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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导向与利好的现代性（第1页）

二、实践导向与利好的现代性

无论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还是结构化理论，都内含一个最基本的论断，即现代性是不安全的“失控的世界”①，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其中，“制度化的风险”既是最大的风险，也是各种风险之源。制度化风险是指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资源消失、社会理解出现困境、集体信念枯竭等问题，正在威胁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根本原因在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换句话说，现代性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资本主义以及民族一国家及其社会制度，因此，要在社会实践中最大程度地消除风险，建设一个“利好的”现代化社会，就必须为了人民“再造政府”，变革社会制度，使国家权力得到有效控制，抛弃精英政治和精英决策，赋予决策开放性，最终实现公民政治和公民的决策参与，达到社会决策的制定、决策的参与和实施的一致，以为人民负责的实践导向，把一个日益失控的社会转变为利好于人民的现代性社会。这构成了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导向的核心思想。在本节中，我们将围绕社会实践的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民族—国家权力是主导现代人类实践的根本性力量以及社会实践的优化有赖于健全社会制度的约束机制等问题，进一步对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的实践导向思想做出分析。

（一）社会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

吉登斯反思的现代化理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社会风险的消除问题。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是民族一国家权力最大化的社会，同时也是风险最大化的社会。社会风险的产生在实践上具有其现实的基础和原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一国家权力的失控是最重要的根源。因此，要想从人类现实的实践导向上趋向于社会风险的降低乃至消除，必须准确理解现代社会风险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一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国家权力的关系），揭示产生社会风险的主要原因，才能形成正确的实践导向的价值观。

吉登斯认为，“风险”是一个含有概率性的词，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评估，如果人们提前加以筹划就有规避的可能，这与我们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分割。“风险”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不同。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这部著作中追溯了该词的起源，它最早是由西方的航海探险家们发明的，意思是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所以，“风险”最开始主要包含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含义转向了时间方面。①可见，风险这个概念是与未知和不稳定性高度关联在一起的。

在现代社会，日常实践和理性思维反复证明，风险这个概念，既包含危险，需要人们积极回避，同时也包含着积极的改造因素。它内在地推动着社会的一种变化，体现着人促进这种变化的方向性、目的性，具有现在与未来、主体与客体（自然或社会）关系处理的开放可能，通过风险的有效管理，人们可以控制和规范未来的走向。现代性社会具有很强的冒险性，风险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显然，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必然与人的社会实践行为密切关联。

吉登斯认为，通常风险可以划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前者如自然给予人类的威胁，后者多是人类实践活动引发的，如全球气候问题。人类在现代性社会发展中，一直致力于降低风险，推动人类幸福的事业。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类预测和控制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但由于现代性社会的复杂性，由于当代民族一国家越来越强势，借助权力获取资本和利润的欲望越来越强，引发的外部社会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被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越来越成为风险的主要方面，乃至发展到超出了独立主体（个人）的可控范围，甚至超出了单个民族一国家的可控范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对风险的控制需要一种全世界的联合。

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的断裂直接导致了各种严重后果，极权主义的增长、本体性安全的缺失、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风险的高发。吉登斯认为，为了更好地讨论、理解现代性，需要先理解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他说经典社会理论更多地关注现代性对于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表现的尤为明显，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性的风险有细致具体的分析和认识。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具有如下特征：高强度的风险越来越普遍；突发事件频发带来的风险成为普遍风险；人类反思性地将知识运用到自然世界而引发的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影响人们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越来越大；对风险的态度与识别、控制能力越来越影响风险的发生和危害；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认知越来越成为社会信任的重要干预因素等。

现代性的这些风险越来越说明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风险，因而它与传统的风险有着本质的不同。风险景象一词就是吉登斯用来描述以现代社会生活为特质的威胁和危险的专有词汇。比如当前人类正在遭遇的生态威胁就是社会化地运用知识导致的结果，它是以技术为支撑的机械化工业主义对物质环境的影响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一种全球风险。再如暴力工具的工业化控制等也越来越司空见惯，一个由人造风险构筑的世界中，一切神灵、迷信都失去了存在空间，它们转而成为生活中的人体认现代性、感知风险的一种内在的文化部分。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意味着接受当风险发生时，事情会失败或者会有伤害发生，而且这种伤害、损失如命运一般不能摆脱。风险的发生使得风险能够被预判却又无力控制。因此，我们急需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和人们关于风险的经验或者说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在吉登斯看来，风险虽然是全球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吉登斯不仅看到了现代性风险对人类的普遍性影响及控制它的难度，因为现代性风险是由于人的需求推动、由脱域机制引发的超越个人与国家控制的危险，而且吉登斯还强调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面对的风险性质、风险强度等方面的差异，也就是风险体现出的社会不平等性，这是由于“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动摇了，因而影响着每一个使用它的人”①。这里的机制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运行机制。所以吉登斯以事实或经验化的现象描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为吉登斯的现代性超越的必要性埋下了伏笔。

现代性风险以一种事实性的经验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同时，它还以一种“严重反事实性”②的方式影响着现代性的运行机制，使得组织它的抽象系统失去信任基础，而这又加速并强化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带来进一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引发整个社会的焦虑。

现代性社会的普遍性焦虑，一方面产生于上面分析的风险的普遍化及控制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本体性安全的信赖基础被动摇了，传统被瓦解了。传统是历史的抽象积淀，它具有更多地指向过去的特质，但历史和历史性是有差异的，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往往借助于历史性的解释。历史性可以被定义为“利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有赖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反事实性条件，即未来受制于人们依据心目中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所采取的行动的过程。这是时一空‘延伸’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种种条件使得这种时一空延伸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未来学’，即对未来是如何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加重要”①。这里，吉登斯强调的是现代性脱域机制具有的对于开创未来的合理性、可能性说明，也是对现代性为什么是一种开放的、指向未来世界的社会的说明，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正好印证了哈贝马斯讲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观点。正是由于现代性是一种开放的指向未来的不确定进程，现代性行动的不确定性后果就越普遍，也就越令人不安。因此，获得本体性的安全就越成为现代性社会的普遍而迫切的需求。

然而，现代性以一种快速、全面的普遍性力量，在脱域机制与反思性实践的作用下，破坏了外部对象与事件构成的原有既定，使得任何外部世界始终处于瞬间变化中，被打破的过去的规范不能依赖，基于现有知识预期的未来规范由于反事实性的特征遮蔽而不可完全依赖，此刻主体的矛盾、焦虑产生。现代性社会从传统中断裂出来，抽象系统逐渐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与核心，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模式、经验统统不再适用，对非个人化原则的信任替代了由地域性信任建构起来的亲密关系、熟人关系、传统惯例等经验信任。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将前现代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信任关系的基本形式从地域化中解脱出来了，地域性社区不再是一个由熟人关系组成的意义世界，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已经演变成对远距离关系的地域性情境的呈现。因而地域性是一种时—空延伸基础上的脱域关系与特殊地域的统一，生活于其中或者在此环境中行动的人，客观地处于对地点的依赖和对抽象系统的依赖中，虽然抽象系统提供了一套抽象的信任模式，但抽象系统的组织化运行使得大众的生活领域被制度过度侵入，本体性安全的惯常性参照系统和经验失去了价值，处于信任关系的矛盾、对立模式中的人，只有求助于主体自身内部来获得存在的意义确认和关于自我的同一性维护。个体的信任“既是现代社会形势的一部分，也是时一空延伸的整套制度的一部分”①。个体“必须通过对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个人信任：发现自我，成了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②。

现代性从四个方面加速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失控状态。它们分别使得世界经济组织受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支配；民族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体系，它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运行机制。它在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的同时获得权力，培育自我的民族文化，积极通过国家联盟的战略，建构一种反思性的国际关系秩序。“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①;超级大国是世界军事秩序的主要操纵者；以技术变革为基础的工业主义，不仅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且决定性地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感受。

总之，现代性所具有的未来性、全球性和反思性、脱域性，把人类拖向了极其危险的人造风险中。不可避免的全面风险与失去传统的本体性安全的危机是现代性的风险景象。正如吉登斯所说：“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②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一国家的权力失控和强大的制度机制，以这样那样的实践形式，催生了现代性社会的巨大风险。

（二）民族一国家权力是主导现代人类实践的根本性力量

我们知道，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③，现代性社会可以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吉登斯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文明的缩略语，包括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民主。①从吉登斯对现代性内涵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吉登斯首先把现代性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模式。现代性的实质是一系列复杂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业体系和运作制度，它有复杂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等诸多因素。现代性发端于欧洲，又不限于欧洲，伴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现代性早已遍布全球。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诸多看法中，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性实际上是基于特殊社会制度的现代人的实践方式和现代国家的实践方式，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导向。

现代性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主要在于它的制度模式具有独有的特征，如断裂性特征（“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②）和双重性特征（“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1世纪变得尤为明显”①）等，正是现代性的这些基本特征，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成了一种风险文化和风险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②在现代性制度下，可怕而危险的参量集中体现在经济崩溃、极权主义、生态危机和核战争风险等方面，显然，这些都是制度性缺陷及其实践引发的问题。

从制度性角度来认识现代性，吉登斯看到，在现代性发展的民族一国家阶段，社会制度及其发展越来越复杂，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制度形式，这些制度形式之间不能相互代替，但相互之间影响甚大，都集中反映在社会实践中，成为影响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因子。

从资本主义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可以看到，吉登斯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劳动力已经成了商品，对劳动者的控制已经从直接的暴力控制过渡到了间接的经济控制以及对自由的控制，你可以自由地选择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谁，但是出卖是必须的，从而这种阶级的对抗得以形成。资本主义企业依赖于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颇有意义的信号。

从工业主义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工业主义是指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世界工业化前进的阀门，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工业是一把打开近代史的钥匙。正是机器的大规模运用，分工的专业化，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前进。

从监控制度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监控制度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指导，尽管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但监督的重要性绝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

从军事暴力制度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军事暴力制度作为现代性的第四个维度，主要是指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与控制。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性国家或者民族一国家获得了明确的领土界限和主权，并且绝对控制着领土范围内的军事权力，从而把军事暴力作为社会统治和人类实践的一种工具。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膨胀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的扩张，工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直接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主义制度构成现代性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工业主义界定为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的制度：1。在生产或影响商品流通的流程中运用无生命的物质能源；2。生产和其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