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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汉代的文论（第2页）

王逸还充分肯定了屈原作品的辞章艺术，他说：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与刘安、司马迁所说的屈原作品“与日月争光”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逸虽然高举褒扬屈原楚辞的大旗，但也不能不看到，他在评价《离骚》时，一味将其与《诗经》牵强比附，与六经相互印证，还是没有超出时代的局限。作为长篇抒情诗的《离骚》，其性质与六经很不相同，一定要说它片词只语皆“依经立义”，那就有点胶柱鼓瑟，窒碍难通了。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修正了王逸的论点，认为“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指出研究楚辞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

两汉时期围绕屈原楚辞所进行的这些论争，除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条件的影响。刘安和司马迁生活在西汉中前期，儒家专制思想尚未充分建立，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限制相对宽松，故而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屈原的为人和作品。班固处在东汉前期，这一时期儒学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极为严格，正宗思想充斥各个领域，故而对屈原愤诽抗争的思想进行了贬抑。王逸处在政治混乱的东汉后期，为匡救时政，故而特别强调屈原品格的端直和作品的讽谏抗争意义。

四、扬雄的文学观

扬雄是汉代著名文学家，在文学领域，他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阐述。他的文学观是儒家正统的文学观，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在文学创作中，扬雄是以善写辞赋而著称的。他一度非常崇拜司马相如，并模仿司马相如从事大赋创作。后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对辞赋创作进行了理论总结。他认为，赋的作用在于讽喻、劝诫，“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40]。《法言·吾子》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扬雄从儒家传统的重教化的思想出发，强调辞赋的讽喻、劝诫功能，正体现出他一贯坚守的儒家正统文学思想。

但是，扬雄还认为，赋的讽喻作用是很有限的，它所仅有的干预社会生活的内容，也被淹没在闳侈巨衍的丽靡之辞中。“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41]铺陈事物，雕绘辞采，是汉赋的艺术特征。正因为此，尽管作者寓有讽喻之义，而读者则往往买椟还珠，所欣赏的只是它侈丽宏衍的辞藻。华丽的形式掩盖了内容，欲讽反谀成了汉代散体大赋的通病。扬雄从事过辞赋创作，对辞赋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这一缺点认识极深，在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之后，毅然决定“辍而不为”，宣告了散体大赋生命力的终结。

除了对赋提出自己的看法外，扬雄还提出了“宗经”、“征圣”、“明道”的文学观。

扬雄认为，“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42]，一切以经书为最高典范。他所谓的“诗人之赋丽以则”，“则”就是合乎儒家经书的标准。扬雄不反对辞采，但反对以“**辞之淈法度”，他认为“事辞称则经”[43]。这就是所谓的“宗经”。

扬雄还认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要想明辨是非，分清“雅”与“郑”、“则”与“**”，则“众言淆乱，必折诸圣”[44]。这就是所谓“征圣”。

扬雄还发挥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见解[45]，提出“足言足容，德之藻也”[46]，“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以其弸中而彪外也”[47]。这些看法实际上就是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先声。也就是所谓的“明道”。

扬雄在文学上还主张摹古，主张用艰深文句。他本人即是模拟前人的高手：《太玄》仿《易》而作；《法言》仿《论语》而作；《训纂》仿《仓颉》而作；赋则仿司马相如而作，等等。他的这一见解与主张显然是受了经学界墨守家法师法风气的影响。对于这样的文学见解，后人不同意者很多。

五、王充的文学主张

王充的《论衡》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虽然不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但王充在《论衡》这部书中，高举“疾虚妄”的大旗，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提出了很多进步的文学主张。

王充首先论述了文学的实用价值，他认为文章必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劝善惩恶，否则便是虚妄之文、无用之文。他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48]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思想专制条件下文坛一片虚美空言而发的。王充还通过对圣贤之文的分析，指出“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49]。圣贤之文是人们为文的榜样，故而所有的文学作品必须以实用为指归。从这一点出发，王充还认为评价作品的价值应当以是否有用为标准，而不是以数量多寡为标准。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50]这种见解在虚妄充斥、美言遍地的时代，无疑是有意义的。

从重实用、重内容的角度出发，王充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论衡·超奇》中说：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就是讲内容与形式必须相符。所谓“意奋而笔纵，文见而实露”，也就是思想与艺术必须统一。在他看来，完美的艺术形式，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内容上，才能显出它的真美。正如五色的羽毛，是生长在禽鸟的血肉之中的。

王充还重创新，反模拟。东汉时期，文坛模拟之风大盛。扬雄是模拟复古的大师自不待言，王褒、刘向、王逸等人的骚体作品大量模仿屈原的《九章》，班固、张衡等人则又模仿司马相如、扬雄。至于模仿枚乘《七发》的人更是多不胜举。流风所激，有不少人攻击王充的《论衡》“不类前人”，认为“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针对这种情况，王充毅然站出来，提出反对模拟，重视创新的文学主张，他在《论衡·自纪》中说：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这就是说，文学创作要有个性，不能傍人门户，一味因袭。文学和时代是相连的，时代发展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必然也要发展。王充用发展的眼光批判复古模拟之风，是有进步意义的。

由反对文学中的模拟，王充又进一步批判了弥漫于当时社会中的是古非今之风，他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55]是古非今是俗儒在儒学神学化思想影响下的一种普遍看法。这种思想渗透到社会思想的各个领域。王充以反对文学中的模拟为突破口，全面地抨击了这种倒退的学风和世风，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文学切合实用的角度出发，王充强调文学语言应该通俗，应与口语相一致。他认为“文犹语也”，语言的目的在于“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语言贵明白通俗，“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因此必须“文字与言同趋”，文章要“形露易观”，“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发挥“欲悟俗人”的功能。王充还从历史上驳斥了“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谬论，他认为言文本来合一，“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56]这一论点，为后来《史通·言语篇》所发展。

王充主张言文合一，用俗语入文，和扬雄主张文字古奥艰深是直接对立的，也是对喜用艰涩生僻词句的辞赋作品的批判。王充不仅在理论上主张文章要写得朴实、浅显，而且在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他的《论衡》“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为后世人们从事创作树立了光辉榜样。

文章是作者撰写的，评论文章必然会牵涉文章的作者。王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也提出了品评作者的标准问题。王充认为，品评作者的高下不能以读书多少作标准，而应看他是否“博通能用”。当汉代经学盛行，“皓首穷经”成为一种风气，不少人一辈子在书堆里钻牛角尖，以“明经”相标榜时，王充一反流俗，提出“贵其能用”的主张，不啻为一声惊雷。他指斥那些儒生读书千卷无以致用，不过是“鹦鹉能言之类”[57]，有如“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他认为，真正的鸿儒与之不同，他们观读书传之文是为了“抽列古今”，“纪著行事”，有益于“治道政务”[58]。王充这种崇实尚用的观点虽然是针对论说文、史传文而发的，但他把屈原这样的辞赋家也包括在超奇之士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明他的这一观点是适用于整个文学的。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在文章作者的修养问题上，王充认为不能光在外在的“文”上下功夫，主要还要充实内在的“实”，也就是“才智”和“实诚”。“才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诚”是内在的真情实感。王充十分重视作者的感情对创作的作用。“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才能“夺于肝心”[59]。这种看法对于文学创作和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后来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就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在评价作者问题上，王充反对崇古非今的倾向，提出不以时代作区分，而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他不仅批判崇古非今，而且把后世超过前代，看成理所当然。“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60]王充用这种生动的例子说明，经验需要时间积累，文章应该今胜于昔。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文章创作的历史继承关系，为较准确地评价当代作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

王充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往往是从思想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加上他所论述的文学是一种泛文学的概念，《论衡》的主旨又是“疾虚妄，归实诚”，故而他对文学艺术的特点认识尚不够，有时对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例如他把一些神话传说也归为“虚妄”，像《淮南子》中记载的共工怒触不周山、羿射九日等故事，他也认为“浮妄虚伪，没夺正是”[61]。这就把神话与迷信混为一谈了。他还把文学中的一些夸张手法也归为“虚妄”，例如传说楚国的养由基能百发百中地射中杨叶，荆轲以匕首掷秦王中铜柱入尺，他都认为不合事实，在《儒增》篇中反复论辩。这些地方虽也表现了唯物主义思想家求实的科学态度，但却显得过于胶柱鼓瑟了。

总之，王充的文学思想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虽然在论述文学问题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瑕不掩瑜，他在文学上的许多精辟论断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文学批评史上起过转变学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