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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生产（第1页）

一、文本生产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及其内容的生产，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文本生产即文学文本再生产，它包括文学文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每一种文学生产方式都由生产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和消费结构组成”①。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必定重视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反对文学文本生产的形式主义倾向，否定文学文本的先天价值性。这种文学文本生产也必须包含各种相互影响制约的多种要素，而且这些文学文本生产要素具有内在的系统性。文学文本生产的四个环节既是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又是互相生成和影响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并且文学文本生产的内容和要素与文学文本生产的环节也是一个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文本生产的特征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文学文本生产的基本属性、文学文本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文学文本生产的价值，并且这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1。文本生产的社会性

关于文本生产的属性方面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文本生产的个人性和创造性，侧重于文本产生的先天性因素；另一种观点强调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群众性，侧重于文本生产的后天性因素。前者注重文学创造主体在文本创造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强调作家的个人条件，尤其是其先天性因素在文本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忽视了周围环境和社会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神秘性色彩。后者则重视文本创作过程中的社会性和多元性，认为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创作主体与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文本生产与社会一般生产具有共同性，作家的因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伊格尔顿认为就文学文本而言，“后天远比先天更为重要”。因此，他坚持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坚定地批判文学创造的个人性或先天性及其造成的神秘性氛围，认为单凭作家一个人的“天才”和想象，是不能创造出文学作品来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必须经过对社会存在的感悟，“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他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神秘化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艺术神秘化的问题，……将文学作品与作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主体’的作家分割开了，是‘醉心于笔的神奇力量’。作品一旦与作家的历史条件分离，必然会显得意图不明，神秘莫测”①。这里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坚决反对文本创作的先天性，即“天才论”，认为不存在纯粹地脱离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的作家和文学文本，文学形式主义的观点忽略了文学文本与作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所以是片面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本雅明、布莱希特、马舍雷和阿尔都塞的认识是一致的，既然文学不是先天性的个人创造结果，而是社会性的产物，那么，在文学的社会性之中，什么最能体现出文学的群众性或阶级性呢?本雅明、布莱希特、马舍雷和阿尔都塞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范畴是马克思首次引入到艺术生产理论中的，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阐释，在对文学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文学艺术生产中文本主体的状况和现代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他认为，技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促使艺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接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不同阶级的思想文化斗争，深刻影响了艺术的进步。布莱希特则提出了“陌生化”的理论，这种理论重点在于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通过剥去社会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打破人们的日常思维，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新奇感，也就是说，通过建构一种新的戏剧或文学艺术形式，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表面所呈现的可靠性，使观众意识到其虚假性的本质，从而从对生活表象的沉迷中惊醒。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意识形态深深地楔入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人们依赖意识形态去体验行动，世界上的现实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马舍雷则强调意识形态虚幻与文学虚构对文学生产起到决定作用，指出意识形态有力地塑造了文学，一部作品可以说是根据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的进攻和侵略而生产的，所以，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同时，又对抗和瓦解意识形态并催生出新的意识形态内容。

伊格尔顿继承吸收了以上学者的观点，认为在文学文本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影响，但是伊格尔顿也认为他们的观点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阿尔都塞和马舍雷两人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①。这里的含混不清主要是指他们在论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学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关系，没有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阐述文学意识形态的内涵。伊格尔顿比他们更进一步，他一方面强调文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效果，认为文学批评必须要成为一种政治批评，应该“从狭隘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转向文化生产的问题和艺术品的政治用途”②。在这里，伊格尔顿重视文学后天性的生产问题和政治用途，反对纯粹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学文本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脱离，反对纯粹的文学形式理论。其中，关注文学艺术的政治用途，则体现了伊格尔顿文本生产理论的激进型特征。另一方面伊格尔顿阐释了文本生产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立足于唯物史观中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立场，坚持从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及其变化。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加进了生产方式、政治学以及话语符号等相关要素，在较为全面说明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恢复并增强了其理论批判的力量。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生产艺术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生产，包换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互相联系的环节，我们可以将文学生产看作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但是文学生产也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生产，主要是生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这种“上层建筑”的生产受到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伊格尔顿深入考察和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多重结构及其互动关系，充分挖掘了文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力，坚定地把艺术、文化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烙印。

2。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

既然文本生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属性，是受后天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那么，伊格尔顿认为，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作为后天因素的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的具体样式，文本形式是文本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本上受到文本内容的制约。伊格尔顿认为，“形式是历史的由它必须体现的‘内容’决定的，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经历变化、改造、毁灭和革命。‘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优先于‘形式’”，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与马克思主义中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含义相似，“正像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社会物质‘内容’即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①。既然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那么，文本内容是如何决定文本形式的呢?我们首先看一下伊格尔顿是如何规定文本内容和文本形式的。伊格尔顿指出，文本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历史真相，一个是意识形态材料。这两个因素都是先于文本形式而存在的，而文学文本在对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材料进行加工的时候，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因此，扭曲的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决定着文本形式的表达方式和风格，文本形式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

关于文本形式，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形式绝不仅仅是文本技巧，其构成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它“通常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结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小说方面的情形；还有，我们后面将看到，它体现了一系列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②。

实际上，伊格尔顿规定了文本形式的三个特征，即相对自律性、政治性和关系性，这三个方面都包含在文学形式之中，使得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文本形式的独立性是指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与意识形态总是或远或近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体现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如果**裸地倒向意识形态的怀抱，文学也就不能称其为文学了，所以伊格尔顿指出“在文学形式变化和意识形态变化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称关系。如托洛斯基所提醒我们的，文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它部分地按照自己的内在要求发展，并不完全屈从意识形态的每一次风向”①。

但越是存在这种模糊性，文学就越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许正是在这种“似非而是”的情形下，文学更隐蔽地行使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分析艾略特小说的意识形态时，伊格尔顿就认为“必须把艾略特的文学生产放在‘一般’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来理解”②，这也说明，尽管文学不直接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文学形式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只是相对的和有限的。文学形式具有政治性，它既选择政治内容也是政治内容选择的结果。文学艺术形式不是单纯的形式，必然涉及政治关系，不同的文学形式选择不同的政治性内容，而不同的政治内容的文学形式表达也不尽相同，由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的不同，文学对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材料加工的态度和方式会有所差别，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形式，从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观众。文学形式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作家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文学形式面对的受众也是不一样的，这既与文学形式表达的内容有关，也与受众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素质以及爱好趣味有关。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区分出文学形式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而这些形式背后的内容及其地位，既反映了受众的社会地位，也显示出意识形态的作用，一般而言，面向大众的文化形式总是与被称为“低俗”的内容有关。

3。文本的交换价值

文本生产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文本形式受到意识形态内容的影响，文本的价值必然也体现于社会关系之中，同时文学文本的相对独立性也决定了文学文本自身的美学价值，当然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与其社会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的价值包括美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但二者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有主有次的从属性关系。他指出，文学的美学价值取决于文学的政治效果，而政治效果的最终目标则是人类的解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还没有实现，仅仅作为人类追求的一个乌托邦的理想而存在。

关于文学价值的属性，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文本本身就具有文学价值，这就是文学的先天的美学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存在于读者的解读之中，必须经过读者的挖掘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不懂得文学作品的趣味和内涵，则不能够发现文学文本的价值所在。伊格尔顿不同意以上两种观点，针对第一种观点，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之中，它必须体现生活，尤其是要蕴含政治性的价值，脱离了社会实践和政治效果的文学文本是不存在的。关于第二种观点，伊格尔顿则指出，这种文学价值观带有歧视性和政治偏见，它使得“文学把它自己表现成了对那些能阅读却不能‘解读’的人的威胁、神秘、挑战和侮蔑”①，也就是说，这种文学文本价值观将文学的价值局限于某部分人，文学成了圈内人的游戏，这就回归到“精英主义”文化的局限当中，大大降低了文学价值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因此伊格尔顿在文学文本生产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文本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重新思考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影响下，伊格尔顿肯定了文本的价值在于文本与人们需要的关系，认为这种需求关系的大小决定了文学的价值的轻重，“当莎士比亚的文本不再使我们思考的时候，当我们从它们当中什么也得不到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有价值了”②。

文学的价值被伊格尔顿称之为交换价值，认为文学文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是交换价值，“文学价值，是用对文本的思想价值，用作品的‘消费性生产’，亦即读解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它所表示的永远是由相互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的价值：‘交换价值’”③。既然文学价值是由读者的读解行为所产生，那么读者的这种行为又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文学的价值呢?

伊格尔顿指出，这种因素就是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学文本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风格的“无政治性”，“决定文学价值的，是它插入意识形态系统的和文学论述的通用等级的双重方式”④。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价值既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受到文学文本自身的风格的影响，不体现自律性也没有多大价值。实际上，在伊格尔顿这里，文学的价值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和非意识形态形式的统一所体现的价值，同时满足社会的意识形态需求和美学需求，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决定文学的价值。伊格尔顿列举了但丁的例子，“但丁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或者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而在于那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联系以一种文本表意的形式疏离意识形态从而表达出非常有洞察力的深度和复杂关系的效果”①。

伊格尔顿始终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由意识形态来决定的，文学文本必须给人类以希望，这就是文学文本的最大的价值。即便在当前资本主义统治日益加强的社会形势下，文学文本的价值必须保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保持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伊格尔顿认为只有这样，文学的价值才能得到展现，“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敌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才能产生出最有意义的文学出来”②。或许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格尔顿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原因，这是因为他要从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中来实现其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伊格尔顿立足文本生产，深刻揭示意识形态生成的动态性，文本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原意指文字的编制物，是作品意义的物质载体。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文本这一术语的内涵也日趋复杂起来。文本被视为一种语言表层结构，一套符号体系，一种借助于语言符号来进行的意指实践，甚至是一切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以及类语言符号，以至于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①这既勾勒出文本概念的广泛特征，也证实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

对伊格尔顿而言，“文本”原意是指一种文学文本（Text），但后来他突破了文本的文学范围，将其扩展到多重领域，并考察文本生产的具体过程及其产物。文本生产涉及多种要素的互相作用，基本包含一般生产方式、文学（文本）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与文本六个要素，这六个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斗争与联合，共同促进自身与对方的生成与变化，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与文本生产结合起来，力图在文本生产的复杂性语境中，揭示意识形态生成的动态性与矛盾性。

意识形态虽然是文本加工的对象，但文本与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对应，而是一种扭曲了的关系，意识形态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之中并经由文本生产而产生出来。他指出，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主要分为文本的物质性生产、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文本的意识形态解读三个密不可分的方面。

文本生产是一种物质性生产过程，其生产要受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作为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的文学（文本），属于一种制造业”②。文本是一种文化精神或思想意识的物质载体，同其他商品生产一样，文本生产及其过程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生产。伊格尔顿指出，文本生产的物质属性方面同样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其生产形式与产品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改变，使其背后蕴藏着的意识形态生成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当中。

伊格尔顿将文本生产作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揭示文本及其意识形态生成过程中的物质性与实践性。从历史性维度来考察，包含着意识形态生产的文本生产不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生成过程，而且是经济基础的生成过程，即“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生产方式，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生产方式”①。在这一生成过程中，意识形态内容与表现方式随着文本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成与变化，进而体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

文本、意识形态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意识形态不只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直观的镜式反映，而是一种历史的隐喻与象征，文本生产中的意识形态生成并不是纯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还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斗争与妥协的过程，充满了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