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三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第2页）

将“历史上首先”（比如用逻辑过程的起点作为历史前身的重演）与“现实中首先”或者分析的现实基础混淆，结果就导致，马克思逻辑历史的反思在历史的同时代性（就如卢卡奇曾说的“作为历史的现在”）上的核心问题上达到高峰，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到了从时间源头追溯对现在的解释的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相反方向上。①

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反映了历史运动与理论反思的交互接合，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同一性，而是同一体内部的差别。他在认识论的过程和方法论中保留了被彻底重构过的历史前提作为最终规定，所以思维与现实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通过的壁垒”，也不会无限平行。它意味着一种基于给定的基础之上的汇集趋势（恩格斯称之为“渐进运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或对象。这种认识论依旧是“开放的”认识论，不是自我形成或自我满足的认识论，因为它的“科学性”只有思维与现实以各自的方式契合才可以保证，它们生产出只能以头脑中能够达到的方式去把握现实的知识，同时也提供了洞察到社会表象形式背后的运动，即它们背后深层结构的现实关系的批判性方法。对一个社会形态结构规律和趋势的这种科学把握同样也是对它过去的规律和趋势的把握：不是对其证明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实践中、实践决议（resolution）中知识实现的可能性，在阶级斗争中有意识地推翻那些关系，这个阶级斗争围绕着社会矛盾趋势的前进，它不仅仅是投机性的，也远不是理论投机。正如科莱蒂说的，这里我们不再囿于思维中讨论“思维存在”关系，而是在思维与现实关系之中言说它。

参考《导言》中的方法论观点来看《大纲》中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起源”和作为“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篇章是值得的。

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方式依靠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所以货币构成了“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之一。不过一旦它向商品生产的现代形式的转型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资本主义就再也不直接依赖对自身延续性历史前提的重演。“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简言之，一种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条件会消失在这个生产方式的结果中，而当资本主义“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①设定自身时，这些历史条件会得以重组。它（资本主义）“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②。这个观点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批判之一，他们混淆了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在样子的以往条件和当下资本主义组织条件，马克思将这一错误归咎为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和谐律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倾向。

《大纲》和后来《资本论》表明，以下的论断将不会持续太久：《导言》中马克思关于“范畴演变”的简单评述是全盘放弃了“历史”方法，而走向了本质上是共时性、（一般意义上）结构主义的方法。很清楚，马克思有时会特别执拗地关注对资本主义某个核心范畴或关系起源的巧妙重构。我们必须将此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学”分析区别开来。从分析和理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作为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结构、诸个生产性方式结合的“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而在“解剖学”方法那里，历史与结构已经是明确地被重构的。就如《资本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马克思读者们的方法论要求是要同时掌握这两个方法。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他的辩证法即获得了全面性又有着特别的困难。不过人们总是会因为想要逃避马克思理论中的困难而趋于二选一（不管是选择历史的还是结构的），因为《导言》中也没有明确的依据。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一个只关注系统持存的结构性方式是不充分的。（充分的）方式必须能够反映稳定性和破坏性两种成分的同时存在……这种双重（辩证）的方式很难建立和使用，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根据好恶和场合去操作它，要么把它当作是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要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有趣的是实际上它兼而有之。①

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方法问题的核心部分，不仅仅是在《导言》当中，还有在《资本论》本身：它是一个《导言》中已经提供线索但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例如，戈德利埃支持“结构研究对于起源和进化论研究的优先性”，这是铭刻在《资本论》大厦中的观点。当然，《资本论》的主要重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而不会对作为社会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起源进行复杂重建。所以，在《资本论》第三卷较长部分的“地租”开篇讲到：“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农业和制造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①。这并不与其他篇章的中心论点矛盾，虽然那些篇章形式上都直接是历史或遗传的。的确，这里存在着对不同种类写作的重要区分。许多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开来当然是直接和同时代的东西。《资本论》

第一卷中的“工作日”部分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图景，它也支撑着一些理论观点，即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劳动形式和系统稳定性的分析，首先是延长工作日，接着由于劳动力得到组织，这种运动走向自己的极限（旷日持久的内战结果）。这两者形态上都不同于同一卷之前宣称的“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形式……炫目的货币形式”②。这个起源应该“同时解决货币之谜”，但实际上在“货币历史”形式下看不到，而是要去分析“价值形式”。不同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外在地处理“起源”问题，而马克思对此是有意地把它放在基本理论阐述之后，而不是之前。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我们对贯穿于《资本论》全部的深层历史想象。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的系统形式从未削弱整个理论框架和马克思所言的似是而非的“科学性”基础的历史前提（历史具体、暂时性、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表达它的范畴）。早在1846年他在评论普鲁东时已经向安年柯夫说过：“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③。这一想法从未改变。

毫无疑问，整个来看《资本论》处理的是资本主义系统扩大规模再生产所需的形式与关系，就是它的结构和演变。恰恰是手稿中一些最为眼花缭乱的部分构成了对资本循环形式的揭露，而资本的循环保证了这种“变形”的发生。不过马克思的方法依赖的是将两个辩证相关但不连续的层面的同一起来，即支撑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矛盾、对抗性“现实关系”和其中矛盾以看似平衡的方式显示着的表现方式。正是后者显示了对系统“承担者”的意识，并形成了中介它的运动的法和哲学概念。批判的科学必须撕下资本结构演变的颠倒形式，从而揭露其对抗的“现实关系”。关于商品拜物教（现在有时流行将它和其他黑格尔主义痕迹一样抛弃）难懂却极具开放性的部分不仅仅实质上为剩下部分的阐述奠定基础，它们也成为逻辑与方法演绎的杰出代表，《资本论》中其他发现的产生也是依靠这一逻辑和方法。因而，尽管对于马克思而言，从外部来看令人惊愕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产，但他的理论正是由于能够展示结构的“表现形式”是可以通读、从背后阅读到其前提所以才超越政治经济学就像一个人“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①。马克思想要让我们注意的其中一个资本主义永恒的、自我再生产的“外观”来源恰恰是对它作为社会地创造、在历史生产形式下运动的意识的“遗失”（错误认识）: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①

同样，“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②。它们“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③。这种解读方法在其实际状态下认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④，但这种解读不仅仅是批判。它是对某个特殊类型的批判，这种类型的方法不仅揭露“表现方式”背后的“本质关系”，而且也这样揭露了只以“表现方式”出现的系统表面之下作用于自我扩张的那个具有矛盾和对抗性的必要内容。对于每一个马克思“破译”的核心范畴而言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包括：商品、劳动、工资、价格、等价交换、资本有机构成，等等。通过这个方法，马克思结

合了两种分析。第一个分析脱去资本主义工作原理的外观，发现了它们隐藏的基础，因而可以揭开它的真实工作原理；第二个分析揭露了这种功能主义在深层次上也是自身“否定”的来源（和自然律一样无情）。前者引导我们走向意识形态层面，“表现方式”在视为正当的表面价值上使用：它们“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例如是常识感知的流行形式。后者考察“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的“本质关系”:它们“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证明了（但只是通过批判）

第二种科学层面的基础，因为它“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①。马克思的批判超越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来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勾画出了没有说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揭露了“自动模式”"自然形成"下隐藏着的对抗性运动。《资本论》开头对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初看起来仅仅是正式阐述的分析只是说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结论，到了《资本的总公式》这一章等量的流通（M-C-M）被重新定义为不等量的流通（M-C-M’），这里“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②。正如尼古拉斯评论的：

剥削在交换过程背后继续进行……生产包含一种交换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与交换相反的行为……等量交换是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所以对非等价物的抽出也是生产的基础性力量。③

如果把马克思仅仅当作是一位研究结构与其变体，而不关注结构的限定、断裂和超越的理论家，那就是出于一种完全抽象的科学主义目的，将辩证分析置换为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戈德利埃注意到了，对一个结构变体的分析必须要有矛盾的观点。

但是功能主义者的影子不断地出没于这位结构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处理当中。因而，对于戈德利埃而言，马克思对系统的分析存在着两个功能性矛盾：资本与劳动（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内部矛盾）和工业大生产条件下劳动的社会化本质和资本的生产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戈德利埃看重后者（来源于系统的客观属性）超过前者（阶级斗争）。而马克思意在将两者联系起来：在系统的客观矛盾趋势当中找到阶级斗争的自我意识实践。戈德利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二元对比，即具有客观物质性、系统的“科学”矛盾与附带的、具有目的论色彩的阶级斗争实践，这两者在面对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内在联系时消失了。柯尔施很久之前就正确地指出，将社会阶级间的反对贬低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潜在矛盾的暂时表象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写完信时概括了第三卷的理论依据：“最后，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①，

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表示，大规模工业不仅产生对抗，而且也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和精神的必要条件。但戈德利埃貌似完全没有看到后半部分内容。对马克思来讲，正是内在贯彻了伴随着阶级斗争政治的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才使他得他的理论超越“乌托邦”的层面成为了科学；同样，正是“自为”阶级的形成与充要理论的一致，保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同一性。在马克思那里，尤其在批判过黑格尔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不会单单立足于理论。

在《导言》总结部分中依旧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观点，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①。在这段内容当中迅速列出来的要点的确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称得上是“说明”的东西。它们最多称得上线索，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没有揭示马克思究竟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它们主要与上层建筑的形式相关：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现在的读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每个部分都很重视，但在那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们只能注意到在他那里看起来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诸如如何准确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关键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更具中介性的层面上对以下概念作了规定，包括从战争到军队、从文化史到历史学、到国际关系、艺术、教育和法律，等等这些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最具重要性的两个概念构想得到了简明阐述。首先，要再一次区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要把它们当作是两个没有关联的结构，要辩证地去理解。这个辩证关系的边界在任何（被决定的）理论的丰富性当中都要详细说明，这个辩证法联系地看待这两个术语，而非“直接同一”，它没有悬置二者真实的差异。其次，从艺术发展、教育和法律到物质生产的关系要作为构成“不平衡发展”的关系来详细说明，这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指示。

他所举的希腊艺术的具体例子是服从于同样的理论问题。希腊艺术假定了一系列特定的关系，它需要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具体组织，这些都是与精纺机、铁道和机车不相适应的。它需要自己的特殊生产方式，是不同于电力和打印机的史诗歌谣。而且，它还要求它自身意识的形式：神话。当然，不是所有的神话都可以，例如埃及神话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思想总体。在人们对自然的科学掌握和改造没有充分完成之前，作为（在思想层面的）思维形式的神话才能够存在。只要科学和技术没有取代对自然的社会和物质的魔法妥协，神话就会持续下去。因此，神话是一种意识的形式，只有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才有可能，在希腊社会的生产力和关系上，由于神话构成了具有史诗特点的内容和想象方式，所以史诗（通过复杂且不平衡的中介链）与之发生联系。那么，这种历史联接是不可逆的吗?难道古代社会和史诗不是一起消失的吗?在现代战争中还可以想象出阿里基斯的英雄形象吗?

马克思没有在论证艺术和物质形式的历史相容性时结束自己的思考。他发现，更大的理论困难是去理解如此明显地古代形式如何与生产的现代历史组织发生联系。这里马克思再次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按照他的方法将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复杂结构的跨时代发展和当下生产方式中各种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规律结合了起来。尽管简明概要，但他的说明是很有代表性的。就在“人类童年时代”带给我们愉快这方面来讲，为什么我们依旧会肯定地回应史诗或希腊歌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它们都是一带而过式的。这些令人费解又偏理论的话题是在文体意义，而非概念意义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