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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第1页）

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

1976年的春节过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从省文化局下属单位抽调了19名干部陆续来到秦俑发掘工地。这些新调来的人员按照筹建处领导人的分工，或跑设计院催促图纸，或联系建筑公司落实施工单位，或在发掘现场搭建简易工棚。为确保基建过程中的文物安全，秦俑一号坑东端已发掘出来的陶俑、陶马和所有迹象就地掩埋，并在上层密排圆木，再覆土垫实，以免重型施工工具如推土机、卷扬机、吊车及其他车辆的重压。在1976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里，整个秦俑坑发掘工地，大家都围绕着建设博物馆而忙碌、奔波起来。与此同时，筹建处的领导人根据博物馆的规模及人员编制情况，决定在一号俑坑东北方位的一片空旷区修建职工宿舍。在这样的文物重地建房，当然先要勘探地基，看是否有文物存在。鉴于考古队的钻探人员正在其他地方工作，筹建处便从陕西省第三建筑公司找了一名高级探工徐宝山来此处钻探，意想不到的是，徐宝山钻探不到几天，便于地下发现了五花土，继而又探出夯土，当钻探到离地表5米深时，发现了铺地砖。每一个探工都知道，既有夯土又有铺地砖，预示着下面是一处遗址并可能会有文物。徐宝山为这一发现大为高兴，他放下手中的探铲，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筹建处的领导人杨正卿。

当徐宝山满面红光地从杨正卿的临时办公室出来时，迎面碰上了考古队程学华钻探小分队的丁保乾一行四人。徐宝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两眼放光地对丁保乾说：“俺探清了，地下有文物，5米深见砖，以后就是你们考古队的事了。”

第二天上午，筹建处领导人杨正卿找到程学华，请他率人到徐宝山钻探的地方复探，一个上午下来，证实徐宝山提供的情况不虚。这一发现真是大出人们的意料，考古队钻探人员为找新的俑坑，在四周苦苦探寻了一百余天而未果，想不到就在离一号坑东端北侧约20米的地方居然还深藏着一个俑坑，埋伏着一批兵马。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天是1976年4月23日，考古人员将这个俑坑编为二号坑。

钻探人员在二号坑边钻探

二号俑坑的突然出现，自然使大家想到已经着手兴建的博物馆大厅工程。这个二号坑和一号坑是什么关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整体？万一连在一起，事情可就麻烦大了。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前来察看。考古队惊喜之余，又陷于恐慌之中，在遗址发掘期间就在上面盖房，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没有先例的，考古队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这两个坑连在一起，此前为筹建博物馆工程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将毁于一旦。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前来察看的文物专家罗哲文、祁永涛不断地向袁仲一询问：“老袁，一号坑和二号坑连不连在一起？”

“目前发现不连。”袁仲一回答。

“估计最后连不连？”两人仍不放心地问。

“我只能说目前不连，以后的事不好说。”袁仲一回答。

面对此情，考古队每个人员都捏着一把汗。袁仲一一边工作一边对杭德洲和程学华说：“如果这次我们对二号坑搞不清楚，房子盖起来，那麻烦就大了，国家的几百万元浪费不说，可能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那我们就得蹲监狱。”听罢此言，三人都不免有些悲怆之感。程学华点了支烟猛抽了一口说：“钻探的情况是我提供的，没事情便罢，如果有事情，你们大不了写个检查，其他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蹲监狱就让我去蹲。”

杭德洲苦笑了一下说：“我们不可能让你承担，真出了问题也不能让你坐监，我们两个陪着你。不过，目前说这些话还早了些，我看最关键的还是得把我们的工作做扎实……”杭德洲的一席话，又使大家从悲壮渐渐转为平静和冷静。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年4月，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

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的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通长96米、宽84米、深约5米，总面积为6000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俑坑的二分之一。其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开8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间，前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根据钻探和试掘的情况可知，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2000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弩兵、轻车兵、车兵、骑兵4个不同兵种组成的大型军阵。

二号兵马俑坑平面示意图

这个军阵与一号坑军阵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手组成的小型方阵。秦代弓箭手有轻装与重装之分，轻装弓箭手称作“引强”，重装弓箭手称作“蹶张”。这是以引弓的不同方式命名的。引强是指用手臂张弓，蹶张则是用足踏张弓的强劲弩手。秦俑二号坑以334名弓弩手编成了一个独立的小方阵。

箭袋与箭

二号坑出土的立姿弓箭手陶俑

跪射俑

关于弓箭手的作用和在战争中发挥的威力，历代兵家和名人均有论述。100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曾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队以及精良的装备，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当历史进展到秦代时，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形成与车兵、骑兵的密切配合，而且对射手的选拔也格外慎重与严格。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作为秦代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不难设想的是，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而那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着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称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1]多达一百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绾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系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使敌人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的正射之道。[2]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两千多年后的人民解放军在应用小口径半自动步枪无依托射击中，所采用的跪姿势与秦俑弓箭手的动作完全相同。

跪射俑持弓姿势

弓箭手阵前姿势

和弓箭手处于同等地位并密切配合的是弩机手。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3]，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曾有“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4]时力、距来[5]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