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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实践思想的批判视角（第1页）

一、文化实践思想的批判视角

在回顾霍加特的主要理论活动和浏览他的全部著作时，不难发现，他对文化实践思想的提出首先体现在对现代性两种文化观的批判，即对精英主义文化秩序的批判、相对主义文化秩序的批判。

在传统文化的旧秩序中，文化往往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美学色彩，常用晦涩、抽象的词语进行表达，为此文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普通人对文化望而生畏。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都曾给文化下过定义，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都趋向于将文化脱离于现实的人的生活，赋予文化神圣的使命。在传统文化的旧秩序中，文化成为统治阶级有效镇压普通人民的手段，它与“超越”“伟大传统”“道德""附属物”联系在一起，暗含着阶级优越感、大文化的文本模式、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经济的附属物的多重含义，文化成为了一个被编码的字符，以特定的编码方式统治着人们的生活。霍加特力图凸显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所形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认为精英主义的文化遮蔽了来自生活世界的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扬弃：其一，批判了文化概念“超越”的意义；其二，批判了文化的唯一道德源泉。对精英主义文化观的清算是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一）对精英主义的文化超越概念的批判

“文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定义和诠释的词语之一，直至今日，也尚无统一的定义，对文化意义的确切说明比通常传统文化研究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但是在现实的文化世界中，有一个问题要明确，那就是，是否真实存在具有脱离人、超越人的文化?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就文化本身而言，在所有的文化世界中都不可能脱离人的现实生活，每种文化都与特定时代人的认知程度和实践范围密切相关。精英主义者宣称要构建文化的超越概念，把文化狭隘地束缚在形而上的追求中，但毋庸置疑，他们所设想的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只是一种主观臆想，事实上，文化根本无法从现实的生活中抽象出来。霍加特批判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超越概念，倡导来自具体现实生活的文化。虽然具体化的文化在形式上是有限的，但实质上具有广泛的意义。霍加特将文化作为实践活动，意味着人在文化实践的活动中，实现对既定文化对象的扬弃、使用与再创造。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文化不再是形而上的、抽象化的存在，也不再是审美意义上固定化的形式，而是充满多样性和动态性的“有机体”，包含了文化实践的主体、对象和实践场域多重关系在内的机体发展过程。文化实践为文化发展寻求到了其自身生长、发育和演进的动力源泉。

在精英主义诸多文化的定义中，文化与生俱来被赋予了超越意义。在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努力之下，形成了一种超越的、大一统的理想化、完美化的文化图景。其中，精英主义的代表阿诺德就认为，文化是“这个世界上所知的、所想到过的最好的东西”①，可以“给人美好和光明”②。阿诺德预设了绝对完美的文化概念，这里的“最好”含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他试图用理想的文化或文化的超越性来解决阶级偏见和社会划分的问题。阿诺德从“超越性”的概念出发考虑文化的时候，就抽象掉了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人的现实生活。这种抽象的结果使文化成为纯粹的、自我封闭的世界。在这样的文化世界中，建立了一整套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和统一规律为基础的形而上的认知体系。在文化绝对理性的框架之下，人的生活世界、人们之间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正在被剥夺，人丰富性的意义和价值完全被冷冰冰、至高无上的文化规定性所代替。这种“超越”的文化概念就是将某一类的文化或某一种人的文化凌驾于其他类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之上。

另一位文化精英者利维斯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①。利维斯定义的文化特指优秀的文学作品，将文化的主体局限于少数的高雅人士。在这样的文化理解中，文化纯属统治阶级的附属物，被视为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产物，显示出精英人士超越普通民众的文化优越感，只有这些少数人可以生活在文学王国之中，也只有他们具备欣赏伟大的优秀作品的能力，他们是这一时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

此时，蛰伏于英国传统文化批判中的另一种文化思考开始出现，它从抽离人的生活走向关注人的生活，从抽象现实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探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问题首先发轫的就是霍加特，他一举颠覆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挑战了阿诺德的文化立场，将文化代表“最好的思想和言说”使之具体化和赋予内容。他认为阿诺德所指的“最好”是一种空洞概念，没有任何实质的所指和意义，强调文化所指的“最好”并不在于它的“超越”意义。在霍加特看来，传统意义的文化势必会进一步再生和强化社会划分，而不会超越这种划分。然而，阿诺德试图利用“超越的”概念使文化摆脱社会等级的束缚，这只能是一种假象。

霍加特认为文化不是纯粹的理性，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文化的主体并非只是给定的少数精英分子，应当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一样，霍加特“注重赞美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极力证明社会主义中存在一些被忽略了的、但实际上应当被放置到左派政治斗争最前沿的东西”①。他反对自上而下文化的“超越”性，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被精英分子贬低的工人阶级群体作为文化成员的一部分，使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工人阶级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在现实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超越”概念也越来越违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文化自古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奖学金男孩的出现”，一部分有着工人阶级血脉的年轻人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之后，他们自发产生了一种阶级地位与所受文化之间的冲突感和疏离感，因为这种精英式的教育与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大相径庭。正如霍加特所述“他们被迫陷入两种不同的世界”，接着他这样描述了关于“奖学金男孩”的经历，“几乎每一位获得过奖学金的工人阶级男孩，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发现童年塑造的他们与现在所处环境的他们发生着剧烈的摩擦。他们存在于两种文化的摩擦点上……往往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逐步切断了与原先群体的联系……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阶级——至少在精神上。而在另一阶级，他们同样是不同的，有着过度的紧张和深深的伤感……他们是可悲的，也是孤独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发现很难与任何一个阶级建立联系”②。于是，霍加特、威廉斯不约而同地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为他们从小就熟知的文化给予辩护。

霍加特和威廉斯相继出版的《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有着诸多不谋而合的观点，威廉斯对这种相似性曾发表评论，认为将两本书相比较和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遇见了共同的情形，而非我们彼此相识。可以看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历之下，才使得像霍加特、威廉斯等具有相同背景的文化学者，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并对文化的超越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超越的”文化概念越来越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时代发展造就的局面。

为此，霍加特试图寻找文化的本性问题，而文化的本性就在于人的生活本性。他反对文化离开人的生活世界而固守于自给自足的系统，反对精英分子提倡文化内涵和文化主体的“超越”性，力图将文化与人的存在内在地关联在一起。任何文化都不是“超越”的、与人的存在无关紧要的演绎体系。相反，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通过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活动加以理解和创造。霍加特倡导文化的实践意义，将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归为人的实践活动。

由此说来，霍加特倡导的文化不是一种追求超越的或普遍化的文化，而是关注具体生活情境的文化，关注不同的文化事件的文化。同样地，文化的意义也不是为了寻找“超越”的意义和价值，而是着眼于人的具体生活，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关注文化具体事件的文化价值意义。

另外，当精英主义者不加根据地痛斥工人阶级“道德败坏”时，必然站在了他们主观的道德立场，以精英主义特定的道德标准评判工人阶级的行为方式。阿诺德和利维斯将“道德”与“文化”之间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看来，唯一正确的道德观即是精英主义的道德观，它是高尚的，是其他阶级都无法比拟的，代表着人类最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且，他们一度将唯一的道德标准作为维护精英主义文化的工具，利用“好与劣”的道德判断对文化划分等级，对人划分等级，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并非像阿诺德、利维斯所描述的那样——是最不道德的人群，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处充满了他们自身的道德准则，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们的道德水准并非在以高尚道德自居的精英分子之下。精英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道德原则并不在于启发国民的道德美感，而是暗中执行着一项愚民政策。

阿诺德的文化概念最大的兴趣并不在于文化本身的探寻，而是试图引导人们对文化的虔诚追求。而阿诺德对文化的虔诚和文化唯一道德源泉的追求则来自对昔日牛津的迷恋，他曾这样写道：“我已经完全置身于牛津的信仰和传统中了。”①即便1869年牛津运动失败，以及当时牛津完全成为精英贵族家庭纨绔子弟的专属地，呈现出的是精英贵族奢侈浮华的生活。这些精英贵族子弟往往凌驾于公平道德之上，利用自己阶级的优越感和特殊性，掩盖他们的纨绔行为。然而，阿诺德还是不遗余力地维护旧日的牛津。在他看来，牛津代表了人类追求美好道德努力的方向。他提倡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美学道德”，为文化加上了道德的风向标，以此强化文化和阶级的等级性。

利维斯同样以居高临下“大”文学的道德标准对工人阶级文化嗤之以鼻。在他的《伟大传统》中，只有像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几位小说家才有资格列入“伟大传统”的名单。利维斯以自身的道德评判标准衡量文化的优先性，将“伟大传统”抬到君临一切的高度，将文学批判建立在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实际上，这种“伟大传统”仅代表着利维斯的个人趣味。他企图借助道德具有的社会舆论，为“伟大传统”赢得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利维斯意欲利用道德大厦，将他选取的“大”文化原则作为教育和引导普通人民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他利用“大”文化的教化和道德功能，实现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英国批评家弗朗西斯·穆勒恩对利维斯这样写道：“就其核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反抗一个它无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者替代的文化秩序……因此，它是既定文化内部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反抗，不是标举另一种秩序，而是坚持现存的秩序应当遵守它的诺言。”①利维斯正是用“大”文化的道德唯一性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文化旧秩序，维护精英主义者即将失去的文化权威。

此时，霍加特对精英主义的文化道德观发起了挑战，批判阿诺德以“文化的虔诚追求”为名义把道德准则、政治意图埋藏其间的企图。在霍加特看来，“道德”并不是阿诺德的“完美”、“最高的境界”和利维斯的“伟大传统”强加而成的道德规范，道德承载了源自人民真实生活的“平凡”“诚实”"直言不讳"等人性品质。而这些质朴的道德观正来源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道德准则。霍加特深度描述了他童年生活所接触到的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和工人阶级之间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不仅对传统旧秩序的文化道德观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而且以深入工人阶级具体生活的道德观，对至高无上精英主义的道德观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霍加特对道德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来源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他认为，道德的衡量标准不是某一特权文化强加的道德准则，而是在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在他看来，道德的存在场域是丰富的，不仅存在于“伟大传统”之中，也同样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家庭、个人之间。

值得关注的是，霍加特一方面承认道德在很多方面体现为人类普遍的共通性，但另一方面，他认为道德对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群体常常会有所差异，与所处的文化生活有直接的相关性。他指出工人阶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主要来源于家庭生活和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工人阶级之间漫无目的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他的主题大多围绕：对死亡的安然接受，对婚姻的嘲讽而又欣然面对，对自我命运的憧憬，等等。这些看似如此的平淡、简单，甚至不值一提，但却又是如此的健康、质朴和充满温情。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将迷信、神话、民间传说作为他们道德的衡量标准。例如，不同数字与幸运之间的联系、打破镜子倒霉七年、碰碰木头就有好运气、遇到黑色的猫厄运就会被带走等。另外，霍加特怀旧式地回忆了他的祖母对劳伦斯作品的反应，“她对作品绝大部分是称赞的，并没有感到吃惊。反而，在他（劳伦斯）对性的描述中，祖母说道：‘他小题大做、装腔作势’”①。这些都构成了工人阶级对道德的理解，并形成了内化于工人阶级的生活之中的道德准则。在精英分子的眼中，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是如此的低俗、幼稚、滑稽可笑，但是在霍加特看来，这些工人阶级的道德观正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工人阶级淳朴的道德规范，与精英分子所追求的高雅生活之下的道德秩序大相径庭，但这并不能阻碍工人阶级以他们的道德方式对美好生活进行追求和向往。

阿诺德和利维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为保全精英主义文化的继续存在，将精英主义的道德观作为维护旧文化秩序最后的救命稻草，作为道德唯一来源，是一种带有阶级属性的道德观。相反，霍加特探讨了道德的本质来源，即来源于具体、特定人群的不同文化生活。道德具有共同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传承性的特征。阿诺德、利维斯的文化道德观是一种片面的，带有个人私欲的道德观，而霍加特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探讨人的本性，这才是本真意义对道德观的求索。

诚如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①阿诺德、利维斯等企图用道德礼数、精英之术麻痹现实生活的人，幻想出一个彼岸世界的存在，以精英式的道德准则作为金科玉律。然而，身为寒门学士的霍加特对精英式的繁文缛节心存不满，倡导回归现实的人的生活。这个被精英分子占据的颠倒的世界必须再度颠倒过来，成为一个真正人的世界，而不是由宗法控制的虚假世界。“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①霍加特倡导对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具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号召广大人民通过现实的生活、现实的文化实践学会思考，从而认识真实的自我和自我存在的世界。

（二）对文化与资本结盟相对主义文化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