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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第1页）

第一节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欧美殖民主义的炮舰、鸦片涌入中国，其声势和规模则远远超过明末清初时西学东渐的水平。晚清的西方文化输入，就其知识性的内容而言，可以戊戌维新运动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输入西方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在后一时期，新派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介绍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使西学传播别开生面，从而把晚清西学东渐推向了新的**。

一、西学东渐的新态势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最初的西学东渐应该从明末清初算起。在当时，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耶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然而，从总体上看，此期西学传播的规模、影响都非常有限。传播渠道主要通过译书来进行，而译书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于外国传教士之手。可以说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中国处于被动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学东渐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新式学堂的创办、翻译出版机构的设立，大大拓宽了西学传播的渠道。由于晚清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动，一批初步受过近代教育，具有新式知识构成，并懂得外文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充当了译介西学的主要力量，打破了外国传教士对译书的垄断。从译介内容上来看，传入中国的西学经历了从片面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到全面介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转变。这一切都说明，晚清的西学东渐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被动局面，形成了全方位输入的新态势。

（一）西学传播途径的拓宽

晚清以前，包括明末清初，西学在华传播颇受限制，其传播渠道只有译书一途。晚清以后情况大变，出现了报刊、学堂、译书出版及人员交往等多种途径并举的传播态势。

报刊传播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中国的近代化报刊最初是由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出版了一种名叫《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报纸。这是东来的西方人创办的以中国人为读者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然而，从此时到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传教士不仅数量少，而且活动区域有限，创办报刊为数不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断派遣教会组织及传教士来华，进行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渗透。为了扩大教会势力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大致而言，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创办的。[1]由外国传教士掌握的报刊尽管以宣传宗教为宗旨，但不少教会传教都以“以学证教”为原则，在传教的同时也附带介绍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这就使掌握在传教士手中的报刊成为传播西学知识的媒介。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开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出现了华人办报的热潮，使中国拥有的报刊数量大增。尤其在晚清最后10年，全国许多城市都创办了报刊。上海、北京、广州等政治中心城市及东南大都市自不待言，就连潮州、无锡、镇江、赣州、营口等中小城市也有报刊发行。这些报刊，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也无论是何种性质，它们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介绍各种世界新知，开启民智。在传播和介绍西学方面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报刊主要有以下几种：

《遐迩贯珍》，1853年9月由马礼逊教育会创办，中文月刊，1856年5月停刊，共出33期。初由麦都思主编，后奚礼尔、理雅各又先后主持。所刊内容有论说、新闻、通讯、寓言、图片等，其中有大量介绍西学及世界大势的文章。

《格致汇编》，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6年2月创办，月刊（改季刊），为晚清最早的科学杂志。创刊后，旋办旋停，1892年冬出至第7年第4卷终刊，共计出60卷。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从自己译介西学的工作中感到，要使“格致之学”在中国“盛行”，首先必须对民众进行科普教育，“急宜先从浅近者起手，渐及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2]为此，他创办了《格致汇编》。该刊主要介绍近代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知识，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大凡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以及纺织、冶炼、制造、运输等生产技术及水雷、火炮等军事技术，几乎无所不包。《格致汇编》创刊后颇受读者欢迎，销路畅达，发行量每期在三四千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傅兰雅像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主编，周刊。从第301卷（1874年9月）起更名《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883年7月出至第750期停刊，1889年2月复刊，改月刊，期数另立，成为外国教会机构广学会的主要舆论工具。1907年停刊。改名后，该刊在每期扉页附印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表明它比一般刊物更注重对各种知识的宣传介绍。《万国公报》因其知识性强，发行时间长，而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发行量从最初的每期两三千份增加到5。4万份（1903年）。

《新民丛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保皇会主要舆论机关。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梁启超、蒋观云先后主编。撰稿人有韩文举、欧榘甲、马君武、麦孟华、徐勤、徐佛苏等。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该刊在创刊号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即“维新吾民”、“养国家思想”、“导中国进步”。其基本精神就是用近代的新思想、新知识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基于这种宗旨，该刊十分注重对域外新知的宣传介绍，所设栏目有：论说、学说、政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传、地理、教育、学术、兵事、宗教、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小说、文苑、新著介绍、问答、余录等。第一年共辟24个栏目，以后各期经常保持的栏目在10个以上。从栏目的设置可反映出该刊所载内容的丰富多彩。《新民丛报》对西学的介绍，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尤其对后者的介绍成就卓著。涉及哲学、政治、法律、文学、教育、历史等方面，近代人文科学的主要领域，大都包罗在内。《新民丛报》宣传的这些内容，适应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学的强烈追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刊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万份上下，有时每期再版或辗转翻印达10余次之多。

《科学世界》是近代中国人创办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专门杂志，由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创刊于1903年3月，1904年年底停刊，发行了12期。后于1921年复刊，发行了5期旋停。主要撰稿人有虞和钦、王本祥、虞辉祖、杜亚泉、徐宗彦等，多为自然科学的专家和爱好者。该刊宗旨：“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3]即以宣传实业救国，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为己任。该刊所载内容较为广泛，其“简章”中拟定的栏目有：图画、论说、原理、实习、拔萃、传记、教科、学事汇报、小说等。通过这些栏目，该刊登载了大量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为了更形象地宣传科学知识，该刊还登载科学小说。日本木村小舟写的科学小说《蝴蝶书生漫游记》，由日人茂原巩江、王本祥合译，在该刊连载。科学小说寓科学知识于故事情节之中，很能吸引读者，能够收到一般科学论著所不能有的宣传效果。

新式学堂也是晚清西学传播的重要途径。在晚清，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教育领域的变革。新式学堂的出现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晚清出现的新式学堂主要有3种类型：第一类是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堂，它们出现最早；第二类是由清政府开设的近代学堂；第三类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各种民间团体创办的新式学堂。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创办学堂，不过为数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教会取得更多的传教特权，兴起了办学热潮，教会学校数量与日俱增，办学水平也有提高，不仅兴办了一些中学，而且还出现了少数大学。教会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4]，以便用基督教征服整个中国。基于此种目的，教会学校便把宗教、科学知识、四书五经及英语当成基本教学内容。

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是从1862年创设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共举办了这类学堂20余所，以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和技术人才。这些学堂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教育的窠臼，但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西方近代学校的某些体制教法，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外语之类的课程，传播了一些域外新知。1901年“新政”以后，清朝教育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清末的新式学堂，既不同于旧式私塾，又不同于中日甲午战前的洋务学堂，近代色彩更加鲜明。清政府在1902年颁发的《钦定中学堂章程》对所开课程作了这样的规定：“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算学第三，辞章第四，中外史学第五，中外舆地第六，外国文第七，图画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体操第十二。”[5]尽管此期的清朝官方教育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但近代学科知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官方学堂亦是传播西学的重要途径。

创办新式学堂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兴资产阶级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此都很重视，并付出了实际努力。这些机构在介绍西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维新派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采取中西学并重的方针，分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几科，不仅教授自然科学，而且还宣传了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培养出蔡锷、林圭等人才。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也办了许多学校，以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大通师范学堂等便是其中的著名者。这类学堂办学宗旨比较开明，没有官方学堂的种种限制，“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独立为主”，在教学内容上，西学重于中学；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场所。

上海广学会

除了报刊、学堂之外，晚清西学东渐的途径还有翻译出版机构。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就提出“访夷情”、“译西书”的主张。林则徐为了翻译西方书刊，聘请梁进德、袁德辉等为译员，从事翻译工作；把部分内容辑成《华事夷言》，开晚清译书之先河。然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近代翻译出版机构则是外国传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创办的墨海书馆（1843）、华花圣经书房（1845），翻译出版了一批晚清较早的西学书籍。60年代以后，由外国人掌握的出版机构有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和广学会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学会。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后改名广学会。其成员主要是寓沪的外国人，有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英人赫德是它第一位会长。广学会是在宗教旗号下从事文化活动的社团，以编译西书为主要工作。据统计，1887—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到1911年，共出版461种。[6]其中非宗教性书籍占一多半以上，涉及哲学、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同时还发行多种刊物，主要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大同报》《中西教会报》《女铎》等。书报发行点遍布全国，1898年有28处，到次年增至35处。广学会是清末编译西书、介绍西学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西书，并成立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创设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也兼有译书的职能。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聘用徐寿、李善兰、华蘅芳、赵元益等中国学者及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为译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西方科技类图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各种技术知识。仅到1880年为止，该馆译成西书共143部，已经出版者达98部。京师同文馆也设有印书处，馆内师生不断译印科技书籍，到1888年强学书局成立前，编译西书20余种[7]，为西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蘅芳像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译书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上海）、译书公会（1897，上海）、译书汇编社（1900，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广智书局（1901，上海）、江楚编译局（1901，南京）、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上海）、文明书局（1902，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6）、中国医学会（1909，上海）等。此期的翻译出版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情况复杂，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设在国内的，还有设在国外的。出版的书籍除了有科技类外，还有大量人文科学类，而且后者比重越来越大，构成此期西学引进的主要内容。流行于欧美国家的进化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门类，大都得到系统的介绍。值得提出的是，此期的国内学者把求学目光转向日本，以致在中国出现了日文西书翻译热。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取得成功的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另外，中日文字相近，译日文较译西文更易，是学西方的捷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日文书籍大量增加。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1911年的十余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计958种[8]。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实际数字要在1000种以上。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丰富了引进外来文化的内容。

人员往来也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晚清以前，中外人员往来主要表现为外人来华的单向流动，中国人很少出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人员往来不仅人数增多，次数频繁，而且出现了多向发展的情况，既有大量外国人来华，又有不少中国人出国。许多出国的中国人或者考察异域风情，或者学习别国新知，并通过日记、游记、文章、著作等形式，把外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到国内，为国人了解域外大势开辟了新的途径。

晚清时期，由于中国闭关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了自明末清初以来外国人来华的一个新的**。仅以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而言，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只有数百人，而在晚清，到19世纪末，来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800人[9]，基督教传教士则达1500人[10]。如果算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外来人员，那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汇辑了1840—1949年间来华外国人名录2000余人，这些仅是来华外国人中部分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他们包括参赞以上的外交官，重要口岸的领事官，海关、盐务及邮政主管职员，租借地行政长官，政府顾问，著名传教士，军官，汉学家，新闻记者，商人，科学家及其他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外国人。其中不少人都参与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工作，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介绍西学，或者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工具。

晚清时期，中国人出洋日益增多，改变了从前的封闭状况。出洋华人数量之多，成分之广泛，都创下以往历史的最高纪录。出洋华人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员：

1．出洋劳工

出洋劳工是指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到海外谋生的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西方殖民者当作“猪仔”拐卖到海外的，与奴隶无异。据估计，1801—1850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总数约32万人。自1850年以后的25年间，出口华工猛增到228万人。这些华工有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有贩往东南亚地区的。他们在海外受尽非人的折磨，境遇十分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