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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开展（第3页）

《谈美》一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于1932年，是朱光潜写给青年人介绍美学知识的著作。它以深入浅出、活泼有趣的方式探讨美学理论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20年代西方美学的介绍作了一个小结，同时也为创建中国独立的美学体系做出了新的努力。正如有的美学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从他开始，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设才逐步摆脱了介绍多、创见少的局面，而进入了以自身阐述为主的阶段。由介绍为主到阐述为主，这是现代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一步。”[30]

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是建立在接受克罗齐美学影响并对之加以修正基础之上的。其核心观点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同时，他强调审美与现实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则又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在当时都是富于创见的观点。

此外，朱光潜还主张人们应具有广泛的美学趣味，以充实生活。他提出“怡情养性”的美学功能说，崇尚“静穆”的美学境界，发展王国维的境界说，创发“诗境”论，总结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美创造规律，在美学王国里自由翱翔，取得了丰硕成果。无疑，他属于那种一生都沉醉在美的追求与美的研讨意义上的真正美学家。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民国美学得以继续发展。此期美学发展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唯物主义美学体系的异军突起，它“为在美学界结束长期由唯心主义观点一统天下的局面吼出了第一声”。[31]同时，文艺美学的研究也继续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趋势。

这一时期，构筑美学体系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蔡仪的《新美学》，萧树英和傅统先的两本同名著作《美学纲要》，洪毅然的《新美学评论》等。重要的译著则有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朱光潜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

在美学体系的建构上，此期最有贡献的是蔡仪。蔡仪（1906—1992），湖南攸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唯物主义美学家。1942年，他出版了《新艺术论》一书，1944年又写成《新美学》一书并于1947年正式出版。《新美学》是民国时期第一部建立唯物主义美学体系的美学专著。在此之前，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周扬和毛泽东等人虽然都曾阐发过一些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并对有些唯心主义美学观念提出过批评，但这种阐发和批评均是零碎的。真正从美学方法、美的本质、美感到艺术以及美、美感和艺术的种类，系统地、多方面地揭露此前旧美学的矛盾，力图将美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体系之上的美学家，首推蔡仪。他在此书中对美学一系列基本问题，都做出了融会贯通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提出了“美是典型”等创造性见解。虽然，其学说总体上看尚带有一定的机械唯物论色彩，但却为今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对文艺美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主要有李长之、朱光潜、邓以蛰和钱钟书等人。李长之、邓以蛰重点观照于美术，代表作分别为《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和《画理探微》；朱光潜和钱钟书则侧重于诗歌和文论。前者的代表作是《诗论》，后者的名著则为《谈艺录》。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以中西融会的美学眼光来研讨各种文艺问题，因而取得不同凡响的成果。

[1]张友渔：《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政治科学大纲》代序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中国传统的“经济”意指“经世济国”，直至晚清设“经济特科”时，此意仍然没有改变。今天所说的“经济”一词系从日文引进，而赋予它现代意义则是20世纪之初的事。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习日本人杉荣三郎编写了《经济学讲义》，这大概是最早取名“经济学”的中文本。

[3]叶世昌：《经济学译名源流考》，《复旦学报》，1990年第5期。

[4]据统计，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期间，出版有关西方经济学的著作约有42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书，较重要的也有15种之多（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104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5]秦孝仪：《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二分册，935、958～95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

[6]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中国学者经济学著作的流行情况及有关数字，多采纳李竞能先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的传播》一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1045～104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7]有些调查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进行。

[8]施建生：《经济学》，3～4页，《中华民国科学志》（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

[9]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5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10]王康：《社会学史》，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当时，不属于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研院社科所系统的调研成果，重要的还有言心哲的《农村家庭调查》，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朱汉章的《泗阳县社会调查》等。与此同时，苏区的社会调查也很有特色。著名的成果有毛泽东的《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1]林耀华认为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见之于他1899年写《东籍月旦》，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2]《蔡元培选集》，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学在中国》，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4]关于民国民族学学派的划分及其代表人物的分派情况，李绍明《民族学》一书中的第二节“民族学发展史略”。参见李绍明：《民族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15]周作人：《儿歌之研究》，《歌谣周刊》，第33、第34合期，1923。他在附记中称，此文系10年前旧作。

[16]此分期说系采用中国民俗学史专家王文宝的说法，见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此外，重要的分期说还有杨成志先生的三阶段说（即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及以后几年突出为一个时期，见其《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杨堃先生则分得更细，为五阶段（见其《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一文）。

[18]罗香林：《关于〈民俗〉的平常话》，中山大学《民俗周刊》，1929年第81期。

[19]杨成志：《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0]杨成志：《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

[21]我国古代，“教”与“育”二字往往分开使用，《说文》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但也有连用的，如《孟子·尽心上》就有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常用词组，是清末开始的。“教育学”一词亦然。

[22]黄济：《教育哲学》，2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3]其创办人为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的骨干邰爽秋。

[24]此两文不久之后即被编入当时很有影响的《迷信与心理》一书。

[25]李树珍：《建国前汉字心理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年第5期。

[26]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7]徐庆誉：《美的哲学》，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28。

[28]卢善庆：《近代中西美学比较》，6～7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29]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0]邓牛顿：《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16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1]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3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