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部里,挤满了人。
男人们叼着旱烟,女人们抱着孩子,把那间不大的土坯房挤得水泄不通。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陈拙手里那张信纸上。
“虎子,你倒是念啊!”
顾水生急得直搓手:
。。。
清晨五点,天还未亮透,村广播站准时响起。不是往日的新闻联播,也不是政策宣讲,而是一段清脆的童声朗诵:“今天是共耕计划第187天,东支渠B段水位正常,护渠组已完成晨巡;第三组麦田蚜虫预警已处理,喷洒记录存档;昨夜新增心愿纸条三张,最短的一句是??‘我想养一只猫’。”
播报员是刚满八岁的李朵朵,小满的外甥女。她戴着红领巾,坐在老式麦克风前,念得一字不落。这是“儿童轮值播报”制度实施以来的第43次出勤。起初有人担心孩子太小、不懂分寸,可陈拙说:“声音有没有分量,不在年纪大小,而在说的是不是真话。”
果然,这孩子连着一个月准时上岗,风雨无阻。她甚至自己做了个“每日大事记”手账本,用彩笔画下每件值得记住的事:谁家修了新灶台、哪块地头种了第一株向日葵、护水队又救起了一只落水的小鸭子。
那天早晨,陈拙站在窗前听着广播,手里端着一碗稀饭,热气氤氲中,他忽然觉得,这片土地真的不一样了。不是因为它变得更富、更亮、更先进,而是因为??**它开始允许细小的声音存在了**。
七点半,太阳刚爬上山脊,技术中心门口已排起了队。今天的议题特殊:审议《村级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草案)》。这是继工分制、议事权开放、共耕计划之后,又一项触及民生底线的改革。
基金由村民自愿缴纳基础金,集体出资设立应急池,用于重大疾病救助与慢性病药品补贴。资金使用实行“双审机制”:先由医学背景志愿者初核,再交由全体户代表投票决定是否发放。最关键的一条是??**拒绝“道德审查”**。即不得以家庭经济状况、过往贡献或人际关系作为评判标准,唯一依据是病情真实性与治疗必要性。
“那万一有人骗保呢?”一位中年妇女站在人群前,眉头紧锁,“我娘家那边就有过,装病骗救济,最后全村人替他背债!”
她话音未落,一个穿灰布衫的老汉拄拐走出:“你说的是老张家吧?三年前的事。可你知道后来咋样了吗?他们村没设监督会,也没公开账目,才让坏人钻了空子。”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我们这儿不一样。每一笔申请都要公示七天,接受质询;每一张发票都得扫码上传系统,留痕可查;就连医生开的诊断书,也得有第三方复核签字。”
他是王大爷,退休乡村医生,如今担任医疗基金顾问组组长。他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开一页:“上个月,第五组赵婶提交肺癌化疗报销申请。有人怀疑她儿子在外打工有钱,不该拿集体的钱。我们怎么办?不是直接驳回,也不是私下劝退,而是召开听证会,请她当众陈述,出示银行流水、租房合同、药费清单。最后,27户代表投票,25票赞成通过。”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你们知道为啥这么多人信她?因为她不怕晒。真话经得起光。”
人群安静了下来。
这时,吴巧云颤巍巍举手:“我……我也想报名加入审核组。我不懂医,但我识字,会算账,还能看人眼神。”她笑了笑,眼角皱纹舒展,“活了快八十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掌声自发响起。
会议最终以86%赞成率通过草案。散会时,陈拙注意到角落里站着一个陌生青年,背着双肩包,手里拿着录音笔。他是省社科院派来的研究生,来做基层治理研究课题。临走前,他拦住陈拙问:“您觉得这套机制能持续多久?”
陈拙没有立刻回答。他望向窗外,几个孩子正蹲在公告栏前,踮脚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心愿纸条。其中一个突然回头喊:“朵朵!你写的‘我想当议事长’被选进年度十佳啦!”
他这才开口:“只要还有人愿意写,就一定能持续。”
“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年轻人皱眉,“外面很多地方,一开始热热闹闹搞民主,结果几年后就成了形式主义,甚至被人操纵。”
“那是他们忘了起点。”陈拙说,“我们的起点从来不是口号,而是一件事、一顿饭、一句话、一次敢说‘我不服’的勇气。制度可以复制,但人心得一点点唤醒。就像春天的雪水,不是一下子冲垮冰层,而是一滴一滴,渗进去,化开它。”
青年若有所思地点头,收起笔记走了。
三天后,医疗基金正式运行。首例获批的是银龄护卫组的刘婆婆,她患帕金森多年,每月药费近两千。过去全靠女儿贴补,如今基金承担六成,个人仅需支付四百多元。她在领取凭证上签字时,眼泪砸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我不是穷得活不下去,”她哽咽着对记者说,“我是不想再看女儿为我借钱时低头的样子。”
这句话被剪进了县电视台的专题片,标题叫《尊严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