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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开展（第2页）

行为主义学派是在民国心理学界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学派，其创始人华生的许多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出版。如《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臧玉淦译，1925）、《1925年心理学》（张耀翔等译）等。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不仅大量介绍了行为主义心理学，而且在实验和理论上均有所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心理学界的关注。

格式塔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也受到民国心理学界的重视和介绍。在这方面，高觉敷、肖孝嵘的贡献最为突出。肖孝嵘是首先把格式塔心理学介绍给国内的人，“格式塔”一词由他首先译出，现已在国内通用。1933年，他出版《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率先对此派心理学作系统的介绍。继他之后，重要的译著还有高觉敷译考夫卡的《儿童心理学新论》（1933）、译勒温的《形势心理学原理》（1945）、译苛勒等的《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1935）、傅统先译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6）等。

引进精神分析学派最有成绩的是高觉敷。他继夏斧心1929年译弗洛伊德的《群众心理及自我分析》之后，于1936年分别高质量地译出了弗氏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除上述各流派的译介外，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的、宏观介绍与总结西方心理学史的翻译和著作。翻译如陈德荣译的《心理学史》（1931）、谢循初译的《现代心理学派别》（1934）、高觉敷译的《实验心理学史》（1935），著作如陶孟和的《现代心理学》（1922）、崔载阳的《近世六大家心理学》（1926）、邰爽秋的《心理学的派别》（1935）、郭一岑的《现代心理学的概观》（1937）等。

当然，民国的心理学家们并没有停留在对西方心理学的简单介绍上，而是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心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关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郭任远、潘菽、郭一岑等人有突出表现。郭任远（1898—1970），广州汕头市人，曾留学美国。他对行为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批评，产生过世界影响。1921年，他发表《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批评锋芒直指心理学权威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系主任麦独孤，并且触及美国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此文震惊美国心理学界。此后几年，他相继发表《我们的本能是怎样获得的》、《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一个心理学革命者的口供》、《心理学里面的鬼》、《一个无遗传的心理学》等文（1928年合为《郭任远心理学论丛》，由开明书店出版）。观点虽不免有点“机械论”的色彩，但捍卫心理学的科学性，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启蒙作用。郭任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版过一系列研究和提倡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著作，如《行为学的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行为学的领域》等。对我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开展贡献最大。

此外，他关于鸟类胚胎发育以及训练猫不吃老鼠的实验研究，也受到了国际心理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潘菽十分注重心理学基本理论建设，特别是关注中国心理学走向。他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心理学发展的预言，曾在心理学界引起广泛讨论。代表作有《心理学概论》、《社会的心理基础》和《心理学的应用》等。

郭一岑、曹日昌是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早期倡导者。郭氏1934年编译《苏俄新兴心理学》，为中国最早介绍苏联心理学的译著之一。1937年，他编著《现代心理学的概观》，批评了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在立足点上的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通病，认为心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并强调其社会性，为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创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其主要论著还有《遗觉之研究》、《内分泌研究对于心理学的关系》等。曹日昌的名著则是1939年出版的《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

在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汪敬熙有不少创造性的成果。他对白鼠活动与性周期关系的研究，对皮肤电反射与汗腺分泌关系的研究，对两栖类胚胎行为的研究，都有引人瞩目的突破。特别是关于皮肤电反射的研究，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他还是第一个将电子仪器引入中国用于脑功能研究的人。唐钺在白鼠的研究方面也较有成绩。

教育心理学，特别是汉字心理学的研究，在民国时期一直很活跃。艾伟（1890—1955）是这方面最为杰出的代表。他1938年首创中国教育心理研究所并任所长。所著《汉字问题》一书积25年研究而成，对提高汉字学习效能，推动汉字简化以及汉字中直排改为横排等，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著作除《汉字问题》外，还有《教育心理学论丛》、《教育心理实验》、《教育心理学大观》（三册）、《阅读心理》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字心理学的研究最为发达，内容包括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横直排问题、字词汇的调查以及教学问题、书法心理等多方面的研究，对推动心理学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取得过成绩的还有刘廷芳、沈有乾、周先庚、龚启昌等人。刘廷芳是第一本《汉字心理学》的作者；沈有乾用眼动视察研究法，在中文阅读横直排问题上有创见；周先庚发表过一系列汉字心理实验方面的重要论文，还热衷于阅读心理实验仪器的设计与改良，发明了四门速示机。对于汉字的完形结构，他也撰文进行分析，提出汉字分析三要素，即位置、方向及时间连续，为实验工作提供了基础。此外，他还研究得出了一条7岁至70岁受试者的识字能力曲线，当时心理学界称之为“周先庚曲线”。[25]

儿童心理学和心理测试研究，是民国心理学最受社会关注，取得成绩也较大的一个领域。几乎所有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都曾在此一领域有所作为。其中，陈鹤琴、肖孝嵘、黄翼、孙国华、廖世承、陆志韦是成就较大的几位。

陈鹤琴（1892—1982）1923年创办鼓楼幼儿园，作为儿童心理研究的实验园地。1925年，他根据观察、实验、教学和研究积累的资料，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册）。1921年又与廖世承合作出版《智力测验法》一书。不仅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有力地启发了同行，而且成果还很快转化成社会效益，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肖孝嵘侧重于儿童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有《儿童心理学》、《实验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及其应用》。在测验方面，他的主要成绩是着手修订了“墨跋智力量表”。黄翼侧重于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最有影响的作品有《儿童对奇异现象的解释》、《儿童绘画之心理》等。孙国华最为重要的论文首推1930年发表的《初生儿的行为研究》。

廖世承对民国心理学的较大贡献，在于心理测验。他除了与陈鹤琴编著了《智力测验法》之外，还编制了《廖世承道德意志测验》、《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等。1925年，他出版《测验概要》一书，为心理测验理论和方法方面的重要总结之作。

陆志韦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中国儿童的无限制联想》。在测验方面的主要贡献是1929年和1936年两次修订比纳、西蒙智力测验。此外，他还是民国时期心理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有着广泛的心理学兴趣，致力于心理学教学，培养了大批心理学人才。高觉敷、张耀翔等人也是如此。高觉敷在系统传播西方心理学方面尤有杰出表现，他的不少译著，都成为了影响久远的心理学汉译名著。

工业工程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在民国时期也有初步发展。陈立是我国最早从事工业工程心理研究的心理学家，1935年他即出版了名著《工业心理概论》。丁瓒为中国现代医学心理学的著名倡导者，著有《心理卫生论丛》、《青年心理修养》等书。

总之，心理学是民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一翼，为日后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美学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开端于20世纪初的王国维。但作为一门有系统体系的独立学科，它的建立还是在进入民国以后，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

大体说来，民国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为初创和奠基阶段；30年代为鼎盛阶段；40年代为继续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全力介绍西方美学，同时开始了建构美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尝试。

1915年1月1日，徐大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述美学》一文，首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学的性质、内容、分类以及与艺术的关系，大体勾勒出现代美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刘仁航1920年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美学家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一书，对古希腊至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主要的美学思想加以了译述，这是中国读者最早见到的关于西方美学发展史的系统之作。

在民国美学的奠基过程中，蔡元培、吕澂、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美学，传播西方美学的先驱之一。早在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时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他就公开提出要实施“美育”的宗旨。1917年，他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阐述其美学美育观点、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美育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1919年，中华美育会成立，发行会刊《美育》。许多报刊也都纷纷刊登美学美育文章，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美育运动。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美学课程，亲自编写美学教材并授课。他1921年讲过十余次美学，并着手撰写《美学通论》，可惜未能写完，现保存下来的手稿仅有《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和《美学的对象》三种。但尽管如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却起到了一种垂范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和艺术专门学校开设美学课，开展审美教育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26]。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各类艺术和美术专门学校纷纷创立起来，艺术和审美教育开始突破传统的师徒授艺方式，逐渐走向近代科学化，这些与蔡元培的倡议和支持都是分不开的。

五四前后的美育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使美学的创立成为一种迫切的时代需要，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这一时期，被源源不断翻译、介绍进来的西方美学思想，已不限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黑格尔等人，同时也涉及欧美日本的各种现代美学学说。其中特别是里普斯、克罗齐、厨川白村美学学说的影响，最为深入而广泛。此期重要的美学译著有英国马歇尔的《美学原理》（1922，萧石君译），日本黑田鹏信的《美学纲要》（1922，俞寄凡译），德国耶路撒冷的《美学纲要》（1922，王平陵译）等。介绍和评述西方美学的重要论文有《栗泊士（即里普斯）美学大要》（1920，澄权译），《现代之美学》（1924，俞寄凡译），《康德审美哲学概论》（1924，虞山译）等。评述西方美学史的论著，则有黄忏华的《美学史略》等。

在引进和融化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一些美学家开始思考并建构美学体系。他们最初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选择外国美学家的著作作为述作的间架，而后掺见自己的若干见解。这一时期，出现了吕澂、陈望道、范寿康的三本同名著作《美学概论》和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它们可以称为此种努力的代表。

吕澂（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的美学家和佛学家。《美学概论》是他1921年写成，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尝试构筑美学体系的著作。在此书中，他对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美的价值、美的观照以及艺术审美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初步的见解，成为近代中国有关美学体系的第一本较为系统的著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体系建构的真正开始。不过，其主要观点明显是介绍多、创见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

陈望道和范寿康的《美学概论》均出版于1927年。他们的著作同吕澂前书一样，以里普斯的“移情说”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内容及分类、美感、美的判断、审美经验与对象等美学基本问题。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出版于1928年，他力图博采西方各派美学理论的优点，“将美学美术及美三大问题，合一炉而冶之，分析其同异，总合其大纲，叙述其历史，批评其得失；其目的在使读者对于美的问题，能得一系统的概念，以窥美的全部”。[27]

就对美学问题的探讨本身而言，上述各家相比之下，徐庆誉的著作后来居上，探索性更为明显，而陈望道的著作则较为系统和准确，这与他较早接受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美学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引进西方美学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译介和评述西方美学的学术理论队伍不断扩大。译文译著数量也是空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仅译著就有40本，欧洲和日本的美学著作各12本[28]。俄罗斯的美学译著也达10本以上。其中较为重要的译著有克罗齐的《美学原论》（1931，傅东华译）；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1937，蔡慕晖译）；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1939，齐明译）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则有蒋径三的《新康德派的美学说》，朱光潜的《近代实验美学》等。

构筑美学体系的工作，在此期也得到发展。朱光潜的《谈美》，吕澂的《现代美学思潮》，李安宅的《美学》，金公亮的《美学原论》，是这方面最为重要的理论著述。

文艺美学，中西比较美学特别是比较文艺美学的显著进步，成为此期美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俞寄凡、张泽厚等人成绩突出。

邓以蛰20世纪30年代的美学研究与宗白华齐名，当时有“南宗北邓”之称。邓以书法美学研究擅长，所著《书法之欣赏》一文，系统探讨中国书法美学，认为“书法者，人人用指、腕与心运笔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笔画也”，并力图从书体、书法、书意和书风四个方面来进行专门的阐发，提出了许多精到之见。

此外，丰子恺著的《艺术趣味》、《艺术丛话》，俞寄凡著的《人体美之研究》，张泽厚著的《艺术学大纲》，也是艺术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民国时期最为杰出的美学家，当推朱光潜。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从20年代起即开始研究美学，终其一生从事美学事业，“他研究美学时间之长，问题之深入，理论之系统，著述之丰富，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29]。截至1949年，他发表有关美学的专著主要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诗论》，并译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