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第2页）

从史书记载看，东汉时鲜卑已从中原汉人处引进了金属工具。《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马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是否所有鲜卑族部都已掌握精金良铁，还很难确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鲜卑中一些靠近汉边居住的部落已从汉人处引进了精金良铁。1961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发现了1至4世纪的鲜卑人墓葬。在这一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铁器，有的葬具上还有铁钉，表明铁已传入这一地区，并已大量使用。这里还出土了轮制泥质灰色陶器，在器形、纹饰方面都与当地常见的手制夹砂红褐色陶器不同。它们代表了长城以南铁器时代陶器的特点，不是当地固有的陶器产品。此外，墓中还发现了一枚五铢钱，说明汉代的货币已传入这一地区。同时，墓葬中大都发现有木质葬具的痕迹，也应当是受中原汉族棺具的影响。这一切都表明，东汉时期东部鲜卑已与中原汉人建立了一定的经济文化联系。

三、与南方各族的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在我国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着百越、诸蛮和西南夷各族，他们与汉中央政府都有一定的联系，并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百越

越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民族。“越”本国名，国人皆为闽族，亦称越族，居于东南沿海地区。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越”名声大振。战国之后，遂有“百越”之称，是南方民族的统称。所谓“越有百种”、“各有种姓”，说明百越是包括方言习俗各不相同的许多民族群体的统称。大体说来，百越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骆越（西瓯）三种。

东瓯与先秦吴、越同族，为越王勾践之后。秦并六国，将其后废为君长。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瓯君长名摇，曾佐诸侯灭秦。汉惠帝三年（前192年），以“闽君摇功多”，立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一说为温州）。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反，从吴反汉；吴王败，又受汉指使，杀吴王子丹徒。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击东瓯，汉遣兵往救，于是东瓯请举国内附。

闽越亦为越王勾践之后，居今福建地区。战国时，楚威王伐越，杀越王无疆，并其地。秦灭六国，废闽越王无诸（亡诸）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秦汉之际，无诸起兵，佐汉击楚。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即建安，今福州），成为汉外藩诸侯国。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发兵击南越，南越告急，汉皇朝遣将击闽越，其王郢发兵拒之。郢弟余善谋杀之，以报汉军。汉罢兵，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后余善反汉，东越诸将杀余善以降，汉在其地设九江、临淮、济南、会稽诸郡统之，并徙其民于江、淮间。越族迁居江淮后，汉朝将河东渠田予越人。越族俗尚“断发纹身”，初迁居时，其俗相杂，后逐渐与中原汉人融合，成为汉皇朝的编户民。

秦汉时，东瓯、闽越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蠃蛤，食物常足”。可见其民以农业为主，并从事渔猎活动。越人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也有相当发展，他们生产的苓、葛、帛之类的纺织品，成为东越王向汉皇朝进贡的礼物。此外，越人的造船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南越主要生活于今广东、广西地区。秦朝时，在南越诸地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以管辖其居民。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当时徙往“中县之民”的人口达50万。赵佗以秦吏为南海郡龙川（今广州）令。陈胜、吴广起兵反秦时，南海尉任嚣病死。死前委赵佗，行南海尉事。赵佗移檄关邑，“绝道聚兵自守”，并以法诛秦所置长吏，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本为秦人，祖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29]。吕后时，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30]，给南越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赵佗对此不满，宣布独立。汉文帝为避免对南越用兵，再遣陆贾出使南越，赵佗取消帝号，恢复与汉的藩属关系。史载赵佗治国有方，能顺应南越之俗，“甚有文理”，对于制止南越内乱、促进越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武帝时，派兵平定南越，并以南越、西瓯及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骆越或作雒越，也称西瓯，主要分布于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秦时以其地置象郡。秦灭后，赵佗并其地，成为南越的一部分。其习俗既不同于东越，也不同于南越。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随着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往来的增多，该地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蛮族

秦汉时期，在我国南方地区还居住着一个重要的民族，这就是蛮族。蛮族分布于各地，有不同的称谓。西汉时期，在洞庭湖以西的山岭中，居住着以龙为图腾的盘瓠蛮，又称武陵蛮。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汉代的武陵郡在今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是苗族居住的中心地带。武陵蛮以农耕为主，“田作贾贩、无关梁、筹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

除武陵蛮外，还有莫徭蛮，与武陵蛮相错而居。据《梁书·张缵传》记载：“湘州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因此向化”，很可能是瑶族的祖先。又有廪君蛮，居于今湖北西部、四川东部，以虎为图腾。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后来，巴氏子务相被立为君，是为廪君，“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秦汉政权一直向廪君蛮的君长和平民征收赋税。在四川嘉陵江边，生活着板楯蛮。在秦代，秦政权与板楯蛮尚不存在隶属关系。西汉初年，汉中央政府开始管辖其地，并向其民征收赋税。板楯蛮“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31]从当地出土的两汉时期的墓葬看，其文化已明显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西南夷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西汉时统称为西南夷。《史记》和《后汉书》的作者根据西南夷各族的地理区域、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以及族属的不同，将西南夷区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贵州西部的夜郎、云南滇池区域的滇、四川西南部的邛都。他们均以农业经济为主，过着定居生活，“耕田，有邑聚”，有“椎结、左衽”的习俗，国有“君长”。第二类是洱海区域的嶲、昆明，他们以游牧经济为主，“随畜迁徙无常”，有“辫发”的习俗，无“君长”。第三类是在今成都西南的徙、筰和成都北部的冉駹，他们以农业和游牧业为生，即所谓“或土著，或随畜迁徙”，国有“君长”。第四类是在今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属氐族的一支，以农业和游牧业为主，国有“君长”。在西南夷各族中，属于羌语系统的较多，有冉駹、筰都、邛都、滇、嶲、昆明、棘、叟、摩沙等。夜郎和哀牢，原出自百越。

汉族与西南夷诸族的联系起源甚早。西汉初年，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贩运筰马、牦牛和棘人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到西南夷并转贩到南越，两地之间有经济上的交往。武帝时，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反汉，杀汉使及犍为郡太守。汉攻下且兰，设牂牁郡及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东汉时，西南夷各族中虽时有“反叛”事件发生，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夜郎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还乡里教授，于是南越始有学焉”[32]。汶山以西白狼等部相率内附，“作诗三章”，歌颂汉朝恩德，诗文载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此外，汉朝还通过哀牢地区，同滇西和缅甸境内的掸族发生往来。

四、与羌、氐族的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还生活着氐族和羌族。羌族主要居住于湟水及黄河沿岸。西汉时期，羌人仍保持原有的种号，不另立种姓。当匈奴强盛时，羌人曾与匈奴连兵10万攻令居塞，汉遣李息等率兵10万将羌人征服，并设置护羌校尉。汉宣帝时，羌人反抗汉人统治，围攻金城郡。汉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6万，屯田湟中，取得胜利，设置金城属国接纳归附的羌人，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又在羌人地区设置西海郡，并徙汉人入居此地。东汉时，羌人中迷唐种的势力强大，人口多达3万。每个种姓的最高首领称“大豪”，其下每10人左右有一个“小酋”。各种姓之间为着某种军事、政治上的共同目的，经常有不稳定的结盟关系，以便对付来自外族的威胁。由于汉朝政府的高压统治，东汉时羌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屡屡打败汉朝的军队。汉桓帝时，对羌人采取“招抚”政策，并惩治羌人所痛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达20余万人。

羌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同时从事农业生产。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击败先零羌，“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可见羌人畜牧业的发达。此外，羌人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仅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一段，“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随着羌人的大量内迁，并与汉人杂居，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生活上相互影响，加速了彼此的融合。

两汉时期，在今陕西、甘肃、四川交界地区，还生活着氐族。其中，武都郡是氐族聚居的地区，故有“武都氐”之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白马氐所居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氐族与羌族相邻，但其经济则以农业为主，过定居生活。在习俗上，氐族的衣服“尚青绛”，嫁妇时的服装的缘饰“似羌”，“似中国袍”，“皆编发”。过去有人以为氐与羌同源，氐出于羌，看来其说不确。

汉代与羌、氐等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各民族人员的相互交往、交错杂居而实现的。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相互派遣的使者，他们是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相互联系的桥梁和先驱。通过他们，中原与西北各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加强了了解，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全面交往。如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穿过匈奴所控制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张骞，在联系羌族部落中起过作用的义渠安国。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人员交往的另一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如西汉景帝时，研种羌以留何为首的羌族部落就曾迁徙到陇西郡，与汉族杂居。又如前文曾提及的宣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东迁的羌族。汉朝政府也不断地在西北地区组织屯田，进行农业生产，促进了汉人与氐、羌等族的交往。此外，由于民族内部或民族间的战争，汉人或少数民族中，各种逃亡、投奔、被俘的人员，其数量还不少。这些人逃入或被俘到其他民族地区后，同时也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与生活习惯带入了该地区，并在该地区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各民族人员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冲破了各民族的隔绝状况，促进了友好合作，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民族交错杂处、相互依赖的局面，为而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相互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