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四节 汉书的成就（第2页）

《地理志》也是班固的一个创建。志中详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户籍人数、土俗民风、各地物产等。志中有关国家职能的记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各郡国的详细记载，反映西汉的政权结构和大一统规模；二是通过考察各地风俗，为国家因地制宜地施行统治提供依据。《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国诸志的典范，也对地志诸作有很大影响。清代以来《地理志》成为历史地理学者热门的研究对象，由此推动了西北地理之学的发展。

《百官公卿表》这一体制为《汉书》首创。它用简明方式记录了西汉三公九卿的迁免死。它的序长达5000余字，名曰表序，实为志体。其中除阐述秦汉的官制概貌及沿革，反映中央政权的组织结构情况外，还论述了各职官的基本职能及设置得失。它为封建政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章程，且开正史记述职官制度之先河。

《汉书》对社会经济的记述，主要通过《食货志》、《货殖传》展开。

《食货志》是书中的优秀篇章，主要记述从古代到王莽时期的经济情况及历史演变。它以耕织为中心线索，把食、货分为上下两篇，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汉书·食货志》较《史记·平准书》有很大进步：第一，它的叙述分门别类，脉络清楚，改变了《平准书》农业与工商经济混杂的撰述方式。第二，它的记述范围有很大扩展，《平准书》以汉代为限，《食货志》却贯通古今。第三，它的材料搜集也更齐全，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可取的有关政策，它都详细作了记载。第四，《平准书》主要是对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讽刺、批判，没有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食货志》则系统阐述了班固的经济观点，《汉书》的富于建设性，可以在《食货志》中得到较充分证明。

《汉书·货殖传》是对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案介绍。它对《史记·货殖列传》在史实上没作太大补充，在思想观点上则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迁对富利的认识与理解，较多摆脱了儒家义利观的束缚，体现出他的异端色彩，具有超前意识。班固对经贸活动的看法则同社会的经济、礼仪、教化、治安等现实环节联系更为紧密，表现出更多的现实性。

《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也有很大进展。它通过《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较完整记录了周边各少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加了相当多的历史事实。《汉书》的民族史记述，展现出国内外各族人民生产劳动及民族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历史，也反映了在汉一统政权之下，国内各民族交好、征战，并逐渐融合的历史。在对内意义上，它开阔了各族人民的胸襟，在对外意义上，它放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民族思想的发展。在史学上，它对史书中记载这方面内容优良传统的形成有所推动，后世史学对此踵续不绝，才使这些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历史得到较完整记录，这对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贡献。

《汉书》对学术文化史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儒林传》及各学者的合传或专传中。

《五行志》为班固首创，记载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及与人事参验情况，罗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五行灾异学说，可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教材，因此历来受人攻击较多。但我们客观些分析就会得出如下认识：（1）这种学说在当时客观存在，而且流行很广，史家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2）在封建迷信外衣下，本志记载了许多自然现象及其变异情况，具有科学史研究价值。（3）志中的灾异说在封建社会里对最高统治者有警戒作用，志中修人事以胜妖孽的观点有积极意义。

《艺文志》是班固首创的篇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目录学专著。本志在大小序中详述古代各家学派的学术特点及其得失，作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工作，可抵一部学术简史。《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目录学重要流派，推进了古代文献学的发展。《艺文志》也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在东汉初图谶盛行之时，它却不收录谶纬之书，反映出人文主义倾向。在术数类各小序中，班固还表述了他对阴阳杂占、望星卜蓍等学说的怀疑及否定态度。

《汉书·儒林传》是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专史。它与《艺文志》有机结合，再配以各学者的专传，较完整地反映出古代特别是西汉的思想学术情况。

四、史观中的进步因素

《汉书》中有较浓的封建正宗思想色彩，这反映了时代特点。指出这一点很必要，对此进行适当批评也是正确的，但用超时代的标准去要求班固，过分贬抑《汉书》就不太妥当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正宗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当然很不好。但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正宗思想对于建立正常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历史前进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主要的。

对于班固的宣汉，人们进行了较多攻击，认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保守。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里，就会得出公允一些的结论。首先，汉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当时需要由封建地主政权领导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宣扬汉朝的历史功绩，增强社会凝聚力，是应该肯定的。其次，针对当时盛行的复古倒退思潮，宣汉也是社会前进的需要。最后，处在社会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每个对历史前途充满信心，具有责任感的思想家、史学家都会热情讴歌当今的，司马迁、王充都是如此。对此，我们应作出积极评价。

《汉书》缺乏《史记》那样耀眼的思想光华，司马迁敏锐冷峻的历史眼光也是班固望尘莫及的，但在对封建政治的深刻感受、对社会建设的丰富见解方面，班固却似乎稍胜一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于游侠的个人节义行为做了热情赞颂，表达了他反传统的思想见解，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司马迁往往在对个人行为的过分关注之中，忽略了对社会的考虑，对于某些游侠的不当行为，他也做了不适当的宣扬。班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出发，考察了游侠产生及演化的源流，肯定了游侠的一些可取之处，也揭示出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将游侠导入道德轨道，这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汉书·游侠传》修正了《史记·游侠列传》的一些观点，思想价值有所降低，但班固立足社会现实，明于国家大体的长处却是司马迁所不及的。

《汉书》也阐发了一些进步的历史思想，具有珍贵的价值。

从班固为《汉书》这部断代史提出“究其终始强弱之变”[60]，和“列其行事，以传世变”[61]的任务看，他对历史变化问题，是有比较明确认识的。据此，他提出顺时宜的主张。这一命题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是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政策措施和人们的行为，他引用严安的话“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62]，说明不能顺时更化的严重后果。对于“法难数变”的迂腐之论，他批评是“庸人不达，疑塞治道”[63]。这些都体现了他顺时推移的卓越见解。其二是历史运行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因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前代遗产的取舍。“汉承秦制”在历史上有一定必然性，班固看到了秦代在职官等政治制度上变革的正确性，因而充分肯定汉对此“因循而不革”，是“明简易，随时宜也”[64]。这种有因有革的观点体现了班固变化思想的丰富性。《汉书》中顺时应变的观点给古代历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于历史的发展进步问题，《汉书》中似乎没有太明白的表述。但说它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重今略古的却没有什么问题。班固把文、景时期与周代成、康之时并提，认为宣帝中兴可以“侔德殷宗、周宣”[65]，甚至评价汉朝“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66]，可以说明当今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班固还对复古倒退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了批判，这在《王莽传》中反映得最为集中。

天人关系讨论的实际上是历史动力问题，这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中心论题。班固对此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天人之间的感应是存在的。在《汉书》中他宣扬了君权神授、谴告说以至五行灾异等神学迷信学说。另一方面他又对过分宣扬这些学说表示出保留、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阐发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在天人关系中，班固经常表现出人事重于天道的思想意向。《汉书》中用很多史实论证了修德以胜天道的观点，这与人定胜天的思想相比虽然有很大距离，但它已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放到了重要地位，在天人感应之说甚嚣尘上之时，是很不容易的。《汉书》中有时还把天意与民心看作一个统一体。“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67]，“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68]，都把渺茫难知的天意具体化为民意，天意变成了空壳，民意成为它的具体内涵。这种对天与民的折衷处理，把落脚点放到民心上，体现的仍是重人事思想。

班固所说的天，有时指的是势或时。对于王莽篡汉他所讲的天时，对于刘邦帝业之兴他所讲的时势，指的都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一种事件发展倾向或趋势。这其实接触到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汉书》对天人关系的回答中，最有价值的是它对求仙祭祀和谶纬符命的批判。《汉书·郊祀志》继承《史记·封禅书》的批判精神，对秦始皇、汉武帝所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愚蠢、可笑作了揭露。在志的最后，班固还引用谷永之言进行总结：“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在迷信思潮乌烟瘴气之时，这是指点迷津的药石之言。《汉书》对谶纬符命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东汉初谶纬符命活动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班固以王莽为靶子，借助历史武器对它的骗人真相进行揭发批判，起到了警醒人心，教育民众的作用，成为当时反神学思潮的一部分。

《汉书》中还有很可贵的重民思想。书中把合民心作为历史活动的目的和评价历史行为或政策措施的标准。在封建政治中抓住了关键环节，显示了班固历史见解的深刻。这个观点与人道主义有些接近，与唯物史观还有一定差距，但在以神性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它闪烁着理性的光芒。班固还认为民心关乎国家盛衰，这又把重民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是班固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显示出《汉书》中蕴藏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