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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元代史学的发展（第2页）

1．《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名臣事略》15卷，是元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苏天爵编。苏天爵（1294—1352年），元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字伯休，人称滋溪先生。他曾任职国史院、预修《武宗实录》、《文宗实录》。史称“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其为文，长于序事……”有《滋溪文稿》《元文类》传世。《元朝名臣事略》成书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全书包括元开国以来至仁宗延祐年间47个大臣的传记，前4卷收蒙古、色目12人，后11卷收汉人35人。该书仿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直接利用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又不像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按事选辑有关人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资料，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略，弃去重复和芜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人传记之前有提要，概述其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其先人功业卓著者，在正文下加小字注明其事迹。正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以补充的，也以小字注出。这是对中国古代传记类史籍写作方法上的创新。全书引文共130余篇，其中元初名家王鹗、王磐、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这些人的文集今已不存，所据碑传不少也已佚失，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修《元史》，从其中取材甚多。

2．《庚申外史》　又名《庚申帝史外闻见录》《庚申大事记》，权衡撰，全书分上下两卷，主要记载元顺帝一朝事。因顺帝生年庚申而得名。权衡，字以制，江西吉安人，号葛溪，元末隐居黄华山（今河南林州境内）。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逐年编次元统元年（1333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历史，记事客观真实。其中关于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也有详细记载；对元末农民起义如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记载翔实。因此该书对研究元顺帝朝政治和元末农民起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修《元史》时征得此书，成为撰写顺帝本纪和元末有关臣僚传记的素材。

除上述两部史传外，元代私人史学著述还有《平宋录》和《北巡私记》，都是记载某一特定事件的史作。刘敏中所撰《平宋录》记述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下临安、灭南宋及宋幼主北迁之事，其中保存了忽必烈封瀛国公诏和伯颜贺表等重要史料。刘佶所撰《北巡私记》，记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出逃及死去的情况。此外，王鹗所撰《汝南遗事》以其亲身经历，随日编载记述了蒙古灭金的蔡州战役的情况，是研究金元战争的重要史料。

（二）笔记类

现存元人笔记四十余种，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具史料价值。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曾投考进士不中，因绝意仕途，以耕读自适。元末兵起，避乱于松江华亭，耕作之余，随手采摘树叶作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整理，得30卷585条，名曰《南村辍耕录》。《南村辍耕录》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诸如天文历算、地理气象、历史文物、典章制度、掌故、宗教、迷信、灾异、风俗人情、小说绘画等均有记述。该书对元朝典章制度、掌故和农民起义事最为详细。

除《南村辍耕录》外，元人笔记中如《草木子》《癸辛杂识》《山居新语》《农田余话》《乐郊私语》等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行记类

蒙古西征和元朝统一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显著增加，官宦、文人、僧道、使节等的各具特色的旅行记大量出现，成为研究元史和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见闻，是研究漠北、西域、史地及全真道历史的重要资料；耶律楚材所撰《西游录》记载了西亚、中亚地区的地理、物产、风俗等，同时也反映了耶律楚材的宗教思想；刘郁《西使记》记载了旭烈兀西征活动和西亚的风土人情；张德辉《纪行》叙述了大漠南北蒙古人的风土人情。上述行记成书于蒙古国时期，对研究蒙古国的历史有所裨益。到元代，出现了几部记载域外事迹的行记。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周达观奉命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在该国居留一年，根据本人亲身见闻，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记载了该国城郭宫室、语言、宗教、经济生活、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事迹共四十余条。此书是反映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现存同时代关于柬埔寨历史的唯一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末南昌人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诸国，写成《岛夷志略》。全书共100条，记述了220多个国名和地名，其中不少是第一次见于我国古代文献著录。其记述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涉及当地的山川风土、物产贸易、民情习尚等，是研究元代中外关系和14世纪亚非诸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此外，涉及域外的行记还有元朝官员徐明善出使安南（今越南）所写《安南行记》，是研究元代中越关系和越南史地的重要资料。

五、元代的方志学

《大元大一统志》记述了中央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所辖路、府、州的情况，大抵一州一卷，其事迹多者分为二卷或三卷，所记州县之事，仿照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的成例，分建置沿革、城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门，但每州也不必各目皆备。《大元大一统志》就卷数而言，是《明一统志》的14倍，《清一统志》的2倍，是元以前的方志总汇。该书资料丰富，多取材于唐宋旧志，但也有一些新的补充，还保留了元代城镇居民生活、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大元大一统志》在中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金毓黻说：“至其所用资料，多出《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及宋元所修地方志乘，而明初修《元史·地理志》，多依据是书，其后修一统志，更以是书为蓝本，剪裁原文，旧痕犹在，而不及其美富远矣。”[47]可惜此书在明代已散失，仅存残卷数十，其遗文散见于《永乐大典》等书中。金毓黻辑有《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5卷，辑本4卷；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该书残本、各家抄本及群书所引，汇辑为一书，分编10卷，题名《元一统志》。

元代的方志除《大元大一统志》外，还有《延祐四明志》及其续志、《大德昌州国图志》等。

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约1254—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是元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著《文献通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端临之父马廷鸾是南宋右相。根据同治《乐平县志》记载，马端临20岁时曾获“漕试第一”，1276年元军陷临安，马端临绝意仕进，专心治学。元吏部尚书、南宋降臣留梦炎“使求端临出身文书，以亲疾力辞之”，后为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教授台州路学，旋即辞归。大约在30岁前后，马端临开始编撰《文献通考》，历时二十余年成书。延祐四年（1317年）道士王寿衍奉朝廷之命访求有道之士，发现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于延祐六年向朝廷推荐。随令马端临缮写全书，送翰林国史院审定，复令本路选人誊写刊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饶州路礼请马端临亲自携书赴路誊写校刊，《文献通考》得以广为流传。

《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以后又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巨著，记事自上古起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止。全书以《通典》为蓝本，唐玄宗天宝以前事在《通典》基础上加以增补，其后至南宋嘉定末则广泛收集材料编撰而成。马端临在《自序》中对该书的编撰原则作了说明，对“文献”二字进行了解释：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全书348卷，共分24门，计有《田赋考》7卷，《钱币考》2卷，《户口考》2卷，《职役考》2卷，《征榷考》6卷，《市籴考》2卷，《土贡考》1卷，《国用考》5卷，《选举考》12卷，《学校考》7卷，《职官考》21卷，《郊社考》23卷，《宗庙考》15卷，《王礼考》22卷，《乐考》21卷，《兵考》13卷，《刑考》12卷，《舆地考》9卷，《四裔考》25卷，《经籍考》76卷，《帝系考》10卷，《封建考》18卷，《象纬考》17卷，《物异考》20卷。其中前十九考俱因通典成规而对其门类加以调整，分类更加细致合理；后五考系《通典》“未有专论，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48]。其《经籍考》采录历代各种书目，《帝系考》叙历代帝王姓氏出处及统治时期，《封建考》叙历代封爵建国之事，《象纬考》叙历代天象情况，《物异考》叙历代灾异等。每一考都按时代先后排比，前作小序，说明著述成规和考订新意，后有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由于马端临贯通古今，结论往往是非常精当的。《文献通考》材料比《通典》丰富，内容比《通典》详备，编排体例比《通典》合理。但该书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难免有遗漏史事、轻重失当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此外，该书在体例上也缺乏创新，有的内容基本上是照搬前人著作。尽管如此，《文献通考》仍不失为南宋宁宗以前有关典章制度和其他史事的集大成著作。

《文献通考》表现了马端临卓越的史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见解比以往史学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抛开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以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之后，不难发现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首先，马端临注重对社会经济的观察和研究，他把《通典》中的《食货典》分为八考，将田赋置于全书之首，钱币、户口、职役等次之，共计27卷，占全书类目的1／4，内容更加详尽、具体，全面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其次，马端临注重探求“变通张弛之故”，把“会通”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开始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求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在论及田赋制度的变化时马端临指出：“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49]这里他把商鞅、杨炎的变法作为田赋制度变革的标志。尽管马端临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但还是提出了一些接近科学的观点，给封建社会的发展勾画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第三，马端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无神论思想。杜佑在《通典》中舍弃了有关五行灾异的内容，郑樵更斥五行之说为“妖学”，而马端临认为五行灾异之说是穿凿附会之论，遂专立《物异》一考，述历代史籍中附会于五行之说的灾异等事，保留了许多自然界反常的资料，这是对待自然历史的一种客观态度，同五行学家的封建迷信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第四，在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中，爱国主义思想也有突出表现。马端临是南宋遗民，对宋朝的灭亡有切肤之痛。《文献通考》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优良史学传统，全书有关宋朝的史事占其篇幅的一半以上，许多内容为《宋史》所未备。马端临通过对宋代史事的总结和研究，揭露了南宋王朝的腐败统治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探究宋亡的原因，其中不乏其独到和近乎科学的见解，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早年受其父的影响，立志注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科。此后他开始致力于注释《资治通鉴》，所谓“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他仿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制，著《资治通鉴广注》97卷，论10篇。胡三省在注《通鉴》的同时，开始了他动**年代的宦海生涯。他中进士后，任吉州泰和县尉，调庆元慈溪县尉，因刚直忤上被罢职。此后，他历任江都丞、江陵县令、怀宁县令。咸淳三年（1267年）任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咸淳六年至杭州，为廖莹中荐于贾似道，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时元军围襄阳，胡三省曾上御敌之策，未被贾似道采纳。襄阳失守，胡三省间道归乡里。在此后的战乱中，胡三省失去了《通鉴》注文原稿。宋亡，胡三省重归故里，继续进行《通鉴》的注释工作。他“复购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年）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易，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辨误》十二卷”[50]。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历时近30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注文的字数几乎同原文相等，所涉及的内容大到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小到草木虫鱼，十分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胡三省将《通鉴考异》及所注等散入《通鉴》各文之下，便于检索。在注释过程中，他根据原书编年体的特点，注意标明人物或事件的连贯，例如卷一百八十八载李密旧部杜才干杀邴元真为之复仇事，胡三省注曰：“（元真）叛密事见一百八十卷元年九月”，诸如此类的注释眉目清晰。胡三省还就原文进行了一些解释，使原意更为显著，极易领会。胡三省在注释过程中，对《通鉴》原文的错误进行了考订，并对宋元之际流行的《通鉴》注本特别是《史炤释文》的谬误进行了纠正，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胡三省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史学家，他在《注》中表达了自己对故国沦丧的哀痛，并对宋亡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同时他借注史对元朝的统治进行了抨击，要求“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欠大伸”[51]，这种带有人民性的进步史学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注释

[1]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

[2]《辽史·耶律不古传》。

[3]《辽史·太宗纪》。

[4]《辽史·萧韩家奴传》。

[6]《辽史·萧韩家奴传》。

[7]《辽史·耶律谷欲传》。

[8]《辽史证误三种》，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辽史·耶律俨传》。

[10]《辽史·天祚帝纪》。

[11]《辽史·刘辉传》。

[12]《辽史·耶律孟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