉。
可她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在路边石阶上坐了一会儿,她重新打起精神——县城这么大,总会有别的办法。
她想起前段时间来送货时,听国营饭店的老王说,县里新成立了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就在工商局旁边。也许那里能问到门路。
个体劳动者协会在一间不大的平房里,门口连牌子都还没来得及挂。玉娥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两张办公桌,一个西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正在看文件。
“同志,我找个体劳动者协会。”
“我就是。”那人抬起头,笑容很和气,“我叫陈志国,是协会的干事。你有什么事?”
玉娥把情况又说了一遍。陈志国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