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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凤鸣歧山引来的800年基业（第1页）

第三节凤鸣歧山引来的800年基业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它由一个“凤鸣歧山”的神奇故事开篇，终结于另一个帝国的崛起。公元前256年，周郝王一纸降表，像祖先的开创基业一样“辉煌”，让这个存在了800年的王朝沉痛地走下了历史舞台。一个朝代成为过去，人们仰视着新升起的大一统帝国，眼神惊喜、心情激动。历史从来不缺少新花样，它给不起太多的时间让别人感受悲伤。在大浪淘沙的朝代嬗变中，人们却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这个朝代，在漫长的800年里，向后人奉献了多少超乎寻常的智慧！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在灭商之前，周部落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死后他的儿子武王姬发才有条件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并进行了东征。此后周朝向外扩张长年不断，并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分封了诸侯国，疆域覆盖了长江、黄河流域和今天的东北、华北的大部，西部曾到昆仑丘。周厉王时，周朝的统治开始衰落。宣王即位后，采取了明智的政策改善统治，在对外征讨和开拓疆域上接连取得胜利，出现了“宣王中兴”。前781年，周幽王即位，宠幸妃子褒姒，用人不当，加上各种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开始。

西伯没有和商汤一样那么快就出狠手。为了解救陷于水火倒悬之中的人们，周出兵征讨、吊民伐罪，但他就是不直接针对着殷商王朝和帝纣。周人仍然以商臣自居，未有逾轨之礼。对此孔子的评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西伯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要维系远图，不愿欺一时而弃万世。

对于帝纣的倒行逆施、自己的众望所归，他都知道！但他是绝不会和眼前这些现实中的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世间来归附的小君小民只知道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知道：真正问题的解决，是绝不可能只靠简单的改朝换代就能够实现的。

夏朝的覆辙还记忆犹新，商人又要重蹈了。人是如此短视！似此自身纵得代殷而王，又安知后之来者不继续堕此毂中？将为人所代、及欲代人者都已跃跃而思步尘于其后了。如此则中国何时才能够免此恶性循环呢？先王之法犹在，天地之心不移。仰望前人的功业，自己怎样才能阻止华夏道统的不断倾堕呢？面对各种引诱和逼迫，他的目光越来越深沉，如同天地。

身位诸侯的几十年里，他通过全方位的深入实践、学习着历代先王的治世之道。尤其是囚困有里的那几年，通过抓紧时间静心深研，于大道之悟终于豁然贯通。无论是三皇之道、还是五帝之治，他都已尽数默会在心，而夏、商两代人文的正误得失，他也深识有度！

面对眼前的问题、再想想天道的深邃、羲皇的沉默、舜帝的不与、夏商的兴衰、民情的顺逆、夷族的侵扰，他掠过了一丝笑意。不能急，自己必须为之作长远之计。当初祖父古公就是为避让戎狄侵扰而迁到歧山的。。。。。。

做法看来平淡无奇，实则微妙深远：用吕尚阴谋而不尽其策，而天命由诸子克承。帝纣、诸侯、家臣、子弟、民众，莫不在其深心规制之中——此善‘张’之道，学自舜、禹两位大帝。身后之人，惟有老子深得其中三昧。如其所言‘知止所以不始’及‘唯道善始’者，即可谓深解西伯让国之意趣。

其实何止这些！西伯一身所学当时只有他的儿子和吕尚明白。剩下的那些近乎不可思议的深邃思维，已经让他尽数融入那八八六十四卦里去了。其家学真传，及于武王、周公，遂以****王道、生民不辞，是‘弛’而不疑者。而天命遂与归焉。

若此‘弛法’者，后为孔门用世所重。然不张孰能为弛？口舌之儒于此真机多昧而不明，况与他人。后世以来，历代君臣能真正识此‘张弛’之壶奥者，真是很少的。

至于西伯之学究竟具体是怎么一回事？若浅而言之，只是两极思维体系的再一次展现而已。倘若深究，则仅以其所定卦序，即知其所致大道之学实浑然不可测。其实我不得而知！所能推测的，只有凭《易》和《老子》窥其一斑。其他方面都不足与言其道之大。

在有文字记载的史料里（伏羲已无文献可考），身兼哲学家和领袖两种身份的，西伯是第一人。

商朝末年，纣王残暴无道，酷虐忌刻。西伯候姬昌推行德政，众望所归。纣王以凤鸣歧山、诸侯结盟为由，拘押姬昌于酉里七年之久。周国奉献珍宝美女，纣王迫使姬昌饮下世子伯邑考肉羹，才允许放归。其间，姜尚两次献策搭救，方使姬昌安然回国。姬昌回周后，励精图治、招贤纳士，终于在渭河番溪找到了经邦济世的姜尚，并亲自为其拉车。

从此，君臣同心协力，共谋兴周翦商之大计，奠定了西周辉煌璀璨的德治伟业。

凤鸣歧山:有凤凰在歧山鸣叫。

凤凰是吉鸟，就是有吉兆

历史关键词

政治制度

周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封建制。周灭商后，国王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诸侯国围绕拱卫的封建王朝。同时，还建立起一套无孔不入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

西周的官制更为繁杂。设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三事官（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诸侯和方国、部族）和卿事寮。

王朝官员为：总揽朝政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历法记事的太史、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人工、掌占卜的人卜，合称六卿。六卿的僚属，总称为卿事寮。王朝还有掌土地和农人的司徒、掌百工职事的司空、掌军赋军政的司马、掌版籍爵禄的司士、掌刑罚的司寇，合称五官。

为王室服务的内廷事务官，有三公之佐的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有道、辅、弼、承四辅，有膳夫、缀衣、小臣、寺人、内竖、阍者、门尹、司王宥、火师、水师、大酋、太仆、御、右、萃车、趣马、师氏、虎资、舆人、医、艺人、隶人、太子宫尹等。

在王畿外服的封国，称为四方，包括侯、甸、男等诸侯。王朝有时派使臣到诸侯国任监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仿照王室设置百官有司，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主要有三事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分掌政务、司法和民事。

周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世袭，而且文武不分，平时治民，战时就是各级将领。周朝的地方制度，有国、都、邑、野、鄙。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此外的地方称为野或鄙。

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作用。

社会制度

周朝社会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宗法制。

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周王为周族之王，自称天子，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为卿或大夫，对诸侯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关系与上同。世袭的嫡长子即是宗子，地位最尊。

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同时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异姓有功的贵族，则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于是，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体制，使政权不但得到族权而且得到神权的配合。“亲亲”、“尊尊”在这里获得完备的、严格的体现，成了宗法制的精神支柱，也是周礼的根本原则。

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代的事。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

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在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由此可以看到，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是完全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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