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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总序（第2页）

（1）分类与综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文化史当分类研究。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其中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21]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提出，以综合方法编纂文化史，“其难益甚”，宜“就文化之全范围”，区分若干科目，作系统详尽叙述。如此，“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22]王治心的书即取名为《中国文化史类编》，内分经济、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伦理和艺术器物五类。作者在“绪论”中说：“这五个大纲，或者可以把整个的文化大约地包括起来。……合起来可以成全部的文化史，分开来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五种小史。”[23]但是，柳诒徵诸人不赞成分类而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柳诒徵以为，分类的方法难以说明文化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此纵断之病也”。[24]何炳松则指出，分类纵断的研究无法表现“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由此组合成的所谓文化史，“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25]应当说，柳诒徵等人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因为文化专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化史不应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

（2）文化史的分期。此期的研究者都将进化的观点引入了文化史，强调要“注意动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进化变迁的法则，说明社会演变，人类活动行为的影响”[26]。他们普遍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也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不愧是文化史研究的创始者，他看到了文化史自身的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史的分期不应与政治史划一的重要思想。[27]从宏观上看，此期的研究者多以上古、中古、近世对中国文化史作长时段的区分；从微观上看，则是超越王朝界限，力图以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作中时段的区分。前者可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为例，它以远古至两汉为上古；魏晋至宋、元为中古；明至当代为近世，并依此分为三编，构建全书体例。柳诒徵写道：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28]

后者可以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为例，它分中国文化史为八期：

自太古至西周的宗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社会破裂后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秦汉两代统一安定的向外发展的时期；魏晋朝民族移徙印度新文化输入的时期；隋唐两代民族同化成功新文化出现的时期；晚唐五代宋朝民族能力萎缩保守思想成熟的时期；元明清三朝与西方文化接触逐渐蜕化的时期；晚清以至今日大革新的时期。[29]

他们的上述分期是否科学，可不置论；重要在于，他们都力图从中外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大势上，考量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无疑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新思维。

（3）唯物史观的运用。尽管此期的多数研究者并未接受唯物史观，但是毕竟有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和倡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例如，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说：“社会生产，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30]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也强调，一国的经济“与一国的文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重大的影响”。作者进而引德国学者的话说：“无论如何，唯物史论包含一个大真理，植物赖其所生地的肥料而生长，繁殖开发，同样道理，可知食物根源的扩张（如由农业），生产方法的进步（如因资本主义的制度），工艺上的文明（如铁路、省劳动的机器等），对于文化发达发生的影响，远胜于道德教训、宣讲书籍、艺术品、哲学系统。”尽管经济并非影响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就一切社会学的现象看起来，经济唯是有大影响于文化发达的”。[31]固然，这些研究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把握，尚属粗浅，故其于文化史现象的分析一时也难以避免简单化的倾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终究属于发轫期，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20世纪30年代初，朱谦之著《文化哲学》一书，以为已有文化史研究的不足，在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陈寅恪也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失之在“滞”；新派多留学生，喜欢照搬外国理论，其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失之在“诬”。[32]二者的批评有相通之处，颇能中其肯綮。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具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文化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实陷于中断。这主要是受“左”的思潮影响，视文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薮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果。

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其根本转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国人得脱“左”的羁辔，百业发舒。与此相应，中国文化史研究与“文化热”同时升温，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更似春潮勃发，迅速蔚为大观：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专门的学术团体、期刊出现了；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在举行；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这场文化和文化史“热”，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的著作为数十分可观。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蕙孙的《中国文化史稿》等，是有影响的通史性的著作；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则是断代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此外，有关区域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为数最多，更不乏精品佳构。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从质量与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上看，均非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能同日而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得以复苏乃至于勃兴，归根结底，是中国揭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酝酿着转型的产物。所谓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目标，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自身整个文化的现代化。就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不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它只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此，去除糟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也因是之故，欲解答现实中的文化问题，便不能不去请教历史。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任重道远，它需要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中国文化史研究恰恰可以高扬爱国主义，为之提供无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支柱。很显然，20世纪末，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史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然，思想既经解放，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史这块长期荒芜却又辽阔而肥沃的学术园地，自然会吸引来众多拓荒者。这即是说，中国文化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强劲内驱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要言之，此期中国文化史研究复苏的原因与20世纪20—30年代肇端的原因，一脉相承，只是因时代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愈加斑斓的特色罢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成就斐然，超过了前期，但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前期业已提出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新的分歧。例如，柳诒徵等人早已提出，中国文化史应是综合的，不应是专门史的组合，这在今天虽成共识，但究竟应怎样实现综合，当年的柳诒徵等人在实践上并未解决，今天我们也仍然处于摸索的过程中。文化概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此不待言；但是，如今文化史的界定本身也成了争论的问题。此外，朱谦之曾提出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应当说，迄今足以表现中国气派的文化学理论，尚未见之。从西方引入的各种文化学理论为数虽多，但有经久生命力的学说也不多见。陈寅恪所说的失之于“滞”的旧派学者固然不存在了，但他对于失之于“诬”的新派学风的批评，却不能说已无现实的意义。

学术的本质在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的现象是正常的，它反映了学术研究无止境和学术研究的艰辛。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不应沉湎于概念的争论而停止了实践的探索。苏联的学者说得对：“如果只集中注意力去制定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准确的、完善无缺的定义，再开始研究俄国文化史未必是合适的。”[33]唯其如此，我们以为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化通史》，不仅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中国文化史发展脉络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因受其根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展开形式的制约，从而显现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34]因之，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来便重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和“具有独特的特征的”所谓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35]

缘是可知，欲理解中国文化史，注意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文化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其分期应有其自身的根据，而不能强求与政治史或经济史相一致。固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此种反映绝非径情直遂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中介层面实现的。因之，二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以为政治经济是第一性的，文化是第二性，是政治经济的派生物。事实上，文化自身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从人类历史上看，精神文明并不总是与物质文明同步。如古希腊的生产力并不发达，但却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历史上，德国曾长期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这并不影响她时常占据欧洲文化交响乐团中第一提琴手的位置。同样，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物质文明水平不高，但它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巨人辈出的黄金时代；宋代国势孱弱，但人多公认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陈寅恪甚至这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

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当考虑到以下几种因素：

其一，中外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广泛吸纳了域外文化，其中尤其是东汉后传入的印度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更是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促使其解纽、转型和近代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包含着外来文化的基因，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内驱力，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

其二，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汉唐之际中国文化进入了发舒的重要时期，其间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大融合，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故陈寅恪曾反复强调指出：必须明白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37]。实则，与言中国中古以后的文化史，也依然不容忽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只须指出蒙古族与满族曾先后入主中原，分别建立了元朝与清朝，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源起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其三，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具有独特特征的所谓社会，即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形态，如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文化的发展虽然并不总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但是，归根结底，文化的发展又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即一定的文化形态适应于所由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形态。所以，有所谓古代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等的分际。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唯物论的观点。

缘此，从文化的性质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发展态势上，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史曾有以下两种长时段的分期：

（1）自远古迄西周[38]，属古代社会的文化；自西周迄明清，属封建社会的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迄新中国成立，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近代文化。

（2）自远古迄汉代，是为中国文化独立形成与发展的时期；自汉代迄明末，是为中国文化积极吸纳域外文化，尤其是印度佛教，从而使自身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时期；自明末迄新中国建立前，是为西方文化渐次传入，中西文化相激相**终相融合和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时期。[39]

上述两种分期，视角不同，实质是一致的，即都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但略显疏阔。依上述理路，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大势，还可以进一步大致分成六个时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前期）；近代。兹分述如下：

第一个时期，先秦。

这是中国文化的孕育、化成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期和第一个**期。先秦文化的集成奠定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础，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从这个时期发轫、源起。

先秦文化的积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170万年前元谋猿人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到现代人的演进，度过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通过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这标志着他们已经艰难地越过了蒙昧、野蛮而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中国大地的文明曙光，最早是以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发生为特点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我国广大的区域内，即已经形成了若干初级文明的文化区域：陕晋豫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湖北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鄱阳湖——珠江流域文化区、辽西河套文化区。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不断地积累、发展、碰撞，最后通过在中原地区的交汇、融合，完成了中国古代从野蛮到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王朝——夏。

我国古代是在基本上没有改变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它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夏王朝基本上还是氏族方国联盟的王朝，王权通过巫术神权去体现，其思想文化还带有强烈的氏族观念和宗教神权的巫术特征，人们的思想意志，归根结底，要以神的意志为转移。

商代是神权政治的极盛时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相对狭窄与它统治区域广大的矛盾和以子姓为主的家族统治集团与外服异姓方国的矛盾，促使商的国家宗教越来越向强化神权、王权的方向发展。商代的巫术神权无所不包，其思想、文化、艺术无不带有典型的沟通人神的神话或巫术的意义。

殷商以一味迷信天命走向残暴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周初“封建亲戚”，在“因于殷礼”的基础上，吸收殷亡国的教训，制定了以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主导思想的礼乐文化，完善周王朝的上层建筑。这是我国古代神权思想解放、理性文化思想形成的第一步。

礼乐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德”。周人强调“敬德”，强调用人力、人的道德保有“天命”即掌握政权，主张用体现国家制度、人伦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礼”来稳定社会的等级秩序；用“乐”来引导人们在遵守等级秩序的前提下的亲和。这是商周之际统治思想也是文化思想的重大变化。它孕育和涵盖的“人治”理性精神和一统“和合”精神，对中华民族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都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新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和郡县制的发展，使处于几个不同文化区域的争霸大国逐渐形成几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宗法制度的崩溃，“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的发展，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和文化思潮的发展。急剧动**的社会变革，戎狄蛮夷和华夏融合，农业、工商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华夷关系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伦理学说的探讨。由此，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竞相揭出，不同流派的私家讲学和各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述逐渐发展。儒墨显学之争已揭开了文化争鸣的序幕。

战国以后，新成长起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处在统一中国的激战之中，他们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礼贤下士成风，学术政策宽容，为士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求创作新的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雨后春笋般涌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纷然并存，相互驳难，形成了错综复杂、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

百家争鸣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思想家智慧的结晶。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理性文化已经达到了博大的、难以攀登的高峰。它的出现，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战国诸子的学说中找到源头，甚至今天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诸子那里发现头绪。

第二个时期，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