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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性（第1页）

三、整体性

霍加特立足于文化的实践维度，关注文化生成的内在特质，使得文化不仅作为表征系统，更是作为承担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在霍加特全新的文化生成系统中，打破原有精英主体的文化霸权地位，把普通人的文化实践活动作为首要前提；不局限于特定文本编码模式，建立文本生成与文本阅读的双向互动过程；拒绝文化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回归文化价值的本质旨归，即人的解放。这样一来，文化就不再是某种支配与强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生成过程，体现出文化发展进程中，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价值多元与价值标示之间的张力结构和辩证关系。

霍加特认为，文化生成来源于文化实践。文化实践是指人们从使用文本到自主建构文本，最终达到改造社会和自我的目的。文化生成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包括文本编码和文本阅读等发展阶段，再返回到文本编码的原点，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机制。

在纷繁复杂的文本编码的社会，如何保持文化实践者清晰的文化判断力，如何实现微观文化主体自省、自觉、自主的文化实践能力，是现代性社会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霍加特希望通过建构具有内在层次性的话语特征，推进微观文化实践者的话语实践能力。

（一）审视文化的表征系统

霍加特根据话语表达的内容、用途、形式和风格按文本的形式进行了分类。他所指的文本具有丰富的意义和用途，不仅是通常所指的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而且还包含了内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片段所构成的生活文本，以及经过市场化生产的加工文本。霍加特从广义话语文本的角度试图阐释文化生成的表征系统。

霍加特认为，文本编码是文化生成的起点。文本编码过程可以再造生活的即时性，是对过去或现在所有事物按照不同的次序一一呈现的过程，它体现了人类生活在一定历史和道德语境中发展的意义。文化编码的内容非常丰富和复杂，“它永远不可能纯粹地用来审美或抽象沉思”①，因为“文化媒介和语言是人们在各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化是一门邀请一切日常生活参与其中的混合物，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功能”②。作为起点，“文化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特定历史和经验的关注，可以帮助我们为了一定的生活而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做出相应的决定”③，“文化不仅能够追溯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复杂关系下所产生的个人行为，而且在文化的生成中也建立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文化的改变而改变着彼此”④。

文化生成不仅仅意味一部作品、一本书、一部电影的诞生，还暗示着阐释社会别样的方式，由形式多样的社会文本或被编码的文本构成。在霍加特看来，文本编码承载着一定的价值秩序，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文本自身创造着一定的秩序；另一方面，文本通过自身价值秩序反映或拒绝现存价值秩序，揭示现存文化的价值秩序是否合理，或提出新的秩序。霍加特进一步指出文化编码的内容丰富而复杂。他根据文本生成的来源，把文本分为“经典文本”“生活文本""加工文本”。在这几种不同文本的划分中，表现出文化内在的张力结构和多重维度的文化空间，它们彼此间相互纠缠、斗争、并存。

经典文本是“社会健康的标志，是促进社会健康的养料”①。经典文本代表了文化的价值取向，赋予文化总体的指向和发展方向。尽管文化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姿态，但是文化所崇尚的价值取向应当明确。文化具有价值标示的意义不能回避，“‘伟大’文学作品极大地体现着文化的内涵；它敏锐而诚实地探讨和再造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的经验，‘伟大’作品通过审视、抵抗原有社会秩序，或倾向性地提出新秩序，从而创建承载意义的自身价值秩序，‘伟大’作品有助于揭示社会价值秩序。因此，有表现力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为社会所承载的价值内涵提供独一无二的导向作用”②。在霍加特看来，对于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来讲，文化的价值内涵尤为重要。“好的文学可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社会展示其自身。”③经典文学有助于确定那些所信仰的“东西”。只要具有一种展望生活的形式和力量的更好的观念，就有助于确定这种展望。

生活文本为不计其数的普通人提供文化平台。霍加特关注文化文本“生活特质”或“生活肌质”的分析。“生活文本”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文字语言的形式，而更多萦绕在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它的存在形式往往先于文字文本的出现。“生活文本”献给不计其数的普通人、平凡劳动者、分散的个人，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和存在方式低声吟唱，而这种微弱的声音对于喧嚣的权威人物的话语体系影响微乎其微。普通人被精英主义者无情地排挤在文化圈定的范围之外，但是，“生活文本”赋予无名者表达自我文化的权利。“生活文化承认所有经验的多样性和特殊性。”①霍加特以具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生活作为参考系，使理性化的文化自觉地回归生活世界，不再一味地强调某一文化的重要性，或孤立地探究某类文化，而是把所有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具体的文化事件作为文化实践的对象加以研究和审视。文化研究的对象延伸到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现实语境相结合。霍加特认为，“真正文化的本质、独特性、品质在于再创造富有丰富经验的整体的生活，包括：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对象世界的生活、精神生活、真情实感的生活。文化创造出来的是彼此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②。文化是丰富的、具体的、现实的。

加工文本是商品时代的产物，使得文化主体失去行动张力。霍加特将日渐商业化的文化世界或“加工文本”称为“来自虚幻世界的**”“邀请来到棉花糖式的世界”③，认为普通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文化与日俱增地受到了文化商业化的粗暴掠夺，并进一步加深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深层断裂。“加工文本”的生成动力遵循资本逻辑的运转，使得文化主体失去行动张力，丧失文化的判断意识。因此，不仅文化成为一种商品的存在，而且文化主体也彻底沦为文化商业化的对象。

（二）搭建话语实践的系统模型

对于文化生成的表征系统而言，作为文化生成的实践系统代表着话语实践者的积极关照，是对现有文化接纳、适应、抵制、反抗的一种整合，并最终建立符合话语实践者的文化轨迹。但是，文化的实践系统并没有像文化的表征系统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更为深刻地体现着两者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

文本编码与文本阅读之间的关系往往体现着一种不平等性，文本编码意味着文本的生成和创作，而文本阅读暗指消极的融入，即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读者印记地全然接受所阅读的文本。霍加特试图消解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性，恢复文本阅读的可塑性。文本编码并不意味着文化生成的终结，文本阅读是文化生成内在机制中关键的实践环节。霍加特对文本编码与文本阅读之间的不平等性做出两方面的分析和揭示：

一方面，文本编码与文本阅读的不平等性由社会等级关系所限定。在精英主义者所把持的文化空间中，文本具有规定的“专属性”，文本与阅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既成体系的秩序。文本编码成为精英主义者的文化武器，用以确保他们在文化领域所享有的特权。文化的真正阐释者并不属于那些普通的阅读者。文化成为一种特权，恰如葛兰西所称的文化霸权。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阅读过程所建构的关系体现出一种社会等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阐释关系。应该说多数阅读者自始至终都被这种阐释关系所抛弃，但是，滑稽的是读者可在文化阅读的关系中进一步确证自己的社会地位。文本阅读成为社会等级化的助手，而真正遮蔽了阅读实践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文本编码与文本阅读的不平等呈现单一维度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商业化的热浪中体现出另一番景象，呈现出“生产一消费”的对应关系。当文化成为一种生产，散布在电视、网络、都市生活之中，文化空间结构变得更加拥挤、多变和极权化。霍加特将这样的文化世界描述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暴政，文化全然成为商品的存在。“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予什么”，为进一步加快文化商品的快速流通，用“廉价俗丽的标准冠之以尊重公众趣味的堂皇借口，来掩饰他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①，

鉴于此，霍加特试图打破文本编码与文本阅读的不平等，强调文本使用的价值和意义，从文本阅读的可塑性和分层阅读两方面正视文本阅读的力量。

霍加特认为，文本阅读具有可塑性，代表了阅读者对文化的积极关照。文本阅读，或者广义上可称为文化实践，提供其他学科不能给予的洞察力。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核心，引领人们再次走向日常生活文本，提供有效的文本阅读方式，使得文化客体不再是亦真亦幻的虚拟世界，而指向了人们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实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从精英文化和商业文化造成的二元对立局面，向主客体的统一和整体文化生成的转变。

霍加特坚持主张：“必须学会阅读自在和自为的文学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得知作品关于社会必须讲述的东西。”①文本编码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文本编码“虚构与认识、‘真实’之间的关系是难以置信地复杂”②。霍加特认为如果仅是“自在和自为的阅读”，经典文本背后蕴含关于社会的内容难以被领悟，而预设某种“征兆”的通俗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会被处理得过于简单或被忽视。

霍加特独具匠心地开创了一种有效的文本阅读方式，简称为“霍氏”阅读，可谓整个思想的画龙点睛之作。他将这一文本阅读方式从文学植入文化，并由此深入各类文化文本的解读中，例如，语言符号文本、日常生活文本、大众媒体文本。“霍氏”阅读的开创不仅给人们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而且达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维度。面对现代媒体促成的“棉花糖的世界”，人们的时间、文化、生活越来越被碎片化、支离化，人的主体性正在迷失，甚至消亡，如何恢复人的自主性、能动的创造性?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聚焦霍氏阅读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它作为文化实践的一种形式，搭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双向建构，增进了文化主体对文化生活特质的分析与参与，并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塑造。

何谓霍氏阅读?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指出：“需要改进自在的文学——文化阅读，并把这种阅读作为一种表述其文化意义的准备。”①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以社会意义的视角展开对文本阅读的研究，实现文本“向外的运动”②，而非限于文本内部的分析；另一方面，文本通过阅读的方式介入社会，从而发挥文本的社会功能。为使文本力图展示社会文化功能，霍加特做了详细解释，将阅读分为“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两种。只有通过有效的“品质阅读”才能达到文本的文化、社会功能，即“价值阅读”。

霍氏阅读即指在品质阅读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决定事件”或“有意味的选择”，实现价值阅读的过程。看似这一过程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实并不尽然，它蕴含着对文化多维度的思考与探索，其间包含着对文本生成、文本阐释、文本价值、价值判断、读者建构的解析过程，而每一个解析过程又由文本、作者、读者之间相互展开、彼此关联的小循环构成，总之，整个过程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充满内在张力结构、动态而连续的循环图谱。

第一环节：品质阅读——读者参与文本生成的解析过程。“品质阅读”是指读者从语言角度进行阅读，最大限度把握文本的品质、肌质，如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混等因素。品质阅读注重文本内部的分析，但与利维斯的文本细读，或理查兹（I。A。Richards）、恩普森的文本自律论存在本质区别，品质阅读核心之处在于，“由此向人物、事件、情节和主题的运动”③，并始终记住文学作品的三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审美因素是指那些为审美需要，以及形式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指那些显然是为特定作品的创作个人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一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部作品的背景所决定的特征。”①文本生成过程是作者对某一文化实践对象经过思考、审视之后，选取或借助一定的审美手段、文体风格来展示对象化的过程，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心理因素或情感结构的影响，也脱离不开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由此看出，品质阅读的三因素构成文本生成的过程，而逆向分析，可以得到对文本生成的解析过程。有效的品质阅读实现读者对文本生成的解析，并作为通向价值阅读的基础。

第二环节：选择“决定性事件”——读者进入文本阐释。在此过程中，读者有意选取某一章节或场景作为相对迫切、可信和重要的部分进行整理和思考，是读者“完整阅读本身最重要的收获范围”②。“决定性事件”的选择或“有意味的选择”意味着文本阐释的过程。霍加特认为阅读是积极的过程，阅读者应扮演意义怀疑的生产者，而非被动的消费者，所以，文本阐释应更加关注个人使用文本的方法。一方面，霍加特认为：“文学虚构与认识、‘真实’之间的关系难以置信地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从来不可能被确凿地加以证实或‘证明’，而只能被体会到。”③这说明文学作品与科学语言不同，充满了多义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因此，这就会产生或激活每个解读者对文本各不相同的理解。所以说“《诗》无达诂”，即“《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对文本阐释也会因人而异。另一方面，霍加特坚持“符号学的紧迫性”①，认为文本生成直至文本批判都存在文本的编码，而决定性事件的选择有利于文本的解码。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的解释学有相似之处。正如，德梅茨（Demetz）对本雅明《反思：散文、警句、自传》作序所述，解释学促进阅读和理解的“文本”全然不在文本……而是“阅读”事物、城市和社会机构。霍加特既反对精英式的阅读方式，即把目光从作家、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移开，而停留、固守于文本的细读与研究，同时也反对无层次的阅读，即无规律的、随心所欲的阅读，而试图呈现文本与阅读者双向互动的过程。

第三环节：价值判断——读者发现文本价值。“读者保持与‘价值判断’相分离的‘价值阅读’”。价值阅读是指“他（读者）试图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描述出他（读者）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②，但霍加特特别有意地强调了“价值阅读”和“价值判断”的不同，价值阅读在于寻找文本本身的价值选择，试图“发现这种作品向他（读者）讲述的有关其社会以及这个社会所信奉的和自我认同的东西”③，所以，“他（读者）始终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介入，并试图保持与‘价值判断’相分离的‘价值阅读’”①。霍加特借用韦伯“对象与价值的关系”来说明缘由。具体来讲，这一环节在于让读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文本价值与读者价值判断的不同，使读者与文本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一种能够区分文本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可视距离。霍加特对“价值阅读”进一步分析，对文本价值进行解读，一方面，文本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有助于再现想要表达的观点态度；另一方面，文本自身形成一定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与外在于它的现存秩序——文化或社会的秩序——并不一定相符，不能直接的得到逻辑化的结果，“这就需要直接对文本进行体验以及通过文本的观察视角才能被理解”②。由此看出，这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能够通晓文本真正蕴含的价值内涵，而这些也得益于前两个环节的有效开展。

第四环节：隐性环节——价值判断，读者建构的形成。价值阅读之后实现读者真正意义的建构。表面上看，霍氏阅读只存在三个环节，但事实上还存在隐性环节，或者理解为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那就是读者价值判断和读者真正意义的实现和建构。霍加特在“价值阅读”中坦言，在此过程中“也无法避免至少是作出隐含的价值判断”③。可以分析出，霍加特在上一环节所做出“价值阅读”与“价值判断”之间保持有效距离的用意——在于读者价值判断和读者建构的形成，也是“价值阅读”最终目的所在。

以上四个环节层层推进构成了霍氏阅读的有机整体，并由此体现出霍加特对文化采取一种更加广泛的尝试和更具包容的态度，以文化宽容的模型——霍氏阅读——为那些被排除在公共话语外的群体或边缘化群体提供文化实践的平等机会。他认为公众既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主体，也是文化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需要对工人阶级文化实践做一番细致入微的考察，其中关键的思考在于工人阶级消费什么样的文本，又是如何使用这些文本的。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霍加特正是选取这样一种阅读方式来推行他的文化民主思想。

霍氏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而谈阅读、为了文本而谈文本，同样，也不是为了文化而论文化，而是这种阅读是由内向外、由表及里的关注特定的文化传统、深入现实的人的生活和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霍氏阅读诠释的文本不仅是文学文本，而且深入各类文化文本的解读中，例如，语言符号文本、日常生活文本、大众媒体文本。这些文本反过来构成了社会存在、人的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实社会生活具体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