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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批判的实践性视野（第1页）

四、文化批判的实践性视野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注重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重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和整治效果，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就是以后总动态的实践过程，主张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一）紧密结合政治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进入了“丰裕社会”，社会现实与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测以及阶级斗争的预言未能如实呈现，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阶段性发展后逐渐落入低潮期。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几近停滞。因此，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理论危机，重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反思了自身的政治使命，试图通过充分发挥其文化政治批判功能以期寻求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与现实变革的具体实践路径。他们认为，应该在深入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来启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塑造新型革命主体来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以此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其独特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

伊格尔顿也延循这样的思路来构筑其文化批判思想，他认为，文学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批评始于政治，始终以政治为灵魂。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卸下政治包袱，因为它天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批评理论的真正生命力在于紧密结合政治实践，为实践带来不同的格局。而这一点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激进批评理论的致命缺陷，也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力图弥补的地方。

他始终坚持，批评理论的真正生命在于紧密结合政治实践，是理论思辨在政治实践中的真正表现，认为所谓的“政治性”是一种历史的、内在生成的概念，无论任何形式和时代局限。而他所宣称的政治批评，并不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分析性的视角与方法，而是把政治作为“文学性”的关切所在。

首先，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始于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政治是一项公共事业，是值得献身的高尚事业，修辞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强调了修辞的政治性，“修辞学是论辩术的分歧，也是伦理学的分歧，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①。修辞是批评的根本属性之一，以社会政治效果为标准，使批评行为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物质力量的话语实践形式。这表明最初的文学批评即是为了使政治主题突出，政治诚意更加强烈，“修辞立其诚”，这就是强调政治实用性的古代批评观。

其次，他从研究文学入手来引出他对批判理论的解释，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导言即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英国，经验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通过追述英国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来表明文学、文学理论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与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其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这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此为出发点，伊格尔顿分别从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角度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独特语境下的主要文学理论。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②。

与此同时，伊格尔顿还分析了文化行动与政治行动紧密结合的几个方面：妇女运动、文化工业、工人阶级创作运动，从而得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①的结论。

最后，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强调了文化和文化批判的政治性因素。政治性是批评的集中表现，并不是将批评与政治划清界限，或者让批评成为消解政治的武器，因为政治就是“将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②。批评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政治是批评的主要诉求，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有所谓的“非政治批评”存在。在他看来，“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③。当代批评的功能就是政治批判，“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确定地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④。

兴起于19世纪的将批评专业化和学院化的左派批评家，以及在后现代批评中再度突出的非政治化和泛政治化（泛政治化其实也是非政治化形式的一种）的质疑严重地削弱了批评的政治性，这一潮流的实际效果不是冲击资本主义，而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阵地。无功利性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左派批评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应该识破真相，走出象牙塔，开始自觉地追求批评的政治目标，为改造社会实践服务。关于以上论证批评的政治属性，伊格尔顿认为反对批评具有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抱定无功利性的基本立场本身就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

如果说批评是沿着无功利自治的方向在发展，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用维护文学或文化的超然地位的方式来实现在动**的社会里维护现有权力的关系的目的。批评始于政治，始终以政治为灵魂，因为“欧洲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国家的特权中诞生的”①。批评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作为价值判断活动的批评，首先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意识形态是人们用以体验和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价值和情感系统，所以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

同时，伊格尔顿指出，虽然文化批评与政治批判密不可分，但是文化批判思想同样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甚至政治因素也包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文化批判必须重视社会生活方式。

（二）重视社会生活方式

在第一章中讲到，伊格尔顿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萨尔福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具有一定的初步社会主义思想，这无疑使他早年深受影响，开始注意大众的社会生活。伊格尔顿21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师从当时“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雷蒙德·威廉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力量的期待、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关联对伊格尔顿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研究文化的方式，力图从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反对利维斯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高贵化”的立场，打破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超越了那种把文化立于生活之上抽象的生活观念，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伊格尔顿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人道主义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但实际上却还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当然这种辩护不是直接的形式，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所谓的自由人道主义“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①。

威廉斯将文化概念根植于英国社会特殊性的背景之中，“文化即生活”的观点力图将文化观念从狭隘枯竭的精英主义手中夺回来，而赋予文化一词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伊格尔顿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拉近了文化与政治的距离，认为政治不应当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不是政客手中的工具，而是将它们组成一体，形成一定运作方式的依据，涉及并涵盖人整体的现实存在。

20世纪“有机论”的代表人物是利维斯和艾略特，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理性与情感、语言与思想的高度统一，最理想的作品甚至不是通过语言准确地把握思想，而是同时“感觉到”语言和思想，最高境界就在于用极度浪漫的幻想来达到感悟，所以他们竭力推崇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奇喻”手法。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伊格尔顿着力论证文化是一种基础，不再单纯地是一种文本式的概念，不仅是反映社会实践，而是使社会实践合法化、理想化并获得其形而上的支持，文化将逐渐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武器，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理论武器，它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伊格尔顿创造性地使用“文化生产”这个概念，以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一，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与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关系和联系，主要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在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经常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会表现为相应结构的生产关系。反过来说，生产关系是顺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产生、存在、调整、加强或变革的。伊格尔顿把“文化”与“生产方式”链接在一起，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入手考察，说明文化既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通过界定“文化生产”，他把艺术牢牢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坚持了唯物主义批评的根本立场，强调文化生产是一种社会实践。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而是最终决定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文化生产”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最关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的文化实践过程。

他高扬文化的创造性而又不放弃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将文化视为与经济、政治等平行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性社会构成成分，从而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和功能，通过强调语言、文学等各种文化符码形式的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解释了文化在社会生产方式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文化”成了高高漂浮在物质之上但企图调和、凝聚、指引和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指数和理想价值，因此造成文化的分裂。要解决这种危机必须把作为社会意义总体的文化置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生产方式之中，也就是说，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彻底改造所有权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种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①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少数几个精英人物设计好交给大众去执行的“文明”，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不断创造和重新界定的集体实践。“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使之人性化和社会化的历史过程。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价值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对“人”的充分重视和关怀，它将使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状态亦即危机之中的文化真正统一起来。

（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使命相结合

伊格尔顿认为要将文化的诸层面重新统一起来，除非来一场扭转乾坤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理想中的批评取向是“革命批评”，它也是社会主义批评的同义词。“革命”首先表明该批评立场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批评”充分地考察了批评的功能和属性，是在自觉发挥批评政治性、修辞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有明确功能规定的批评立场，是最能够充分发挥批评作用的一种批评方法。也可以说，“革命批评”突出并规定了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当前目标，同时这种界定不仅是一种道德动机，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判定。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发现社会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革命批评家必然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伊格尔顿一贯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不谋而合。

“革命批评”的政治目的在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每个人能平等地参与政治，既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顺利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伊格尔顿认为，充分地分享政治生活就是一种美德，是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政治的介入是对自由的追求、对身体的解放、对民主的向往，是在哈贝马斯所提到的“公共领域”里与专横跋扈地压抑人性的政治相抗衡。

批评真正的使命在于使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让每个人都在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开放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参与到文化实践中来。“革命”就是破坏、摧毁、拆除、扫**，批评是摧毁偶像的批评，但是“摧毁”也绝对不是一维单向的破坏，而是必然包含与“建设”相伴随的创造性活动。摧毁带来建设，革命创造历史，革命批评必须牢牢把握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时机，不能局限地满足于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作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要激发读者去思考当前的政治处境，让读者阶级即群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所以“革命批评”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文化政治分析。

出于政治目标压倒一切的考虑，“革命批评”绝对不会有任何方法论上的限制，必须实行最彻底、最开放、最自由的策略，即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图和开放灵活的策略选择，“革命批评”拒绝一切程式化、机械化的教条，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批评路线。①

对于“革命批评”，我们必须有着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运用无限灵活的批评手段，达到摧毁与建设的双重效果，使得“革命批评”成为一种真正具有文化实践和创新力量的话语。参照当前的社会形势，基于批评与政治的联系已经出现良好的势头，伊格尔顿对“革命批评”的前途持有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