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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性（第2页）

其一，霍氏阅读从日常生活文本增强主体的甄别力。霍氏阅读选取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文本。霍加特将文本指向更为宽广的日常生活世界，实现从经典文本阅读，到“二流、三流作品”分析，再到对大众流行文本解读的过程。在他看来，并非所有文本具有同等价值。霍加特将文本分为“传统文本”“生活文本”“通俗文本”"商业化的文本"，并指明之间差别和价值。“传统文本强化现存的假定，并遵照现存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生活文本则不同，它会令人产生不安的情绪，并可能引发我们对生活态度的转变。”①霍加特在《活的和死了的艺术》中，对通俗文本进行了形象地诠释，将其比喻成“甲壳虫的全盛时期”，虽然微小，甚至是弹指一挥间的生命，但却是一种活的力量。而相比之下，商业化、公式化的文本，虽然会有令人惊叹的销售量，但是死的艺术，没有生命的力量。由此看出，霍加特感兴趣的文本是植根于生活的文本，因为，源于日常生活真实而厚重的“文本”可以甄别、审视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和被复杂编码的意象文本，同样可以对那些浅薄琐碎、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能够褒贬互见、瑕瑜互见。

其二，霍氏阅读加强主体对生活经验价值的关注。霍氏阅读强调那些一直以来被忽视或被简化的生活经验的价值和意义。霍加特认为，“好的文学再造生活的即时性——将过去和现在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所有不同秩序的事物，全部一次呈现出来。它体现了在历史和道德语境下人生活的意义”②。但是，一直以来，受到理性化、科学化世界图景的影响，文本阅读整体处于：专注文本内部的分析，脱离与作家、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联系，仅“为艺术而艺术”的唯一宗旨，尽量避免文本与其他外部联系的状态。霍加特认识到这种文本阅读的局限性，因为就艺术而谈艺术，无异于故步自封、作茧自缚。在关注文本的内在品质的同时，同样不容忽视生活经验，甚至对于文本阅读来讲更为重要。霍加特饱含深情写道：“我珍重文学，因为它以这样一种方式——特殊的方式——探索、再创造、寻求人类经验的意义；因为它探索（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与自然世界相关的人）经验的多样性、复杂性、奇异性；因为它再造经验的本质；因为它充满公正的（这里特别强调）热情（而非有意讨好、抱歉、攻击）追求自我探索。我珍重文学，因为它们可以借助语言与形式之间特有的关系，支配……戏剧化它们的观点，使人们在其中可以洞察生活的本真意义。”①霍加特一席话道破文学的真谛，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文学自身的演绎或流于表面文学分析，而在于探讨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霍加特关注读者生活经验对文本阐释的作用，“读者的头脑并不是白板一块。读者所在的社会环境为读者提供（对某一事物做出）判断或抵制方式和过滤器”②。特别是，面对商业化、公式化的文化产品，读者通过自身经验生活去伪存真。

其三，霍氏阅读增进主体对具体社会语境的深度观察。霍氏阅读结合具体的文化生活和现实的社会语境。霍加特认为无论多么白雪难和的艺术都离不开人的生活和现实的社会，艺术的本源来自生活。对文本阅读不应只局限于对某一文本或某一件艺术品精雕细琢的内部分析，应将文本放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应当尽量挖掘文本所包含的一切文化因素，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倾向等，为更加充分地了解社会、认识文化提供帮助。霍加特提倡文本的社会批判功能，文本在功能上“重建人类共同感受”，形成一整套共享系统，所以，“需要以开放的目光对待创作者的想象力和艺术作品，并深入地阅读就会发现：文学作品洞察某一时代的生活，而这种强有力的洞察是其他无法给予的。……如果没有文学为社会研究佐证，那么，对整个社会生活的认识无非是盲人摸象”①。霍加特以具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生活作为参考系，使理性化的文化自觉地回归生活世界，不再一味强调某一文化的重要性，或孤立地探究某类文化，而是把所有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具体的文化事件作为霍氏阅读的对象加以研究和审视。霍加特认为，“真正文化的本质、独特性、品质在于再创造赋有丰富经验的整体的生活，包括：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对象世界的生活、精神生活、真情实感的生活。文化创造出来的是彼此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②。文化是丰富的、具体的、现实的。霍氏阅读将研究对象延伸到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现实语境相结合。

霍加特试图通过文化实践的有效途径——霍氏阅读，对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进行思考和批判，将其作为改变现存文化世界、消除使人异化的现实途径。从而实现建构阅读新主体与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的统一，实现现实的人与自由发展的人的统一，实现对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主体身体和精神并存的全面自由的解放之路。

第一，霍氏阅读实现阅读主体的转向：“自在阅读”到“自为阅读”。“自在阅读”意指在“给定的”“既定的”文化秩序的作用下，阅读主体尚未经过文化实践和认识渗透的阅读，但这并不是说，阅读者的自我意识全然不在其中，而是说，阅读者的意识或自觉意向完全被这一秩序所牵制。“自为阅读”意指读者根据自觉意向进行阅读，体现了读者在给定文本秩序所到达的自由程度。在我看来，霍氏阅读正为我们提供了从“自在阅读”向“自为阅读”的深层跨越，实现阅读主体从一种外化、被动化的状态转向包括个人阅读实践在内的参与过程。从“自在阅读”向“自为阅读”跃进时，需要阅读主体与文本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就是“价值阅读”与“价值判断”之间的距离，这样有助于阅读主体对文本价值进行筛选、重构，至少对其重新阐释。随着“自为阅读”程度的深化，阅读主体越能够靠近自我生活的认识和表达，对任何文本保持清晰的自我辨识力，从而建构“自为的”类本质活动。“自在阅读”到“自为阅读”的过程，为阅读主体提高了自由程度，颠覆了“自在的”排他性、精英主义的特权，使每个“自为的”个体向更高的阶段“为我们”的联合和人的类本质性迈进了一步。

第二，霍氏阅读揭示人本质的回归：“主体异化”到“主体解放”。在异化的秩序和异化的日常生活中，人的本质被引导，人本身具有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只能简单屈从。如何使主体异化转向主体解放，如何在给定的社会状态或异化的世界中嵌入人的真实生活，这就需要唤醒或启发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而霍氏阅读鼓励我们每一个阅读个体以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来看待我们现存的生活和社会，在主体自我意识的恢复和觉醒中，能够对虚假的意识加以甄别，驳倒使人异化的力量，使之无效，重新回到人本真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能够自信的断言一种信息的真伪，能够在现如今纷繁多样的文化文本中处于反思状态，最终的途径只能指向自我实践的过程，由此完成“主体异化”到“主体解放”的实现。

第三，霍氏阅读关注人的全面的解放：“片面实现”到“全面解放”。

正如卡西尔（Cassirer）的观点，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但往往在追求物质至上的发展中，人的物质与精神、灵与肉相分离，呈现偏向一方的极端发展，精神趋同于物质丰裕，心灵趋同于肉体满足，主体发展失去平衡。而主体发展的更高存在形态是有关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其中蕴含着，人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不可否认，物质生产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也是文化发展的坚实根基，但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忽略人的精神发展，将文化作为商品化、公式化的发展，使得文化精神在文化商品化的流水线上销声匿迹，这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发展。霍加特对此痛心疾首，试图借助有效的实践形式——文本阅读——提升主体能力，恢复主体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由此看出，霍氏阅读将文化与实践相统一，全面理解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其目的在于主体全面的解放和最大自由的存在，最终实现人身体和精神并存的全面解放。

霍加特把文本阅读分为不同层次，即向内的深入与向外的延伸。他认为，“文本本身的特殊品质”与“文本向外的运动”。他建议读者去“垂直”阅读，而不只是单向度的“水平”阅读。例如，他以诗歌分析为例，“水平”阅读诗歌只能获取诗歌表面的陈述或直观的意义，仅把诗歌中的语言特点简单归为修辞方式，而忽视其结构特征。在这样的阅读中，读者很难领悟诗歌究竟在讲述什么。“垂直”阅读在于从诗歌的整体、次序、形式、语言中提炼出某种意境和想象。霍加特强调语言使用的复杂性，“语言构成的文本是一种结构的，而不仅是装饰的”。他将阅读分为“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两个阶段。“品质阅读”是从语言角度进行阅读，最大限度地把握文本的内涵。在阅读中关注语言中的各种要素，如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混等因素。在品质阅读中人们应特别关注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从而更好地实现品质阅读。通过有效的“品质阅读”才能达到文本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即“价值阅读”。“价值阅读”是从文本中汲取提升人的判断能力和道德修养的营养，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格。“价值阅读”是尽可能敏锐而准确地发现文本所承载的价值，并从文本中汲取提升人的判断能力和道德修养的营养，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格。从“品质阅读”到“价值阅读”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性的过程。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尝试尽可能从文本的阅读中，发现文本向读者所表达的观点态度，以及产生对这种观点态度的认同或批判，从而实现价值阅读。

文本与阅读之间关系微妙而复杂，文本可以唤醒读者，但不能操纵读者；反过来，读者可以产生对文本的理解，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成为文本的拥有者。文本阅读具有可塑性和分层性，阅读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巴特（Barthes）就饶有风趣地描述了三种阅读的行为：随意在某些词语处停下的阅读，直奔向结尾而“毫不等待”的阅读，以及收获写作的阅读。对于以上三种阅读来讲正失去了阅读的意义和价值。阅读不仅仅是眼睛的快速流动的过程，而是读者对文本内在化而又保持某种距离的文化实践过程。“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正向人们提供了恰当阅读的途径和方法。

霍加特同英国新左派的学者一样，以追求拥有善的本质的社会主义为己任，而“拥有善的本质的社会主义，其目标指向在于社会主义主体的完善性”①，对于如何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霍加特给予了独特的方法和路径——霍氏阅读。

霍氏阅读实现了文化结构的优化和文化主体的进步，并最终指向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一，促进文化结构的优化。霍氏阅读不仅是一个解释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系统，它优化了原有的文化结构。长期以来，文化结构处于精英化、宏观化、中心化的状态，以唯一性、线性的模式进行发展，造成对文化的差异性、异质性、具体性的忽视。霍加特不满这种文化结构，将文化研究的触角伸向日常生活，以多元化、多维度的视角诠释文化，建构了新的文化结构。其二，推进文化主体的进步。霍氏阅读冲破了文本自治的束缚，以文化主体的实践过程，实现特定语境下文本与读者双向建构，唤醒文化主体对文化自觉地反思与批判。霍氏阅读有利于文化主体能力的提升，使得文化主体具有独立人格和内在精神。其三，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构成霍氏阅读的目的因。霍氏阅读最深层的动机在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弘扬人的主体意识，提升人的实践能力，克服使人异化的力量，从而捍卫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地位，最终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总之，霍氏阅读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化实践的具体缩影，能够启发我们每一个阅读者正视阅读的力量：自我寻求、自我改变不在别处，就在你我都可以实现的阅读中。

（三）提升话语实践者的能力

霍加特寻求文化的真正救赎在于人民自主文化实践能力的提升。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正在被大众文化侵蚀，而20世纪20、30年代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则是一种纯天然的文化，这一文化源自工人阶级自身的日常生活，并忠实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来自工人阶级自主的选择和创作，没有过多统治阶级的操控。霍加特并未陷入对昔日工人阶级文化的留恋中，而是强调批判话语实践的重要性，迫切要求识字的民主，认为“有效的识字可以帮助我们对现实状况提出不足，解除固定结构的捆绑。它习惯性地力求打破固定‘存在’的二维框架，……让我们再次看到在一个恒定‘变化’状态中的三维空间的人”①。

霍加特对那些只关注理论文本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理论文本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话语系统，只研究有限的对象，并不给人们提供有效的参与途径。他提出在一些理论文本中，过度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使之仅限于少数人的讨论，并不给人民提供知情权和参与开放、民主的讨论权，他反对用理论推演来替代复杂的调查研究。他认为理论应当结合历史的特殊性，不是对某一社会问题表面上的理论推导，或把理论化作为唯一的目的，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他批判的不是某一种语言理论，而是那些为刻意证明某种理论的专业术语，因为这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不会对人们理解世界提供帮助，反而成为限制其他人理解和获取知识的枷锁，其目的在于巩固少数人的地位。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合作寻求真理”一样，霍加特要求文本要具有一般性的分析，要选择恰当的陈述性语言来描述事实，使不同读者之间能够共同分享和参与知识积累。文本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尽量结合阅读者认知的范围和阅读习惯，进而使文本与读者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共识。

话语实践模式以由内向外、由表及里的方法关注特定的文化传统，深入现实的人的生活，并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之中。话语实践诠释的文本不仅是文学文本，而且是各类文化文本，例如，语言符号文本、日常生活文本、大众媒体文本。这些文本又构成了社会存在、人的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实社会生活具体的组成部分。

话语实践模式以日常生活文本增进了主体的甄别能力。话语实践模式加强了主体对生活经验价值的关注。话语实践模式强调那些一直以来被忽视或被简化的生活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实现了“自在阅读”向“自为阅读”的转变。

霍加特试图通过话语实践模式，对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进行深度思考和批判，试图变革现存文化世界和消除使人异化的文化现实状况，提升话语实践者的能力，建构阅读新主体与社会主义新主体的统一。

（四）实现文化表征与实践的统一

话语实践实现文化静与动的结合，一方面，语言文本凝集着稳定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文本阅读代表着文化实践者的文化运行方式，因此，话语实践既受到既定文化的制约，又试图创新和改善文化现有的状态。在人们不断地寻求话语实践的过程中，真正保留下来的文化成果一定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和人类生存的需求的。

在对话语实践考察时，霍加特认为文化具有价值标示的意义不能回避。“简单说来，几乎有关任何艺术的讨论，以及任何我曾经踏足的英国文化的领域，都绕不开价值判断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①有关霍加特对文化价值内涵的理解中包含着两个维度：维度一，强调文化的多元价值，例如，工人阶级文化、通俗文化的价值；维度二，凸显文化价值判断的意义，例如，经典文本、“伟大”文学的导向作用。这两维度分别代表了人类对文化自由、平等的追求和文化价值判断的指引，从而建立一种双向维度的文化思考。

维度一：文化多元价值的维度。霍加特以普通人具体的文化、生活的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将捕捉日常生活文化作为文化实践的重要任务。在自然经济为依托的传统社会中，文化拥有自发的规定体系，表现为分散化、地域性的特征。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文化受到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支配和控制，文化的差异性、异质性、具体化逐渐被替代。现代性的文化抛开了文化细致的事实判断，而转向权威式的价值判断。但事实上，文化生成的路径并非是唯一的，或是线性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充满着任意、偶然的文化事件构成的。霍加特认为现代性的文化更多呈现出某一特定的态度或精神气质，表现出一种筛选、简单、专断的选择，而忽略了文化的生活化的特征，应当将文化置于更为丰富的历史进程和多元差异的现实中。霍加特试图展示工人阶级的文化，打破原有大写、唯一的文化秩序。在这一层面上，霍加特否定文化唯一、统一的概念，借助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征，集中于微观世界和微观逻辑的文化概念。可以看出，霍加特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强调不同文化的特质，而非局限于某一文化特定的结构中，珍视源于普通人生活的文化价值。

维度二：霍加特强调文化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现实表征状态。霍加特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对商业文化的批判中，而是试图寻找解救和恢复文化价值的途径和方法。他主张从文化实践中获得社会价值的指南，文化具有影响一个社会所把握的价值特性以及其把握方式的作用，例如，作家可以净化语言，培养同辈人的情感等。同样，来自工人阶级的文化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淳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这里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着巨大的**”①。工人阶级的文化从根本上体现了工人阶级生命活动本身。工人阶级的文化并不在于刻意建构某种文化模式，而是以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记录和创造文化。

话语的实践性和中介性特征，以及微观文化主体话语实践的能力正在衰退，为此霍加特着重分析了话语实践性被遮蔽的现状和成因，探究了语言中介性的特点，并试图通过分析几个关键性的语言中介因素，打开话语实践的窗口和恢复话语实践的用途。在审视被编码的文本世界中，霍加特建构了有效的话语实践“模型”，搭建微观文化主体有效的文本阅读方法，促进微观文化主体实践能力的提升，从而加强微观文化主体正确的文化价值追求，并呼唤普通人对文化进步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话语特征是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微观缩影和具体再现。霍加特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记录着工人阶级口头话语的内容、特点和风格，这些工人阶级的口头话语真实展现着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片段。从霍加特文化实践的话语特征，分析了微观文化实践主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口头话语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霍加特关注日常生活的口头陈述，因为这种方式真实地反映着普通文化实践者使用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过程。

为此，首先阐明了霍加特对话语实践本性遮蔽的批判，试图挖掘文化生产、传播、消费链条中关键性的中介因素，从而进一步恢复和开启话语实践的用途，给予话语实践性和中介性应该有的礼遇。其次分析了日常文化的话语失语现象，着眼于源于生活的口头话语，强调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对口头话语的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的关注。最后从审视文化的表征系统、搭建话语实践的模型、提升话语实践者的能力、实现文化表征与实践的统一四个层面构成了霍加特整体性话语特征的内在结构，以及话语实践对文化生成的作用，目的在于进一步阐明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具体而关键的实践路径，实现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双向变革和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内在统一的现实方法。

同时，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话语特征进一步探讨了文化实践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话语实践的合理建构，为提升文化主体的能力，发挥人的主体意识，优化文化结构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