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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春秋战国私学的兴盛（第1页）

第三节　春秋战国私学的兴盛

夏、商、周“学在官府”，教育被少数人所垄断。通过官办的学校培养政治、军事、文化人才，成为人才成长的主要途径。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礼崩乐坏，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五霸七雄的激烈斗争，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当时“圣贤不明，道德不一”[33]，新旧交替，无所遵循。“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34]各级各类官办的学校，从地方的庠序，到诸侯的泮宫，乃至天子的小学、大学大都日益衰落，废坠无闻。“学校不修”，“人废学业”[35]。“天子失官，学在四夷。”[36]私人讲学和私人养士之风日益兴盛。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局面被打破了，学校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学者聚徒讲学，士人择师从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我国历史上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阶段。

一、孔子办私学

人们常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办私学的人。”其实不然。大概早在春秋中叶，私学就已经出现。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私学已有相当的数量和一定的规模。

据《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法家的先驱邓析为了宣传自己编著的《竹刑》，就曾在郑国办过私学：“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只要交纳一定的学费，他就可以向他们传授法律知识。邓析死于公元前501年，他办的这所私学很可能早于孔子的私学，或者与孔子的私学大致同时举办。

据王充的《论衡·讲瑞篇》记载，鲁国的少正卯是与孔子同时同地的一位著名的私学教师。他讲课很有煽动性，他办的私学“聚徒成群”，“与孔子并”。不仅规模很大，而且名声很高，致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双方争夺生源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正是孔子诛少正卯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7]，他在少年时代除了跟随母亲学习之外，很可能在私学中受到过比较系统的训练。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还曾“学鼓琴师襄子”[38]。其中老子、师襄子很可能是当时的私学老师；而孔子跟随齐太师学乐，粗茶淡饭，刻苦求学，这至少等于读了几个月的自费讲习班。由于“孔丘年少好礼”，估计在20岁左右，鲁大夫之子懿子与鲁国人南宫敬叔就曾“往学礼焉”[39]。大概从这时起孔子就开始收徒讲学了。而自从向老子问礼以后，孔子又大有长进，办学的规模逐步扩大，这就是《史记》所说的：“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40]孔子曾亲口说过，他“三十而立”[41]，这时他不仅已经开始收徒讲学，而且已经成为一名闻达于诸侯的著名学者了。因此当齐景公与晏婴到鲁国后，还曾亲自向孔丘请教秦穆公称霸当时的原因。[42]

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政变，鲁昭公逃亡到齐国。孔子随后也来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齐景公十分欣赏孔子的儒家学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对儒家学说作了如下评论：“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43]从这一评论看，当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已经形成，并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孔子用礼乐道德教育学生已经成为儒家的鲜明特点。

从42岁到50岁之间，孔子由“不惑”之年逐渐进入“知天命”的年华。当时不论近在鲁、齐，或者远在吴、越，各诸侯国的君臣对孔子都相当崇拜。有些疑难不解的问题，往往派人向孔子讨教。不少人对孔子都十分佩服，甚至称孔子为“圣人”。由于鲁国发生了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的变故，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政”的状况，孔子对这种局面十分不满。“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44]估计在这时，孔子私学的规模已经很大了，教学内容也日益完备。

当孔子50岁时，鲁国政局发生了有利于公室的变化。于是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即鲁国首都市长。后来又由中都宰提拔为司空、大司寇，先后负责鲁国的土木工程建筑和司法工作。后来还曾一度“由大司寇行摄相事”[45]。但由于与执政的季氏政见不同，孔子的仕途很快就终结了。

从此之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有几十个弟子与他同行。他们一面寻找出仕的机会，一面进行教育活动。他们先后到过七八个诸侯国，在外奔波14年。孔子的私学变成了一个游学集团，变成了一所流动学校。对于这一时期的作为，孔子曾经有一个自我评价：“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46]可见他主要还是从事教学活动，而且以“发愤忘食”的精神进行某些研究工作。

孔子68岁那年，由于孔子的弟子冉求率军打败了齐国，鲁国执政的季康子改变了对儒家的成见，“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47]。“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48]他一方面继续招徒讲学；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修订、编辑了《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重要历史文献。从此儒家有了正式的教材。

《诗》又称《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现存305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即15国国风，共160篇，这是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

《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集。其中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记述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易》又叫《易经》或《周易》，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哲学著作，后来演变为占卜用书。它包括《经》、《传》两部分内容。大概出于商、周之际，孔子曾对它进行过整理和阐释。

《礼》又叫《仪礼》、《士礼》、《礼经》。古文经学家也有称《周礼》为《礼经》的。《周礼》主要记载西周以来的官制，又称《周官》，分为六部分，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春秋》又叫《春秋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当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统称为“春秋”。孔子修订的是鲁国春秋，它以鲁国历史为主，兼记当时各有关国家和周王室的大事。其中共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史事。

六经中唯《乐经》失传。司马迁曾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9]又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50]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他收的弟子累计有3000余人，其中有成就的大概有70人。这几千个学生主要出身于“士”这一阶层，其中还包括一些放牛的、种菜的等出身低微的人。他的施教原则是“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反映了“学术下移”的历史趋势。他的教育内容以诗、书、周礼为主，目的是传授奴隶主阶级的文化，但结果却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和历史材料。他让自己的学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希望他们学而优则仕，学好以后出去做官。因此他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也不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但他所教出的学生也不都是搞克己复礼的，这些人挤进当时的统治阶层，本身就是对世卿世禄的一种否定。尤其是他的后学弟子，在他死后分成了几派，其中一派就是主张革新的，帮助魏国改革的李悝、吴起，帮助秦始皇改革的李斯以及韩非等，都与儒家有一定的关系。

在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方面，孔子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司马迁评论说：“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51]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有的是讲教学内容，有的是讲孔子为人处世的原则，但其中主要还是概括了孔子关于教学方法的宝贵经验。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要“博学于文”[52]，要好学多思；要“讷于言而敏于行”[53]，要勤学之，笃行之；要忠于国君，忠于所事，忠于国家与民族；与朋友交往要讲信用。正如子夏所说的那样：“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54]这里所讲的虽然主要是教学内容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但也包括一部分教学方法。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主要是教育学生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学习，看问题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只凭主观猜测，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主观认定必然如何如何，而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多方面的因果关系；不要固执己见，总自以为是，而要虚心考虑各种不同意见，随时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总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服从真理，还要善与人同。所有这些都是说，学习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虚心向一切人学习。

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主张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史记》所说的“不愤不启”和《论语·述而》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意思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当他们经过反复思考还得不出结论时，才可以去启发他们；或者当他们已思考成熟，但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言词表达时，才去开导他们。也就是说，不是采用灌输的方式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他们动脑子认真想问题，然后才教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老师已向你解释了四方形的一个角，你如果不能以此类推出其他三个角的情形，对这种学生就不能再多讲新的知识了。总之，孔子不仅要求学生认真思考，要求教师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去“开其意”、“达其辞”，而且要求学生通过具体事例，概括出普遍原则，不断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扩大知识面。

另外，孔子还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主张“温故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以及主张“因材施教”等，所有这些都对后人有启发作用。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春秋时期私学的典型，它继承了夏、商、周三代重视道德教育和重视六艺教育的传统，但却突破了三代“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同时又整理编辑了一整套私学的教材，还总结了一系列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从而为儒家的学校教育乃至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教育打下了基础，孔子的确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二、墨家的私学集团

自孔子办私学之后，墨家的私学集团也成为著称于世的学术团体，因此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55]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56]。“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57]

墨子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生当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公元前468—前376年）。墨子自称“贱人”、“鄙人”，看来出身低贱。他原是一个善于制造器械的工匠，后与鲁班齐名。他曾跟随儒家学习，“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58]。但他反对儒家重礼厚葬的繁文缛节，于是自成一家，创立了一个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子一生“上说下教”，主要进行思想宣传和讲学活动，“徒属弥众，弟子弥半，充满天下”[59]。墨家集合了社会上的小生产者，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形成了一个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墨子生前，自称有弟子300人。《淮南子·泰族训》则说：墨子有学生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死后，墨家的首领称为“巨子”，代代相传。墨家学派成为一个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团体。

墨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并把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三大治国措施之一，在《尚贤》下篇中他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由乱而治，人们才能由贫而富、由贱而贵。他认为：“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60]以道以义教人的人是有很大功劳的。

墨家私学的教学内容与儒家有明显区别：他们虽然也重视道德教育，但不是教学生熟悉那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仁”和“礼”，而是主张兼爱，提倡非攻，反对亲亲，主张尚贤，提倡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主张天志、尚同等。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希望人们学习那些符合天意民心的学问，“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61]。

墨子既重视文史知识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他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62]因此他主张要让学生学习和掌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知识、军事知识和科学知识。在《墨子》一书中不仅讲到过造车、造木牛木马、造竹木飞鸟的技术，而且讲到过制造云梯、制造攻城器械的技术，甚至还讲到过不少有关数学、光学、声学、力学乃至心理学的知识。墨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努力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用自己平生所学造福于人民。

墨子在教学方法上也与儒家有明显区别。首先，墨子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反对孔子所讲的先验论和天命论，他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63]让人家学习又鼓吹聪明愚笨是天生的，就好比让人包裹其发又去掉人家的帽子一样，同样达不到目的。也就是说，鼓吹天命论是人为地为学习设置障碍，不利于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他不同意儒家所主张的“来者不拒”的被动教育方针，而主张实行“强说人”的主动送教上门的教育方针。他说：“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64]意思是说，“好德不如好色”，你不主动宣传正确的主张，无论国君和人民就都不了解。而且墨子主要教育农与工肆之人，因此并不摆架子，并不强调别人主动登门求教，而主张教师登门送教，用“强说人”的办法积极传播各种有用的知识，推广教育。

在认识路线和学习方法上，墨子也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主张，这就是判断是非的三表法。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接受前人的历史经验；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了解当前百姓的需要；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65]，即制定政策措施，看对国家和百姓是否有利。这三表法以人们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作为真理的标准，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以及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这是对唯心主义天命思想的批判，也是人们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正确途径。

总之，墨子的私学的确不愧为与儒家相对立的显学，无论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育对象方面，墨家都别具特色并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教育理论。可惜这些教育理论在阶级社会中很难实行，因此被压制被淹没了两千多年。但对于掌握了政权的劳动人民来说，这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校和书院，绝不能忽视墨子的教育思想和墨家的学校教育。

三、儒家思孟学派的教学活动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儒家思孟学派是指曾参、子思、孟轲一派儒家，这是儒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派别。曾参以提倡忠孝著称，《孝经》是曾参一派的代表作。子思是孔子之孙，相传是曾参的学生，《中庸》一书是子思一派所作。孟轲（公元前371—前289年）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是孔子死后儒家的著名代表，因此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其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幼年丧父，其母一心一意教子成才。为了受到良好的环境影响，孟母曾三次迁居：从墓地之侧迁到市场之旁，又从市场之旁迁到学校之邻，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

孟子将学习孔子作为自己的最高志向，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66]他曾周游列国，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其一生的经历也与孔子大同小异。由于他生活于商鞅变法的前后，他的仁义道德说教与时代不合，被诸侯视为迂阔之说，无论是齐宣王还是魏惠王都没有对他予以重用。孟子曾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齐宣王给他以很高的礼遇，使他“位为上卿”，俸禄一万钟，每次出门，“后车”多乘，相当威风。但他所阐述的“唐、虞、三代之德”离现实太远，因此在政治舞台上孟子一直没有站稳脚跟。到晚年时，他回到家乡，专门著述并从事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