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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渊源（第1页）

二、理论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长期在英国生活，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造提供了现实的案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具有极深的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与发展，195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折。这一转折是由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深入批判引发的，在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引入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在结合英国传统经验主义和分析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的改造。

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从欧洲大陆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其中《新左派评论》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作品的翻译工程，文化研究就不会发生”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决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匮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剧变，表现为对一个接一个的大陆理论家的同化和熟悉”②。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开始走上了自己独立的发展之路。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深深影响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甚至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路径被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心的理论家们既拒绝了汤普森将经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拒绝了威廉斯认为特定文化能被经验和意识形态双重推动，它是仅仅能从理论上被解决的关系”③。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实条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观念，阿尔都塞的著作指出了一条通往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尔都塞的理论的接受程度和评价。

（一）英国新左派的基本理念

“新左派运动”①是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思潮，是“旨在开辟理论——政治空间、寻求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努力”。“这股思潮在空间上，它延伸到了西欧和东欧，美国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在时间上，经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推波助澜至少持续到了70年代中期。”②这股思想浪潮与当时社会上“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等倾向不约而同地结合起来，吸引了包括教师、学者、思想家、艺术家、学生、文艺工作者等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它代表了一种打破固有文化价值的“革命冲动”，“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重点不放在思想内容上，而偏重气质和情绪”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独立’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其与官方共产主义的决裂，为自己确立通向马克思主义内部替代性传统的新方向，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新起点”。这次运动思潮对当时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受当时“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在英国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不断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缺乏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上“理论的贫困”②局面，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与欧洲大陆哲学（主要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相比肩的学术重镇。英国新左派更愿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实践中进行检验。通过分布在历史学、文学、阶级理论、技术批判等具体学科或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具体细微的研究来展现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其注重政治表达效力，忽略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等理论缺陷，在进行学术创新的同时也造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缺乏成体系的理论建构，缺少哲学的抽象表达的困境。这种困境一定程度上与第一代新左派学者的成长环境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

“英国新左派”就其发起者和主要人物的生平及成长背景，可分为第一代新左派（也有人叫“老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伯明翰学派”前期成员为主，后者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有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两代新左派学者是并肩战斗的，共同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与文化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发展。1961年，工党右派上台执政，英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两代新左派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并于1962年正式分裂，双方由合作的战友关系转变为理论上互相批判的反对关系。

《新左派评论》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作品的翻译工程，文化研究就不会发生”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决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匮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剧变，表现为对一个接一个的大陆理论家的同化和熟悉”③。

通过《新左派评论》和大量译介欧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代新左派找到了支撑他们理论谱系的主要源泉，即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视为一种“政治的标识”④而得到广泛传播和大肆宣扬，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将英国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真正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第二代新左派由此扬弃和批判第一代新左派所提倡的具有浓郁的经验主义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①。伊格尔顿在当时也同样看重阿尔都塞思想中的积极政治姿态以及对于现实的介入力量（主要关注“质询”和“召唤”的政治功效），他将这两方面作为理论切入点与英国自由人本主义标出清晰的界限。伊格尔顿于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书都深深地打上了阿尔都塞思想特征的烙印。

1962年5月，佩里·安德森接任《新左派评论》主编一职，提出“安德森—奈恩论题”②，这一论题主要围绕“土地贵族依旧统治英国的事实”，“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革命传统”，“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四个论题进行阐释和诘问，寻找英国出现危机的原因以及英国至今仍是贵族统治的国家的理由，对英国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社会走向作出了结构性分析。第二代新左派学者阐述了自己对于英国民族特色和本土问题的看法，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严苛批判，使得两代新左派之争的大幕就此拉开，他们热切期待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认为这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路径。

1978年汤普森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高扬英国本土文化观点，对欧陆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借此对第二代新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动猛烈的反击。汤普森在坚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安德森—奈恩论题”展开了有力的回应，他认为安德森和奈恩将双元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一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标准来衡量英国的历史，尤其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难免有失偏颇。在他的视域中，英国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不能简单地用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思想来衡量英国的意识形态。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威廉·莫利斯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便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过程，并将这种思想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宣传，试图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此意义上英国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虽然相比于十月革命英国选择的是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但议会斗争并不意味它的革命性微不足道，相反，对于英国自身历史而言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革命道路。

汤普森通过对“安德森—奈恩论题”的回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范本来认真对待构建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一问题，并最终形成了第一代新左派所持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和它针锋相对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在蓬勃发展，这两代新左派代表人物各抒己见，展现了英国学术的繁荣景象。

在这种互不相让、争锋相对、批判回应此起彼伏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并找到了共同的问题域，即社会历史及结构问题、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等。他们“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①。在这种共同问题域的基础上，两代新左派都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否定庸俗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把文化研究作为理论武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可以看出，“英国新左派”在理论反思的过程中，“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②。此外，他们还都提倡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并强调文化的政治性特征，认为文化“既不是社会关系的简单反映，也不是政治权利的庸俗分支。……其创新之处在于‘文化的整体性’的强调，正是这一文化的整体性建构了新的政治视角。在后来众所周知的文化研究中，文化话语第一次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③。

在“新左派运动”的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也是新左派的主要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的结合。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借助于“新左派运动”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较大的学术群体，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美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日益扩大。实际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而是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学派，但这些学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共同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特征，“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话语分析方法、个案研究、结构主义以及乌托邦式的理论构造方法等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批判意识和建构意识并重，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并行，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内在统一，构成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点，同样也是其价值论追求的深刻表现”①。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尽管不断转换其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在思想方面也出现诸多差异，但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研究范式以及目的诉求等方面，基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存在一些明显可辨的历史传承和内在特质。”②可以看出，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①。

也就是说，这一学派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面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建构，它“在有力地影响了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走向及其图景的同时，创造出一种特征鲜明、充满活力、堪与德法传统并肩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②。

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理论结晶，“从本质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成功典范”③。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安德森、霍布斯鲍姆、柯亨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理论传统与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相结合，在深入分析本国具体问题的语境中，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英国化，“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各种学术资源有效吸收、鉴别和处理的过程。他们打造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和话语平台，在这个话语的平台上，产生了多种思想和观念。它们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也是抽象的和具体的”④。而面对当代文化危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采取了一条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分析理路。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本土哲学和文化研究传统，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运用“从下到上”的分析方法和改造文化主体的致思理路，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危机理论。

“新左派运动”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对于伊格尔顿的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对“新左派运动”及其理论争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审视了他们争论的问题域和主要观点，并批判继承了争论双方的理论优点，加以综合运用；同样，也正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问题域中，伊格尔顿聚焦文化和文化意识形态问题，逐渐建构了其文化批判思想。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概念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重新思考和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一前提下，“伯明翰学派”对文化概念作了自己独创性的思考，并且在争论的基础上推进了文化概念的全面性，这深深地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观点。

早在英国传统文化主义风行之际，T。S。艾略特就提到文化，他认为文化首先是指“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①。虽然他声言这种文化是全民族的文化，体现当时的社会制度、艺术成就、作品文本、风俗习惯、宗教伦理等方面，但是只有社会文化精英阶层才能有意识地去理解、去参与这种文化，而非精英阶层即人民大众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参与这种文化。

威廉斯反对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纠正了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理论偏颇，把“文化”概念融入“物质”范畴之中并重新定义，结合当时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意义，从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他独创的“感觉结构”理论中初步表现出文化所需要支撑的三种特性：社会性、交流性和载体性。但是这还不能全面地表达文化，因为“感觉结构”表达的是特定的一个时期或地域的生活普遍经验，用艺术的一些特定形式比如小说、戏剧、诗歌等才能被意识、理解和交流，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深受特定的时代和地域限制，就不能完全理解从而产生一些抽象绝对的意识。因此，威廉斯不无遗憾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①

文化研究中的平民立场、贴近现实生活、饱含政治色彩、科学辩证方法等特点，逐渐进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视野，引发了他们积极的吸收和思考，威廉斯最终实现了对“文化”定义的超越，将文化定义为“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②，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