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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汉书的成就（第1页）

第四节　《汉书》的成就

一、第一部大一统皇朝的信史

《汉书》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扶风县）人。出身于显赫的豪强世家，曾祖班况的女儿在成帝时被选入宫为婕妤，班婕妤的三个兄弟都官居显要，班氏一门荣宠已极。时人有言：“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55]这样的家庭出身，奠定了班固对汉朝的感情基础。

班固的家庭还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他的伯祖班伯、班斿，堂伯班嗣都是一时知名的学者。父亲班彪在史学上卓有建树，曾作《史记后传》数十篇，对班固的史学事业，有直接影响。

《汉书》书影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基本上是从汉高祖初起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新朝）230余年的历史。全书80余万字，原为百篇，后人析为120卷。由纪、表、志、传四个有机部分组成。包括本纪12篇，西汉的执政者，从汉高祖、惠帝、吕后到平帝各占一篇，实际是全书的纲领。表8篇，有《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用简明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变化及内在联系。志10篇，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所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是全面反映社会面貌的记述载体。列传70篇，记载了从陈胜、项羽到王莽等西汉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也记载民族地区、外国以及其他不便于载入纪、表、志中的史实，是全书的细目。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为了突出西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成就，如实反映西汉的规模气象，班固在著述体例上下了很大功夫。他采用司马迁创造的纪传史体，而把它改造为断代体制。他用纪、表反映出西汉一代兴亡大势；用志反映出西汉的一统规模、典章制度，以至社会经济、文化全貌；用传反映出西汉丰富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变化；用《地理志》和少数民族各传记述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各族人民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联系、交往，共同生产劳动的历史。自觉地用适当的史学形式去反映社会格局的变化，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来记述亘古未有的大一统皇朝，这是《汉书》最重要的历史价值。

《汉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的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史记》以及诸家补续《史记》之作等其他史著，《春秋繁露》、《洪范五行传论》、《七略》、《三统历谱》等其他学术著作，国家档案、政府公文、皇帝诏令、群臣奏章、百家杂说等文字材料以及民谣、谚语、传说等口碑史料。利用丰富材料，《汉书》对《史记》所记武帝以前史实作了必要增补，所记内容更加翔实。

对于史料的真伪，班固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东方朔因滑稽多智，深受人们喜爱，所以后世往往“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造成很大混乱。班固经过认真考辨、甄别，在《东方朔传赞》中详记了东方朔文章篇目，并特别告诉读者：“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对于不能确定的史实，班固一般都直接作出交代，如《张汤传赞》言：“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反映出班固忠实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史料搜罗的广泛和史实考订的认真，保证了《汉书》历史记载的翔实可信。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西汉的信史而受到人们钟爱，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班固对《史记》所作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6]的评价，也是他对《汉书》的根本要求。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57]的恶政；成帝宠信赵氏姐妹，毒杀亲子的罪行；诸侯王的奢**不法；酷吏的草菅人命……都在《汉书》中得到如实记载。

班固对史学的鉴戒作用有明确的认识。他以对历史的准确记述为基础，展开了对西汉历史问题的研究。通过揭示昭宣中兴时期以及宣帝统治前后期社会、民情和统治政策的细微变化，《汉书》用生动的事实说明统治政策并无万应灵方，只有随着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书中也交代出在变化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抓住治民这一封建政治的关键环节是霍光、宣帝和魏相、丙吉的共同成功经验。这又为统治阶层指明了治国的根本大计。这样的记载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显示出班固历史考察的深度，证明了《汉书》珍贵的实录价值和鉴戒功能。

二、首创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个创举。此前“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完整记载过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往往与朝代更迭相结合的特点没有取得一致，是史学落后于社会的表现。自《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58]，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揭开了史学发展的新篇章。

断代史虽然有不易反映历史发展联系的弱点，但它的优点还是主要的。尤其是断代史与纪传体相结合，使它们各自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为记载中国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汉书》的创建得到历代史家的尊重和历史的认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流派，得到充分发展。现存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等书之外，其余各史都是断代体制。从晋到隋这一史学繁荣期出现的大量史书，也多是断代史，自唐以后更形成官设史局为前朝修史的制度，使中国古代历史记载连续不断，构成完整系统。这是《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史记》首创纪传体是中国历史学成熟的标志。《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制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断代需要，对《史记》体例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推动了纪传史体的进一步发展。

《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补充，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起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史记》的本纪体例繁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各本纪的写法都很不同。《汉书》则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史记》的项羽、高后二本纪，名曰本纪，实则传体。《汉书》对本纪作出统一要求，如《高后纪》只详大事，摒弃琐碎，把一些具体史实归入相应列传中，这就使本纪体例更为严整，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纲领作用。至于志、表，《汉书》除在笔法上更为严谨外，主要是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目。它们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容量，成为后起各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后的《汉书》十志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是其他史著很难企及的。后来书志体逐步发展，并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史学流派之一的典志体，也与《汉书》十志撰写成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汉书》对列传的改动也很大。它适应历史的变化，去掉世家，把这部分内容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史体。《史记》的列传在体例上很不一致，《汉书》作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它改变了《史记》传主年代顺序混杂不一的状况，所记人物大体以年代顺序相次，读者批阅可参照前后，容易获取对各历史阶段的全面认识。它改变了《史记》列传编排凌杂参差的做法，基本是专传合传在前，类传统一编排在后，类传的顺序也是先中国后四夷。这就使全书眉朗目清，条理分明，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它也改变了《史记》列传随意命名的方式，基本上统一以姓名标目。这体现了史、汉的圆方差异，难评高下，但《汉书》篇目整齐，对后世影响要大一些。

在体例上，《史记》的“圆而神”，与《汉书》的“方以智”各具特点，又能各极其致，因而未可轩轾。但是，“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59]，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三、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出重大突破。在这个突破中，班固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知识，显示出《汉书》的博洽，又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阐发出他成熟的历史见解。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阐述在书中占首要地位，成就也最大。

《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篇中以礼为重点，首先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接着叙述了周至东汉初礼乐制度演化情况。本志的主旨是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礼乐是封建政治的核心，后起诸史的书志中一般都有这部分内容，但能写出《汉书·礼乐志》这样水平的却不多。

《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立的篇目，也是书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志中介绍了由古至汉兵刑制度演化梗概，重点叙述的是汉代法制情况。班固在志中探讨了刑狱失平之由，结合东汉初期的社会现状，提出很有价值的使政清刑平的具体建议。体现了他政治主张的切实，也表现出他把历史引入现实的撰史倾向。可贵的是，班固还把法制与教化结合起来做了综合考察和研究，指出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才能收到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效果。《刑法志》是简明刑法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教科书。它开启了史书和政书中刑法志的撰写，也是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在史学、法学和社会政治、法制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