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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汉代的文论（第1页）

第五节　汉代的文论

一、汉代文论的特点

两汉时代，辞赋、散文、诗歌的创作非常繁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实际创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汉代学者已开始注意到文学与学术的区别，他们用“文”“文章”专指文学性的创作，用“学”“文学”专指学术著述，在文学与学术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史记》《汉书》已很明显地用二者区分文人与儒学经师。《汉书·艺文志》将《六艺略》《诸子略》与《诗赋略》并列，更明显地将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是汉代文论借以立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和先秦相比，汉代文论内容更为丰富，涉及面更广，并且产生了一些专题文论，如《毛诗序》、刘安《离骚传》、班固《两都赋序》和《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在一些学者的思想性著作中，涉及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很多，如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等。

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情感特征的探索加强。《毛诗序》继先秦“诗言志”的理论之后，又提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情”与“志”联系起来。司马迁则提出“发愤著书”，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刘歆、班固在论述乐府诗歌的特征时，也从情感角度加以归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王充在《论衡》中更明确地指出了情感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等等。

这一时期的文论始终笼罩在儒家文艺思想之中，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大体不出“言志”“美刺”的诗教，强调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尚用”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儒家思想在汉代所占据的不可动摇的独尊地位相联系的。“独尊儒术”使儒学一跃而居皇朝钦定的正统地位，成为唯一由官方颁布用来指导、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不可违背的经典。这样，儒学由先秦的“显学”到汉代的“独尊”，已经深入到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作为思想意识领域的大宗——文学，也必然受其深刻影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

二、《毛诗序》与汉儒的诗歌理论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有关《诗经》的一些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较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的著作则是《毛诗序》。

汉代《诗》的传授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立于学官。《毛诗》为古文，未立学官。四家诗都有序，但前三家均亡佚已久，不能窥其面目。流传至今的只有《毛诗序》。《毛诗序》的作者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子夏，有人说是东汉卫宏，都很难确指。比较客观的看法就是：它应当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和当代经师有关诗乐的理论而写成的。

第一，《毛诗序》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先秦时期，人们对“诗言志”阐发很多，《庄子·天下篇》《荀子·儒效篇》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将《诗》与修身、治国、教化紧密相连，但对诗歌情感性的特质，尚未明确涉及。《毛诗序》则直接将“志”与“情”联系起来，“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是二而一的东西。《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更清楚地说明了诗歌的特征。《毛诗序》还清楚地说明了诗、乐、舞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密切联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是心志的外在表现，又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当人们用诗还不能充分表达内心的志、情时，便要歌咏、舞蹈。这种理论是对最初诗、乐、舞三者不分的理论总结。

第二，《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反映出来。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感鬼神，莫近于诗”。这显然受到吴公子季札观乐后所发的一通议论的影响[30]，而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后来刘勰正是根据这一理论，阐述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道理。[31]

第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上，《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即“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根据《周礼》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提出来的。《毛诗序》根据儒家文艺理论，从教化的角度对风、雅、颂进行了阐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根据后来学者，如孔颖达、朱熹等的阐述，风、雅、颂为诗的种类，赋、比、兴为作诗的方法。《毛诗序》重视对前者的理论阐述而忽视对后者的理论阐述，说明当时诗歌创作在技巧与方法上还未达到完全纯熟，理论总结尚为时过早。之后，刘勰《文心雕龙·比兴》、钟嵘《诗品序》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深入多了。后来的作家，如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人，更从不同的方面对此做了阐发。

第四，《毛诗序》在论述诗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等问题时，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即诗歌必须宣扬教化，有利于封建统治。它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等等，将诗歌的社会作用直接表述为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即使是在阐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也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以礼义教化为指归。这些，都和《礼记》中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诗教”说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对于诗歌礼乐的教化功能，除《毛诗序》外，汉代不少学者也都有论述，如班固认为礼乐诗歌“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32]，郑玄认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33]，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

《毛诗序》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识，在思想上是《论语》“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不少人就以此作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准则，影响深远。当然，也必须看到，《毛诗序》过分强调诗歌的教化美刺功能，而忽视了它的审美价值，势必会排斥风格豪放而多抗激之音的作品，从而使诗歌失去自由驰骋的天地，扼杀多种风格的诗歌作品的出现。

三、有关屈原楚辞的文学论争

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南方楚国的楚辞，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独特的风格，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到了汉代，随着文学理论的逐渐发展，人们围绕屈原的作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既牵涉到对屈原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认识，又牵涉到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原则问题，是汉代文论中重要的一页。

西汉时期，最早对屈原楚辞进行评论的是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离骚传》今已不存，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及班固的《离骚序》引录了其中的部分文字，它说：

《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34]

文章对屈原的伟大人格和《离骚》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刘安已认识到屈原作品的一些艺术特点。“其文约，其辞微”，是说作品的概括力很大，讽喻的手法很隐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是说屈原能在普通事物的描写之中寓以深意。“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是说《离骚》的比兴手法，屈原常用美人香草等物象征自己的志行高洁。这些言论，基本上已触到了屈原作品的一些艺术特点。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刘安在评价屈原作品时，是以《诗经》的诗教为原则的。他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点，也就是说，《离骚》符合儒家经典的言志、美刺的诗教，是“温柔敦厚”之作。虽然刘安已概括了一些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但他并没有认识到屈原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楚文化的丰富内涵与驰骋想象、奇谲瑰丽的艺术风格，更没有把握住其愤诽抗争的伟大精神实质。

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就比刘安要深刻得多，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里，司马迁将《离骚》发愤抒情的情感特征揭示得非常明了。在他看来，《离骚》是因“怨”而作，这种怨，不是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由于“正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出惨怛呼号。很显然，司马迁在评价屈原作品时，将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发愤著书”的主张也融合了进去。可以说，司马迁的评价已超出了“好色不**”、“怨诽不乱”、“发乎情，止乎礼义”、“言志美刺”、“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范围，更接近屈原创作中愤诽抗争的精神实质。

对于刘安、司马迁的评论，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都持有相反的意见。

扬雄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很少直接涉及屈原，但从他对辞赋的一些看法上，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屈原楚辞的意见的。他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35]“诗人”在当时是《诗经》作者的专称，显然不包括屈原。屈原是辞赋不祧之宗，“辞人之赋丽以**”，那么屈原的作品也就在“丽以**”之列了。显然，扬雄仍是用儒家诗教为标准来看待屈原的。

班固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对屈原及其作品都进行了贬低。他引用《易·乾》“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而不伤”，《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等言论，阐发了自己“全命避害，不受世患”，“君子道穷，命矣”的全身自保的观点，然后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36]将屈原的抗争完全归结到他不识时务、露才扬己这一点上，这不啻是对屈原人格的侮辱。

班固还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对屈原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提出异议，认为屈原“多称崐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也正因为此，他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的高度评价极力反对，“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37]。

尽管班固对屈原的为人及《离骚》的思想性、艺术风格进行了贬低，但他对屈原楚辞的文辞优美以及对汉代辞赋的巨大影响，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