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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庆事件（第1页）

郑安庆事件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的心灵震颤和从未有过的精神收获，我越来越感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会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展示出中国现代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题。

“铜车马展厅”5个苍劲刚健的行书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墨迹。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无一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1991年初春，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40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行动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1982年9月26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年7月至1982年4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余枚，用五十四件小包裹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逮捕。

（唐世兴）

郑安庆创作的《延安精神印谱》书影

郑安庆创作的《秦兵马俑印谱》书影

郑安庆创作的兵马俑印谱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1962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20余家报刊发表近百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1979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提出了“愿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年4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

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

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心情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的确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郑安庆创作的秦铜车马印谱

第二天，郑安庆将3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3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获外汇6000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6枚印料要求篆刻。郑安庆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放弃得到这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就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做了详尽的介绍：“我已50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30余年，有两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规定，这月他因请事假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话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谈出自己的想法：“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30%或50%提成做报酬或奖励。西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归镌刻者。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

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馆领导明确回答了郑安庆昨天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得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念……”

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党支部会议，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他噌地站起身，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

馆领导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用的。”

“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

“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馆领导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

“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致，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