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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根据 作为社会焦点的文化研究（第2页）

《识字的用途》产生在社会思潮相互激**和社会体制变革的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整个世界学术界涌动着“文化转向”的热潮；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正推行着所谓“福利制”国家制度，这些理论的和现实的因素催发这部著作的问世。这本书形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未来社会主义走向，以及如何在英国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基本雏形。就当时产生的学术意义而言，《识字的用途》涉及摆脱传统文化旧秩序的囚笼、文化概念的重新划界、文化批判的研究范式等重要思想，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价值，为称作“黄金发展期”霍尔时代的第二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就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识字的用途》所引发的思维革命，包括文化如何走出鸽笼式的束缚成为微观群体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所承载的变革社会旧秩序的意义，对于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当再次回到《识字的用途》时，我们在领略霍加特田园诗般地描述工人生活时，欣赏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场景，并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呈现工人阶级语言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白描式地记录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目的诉求，以及由这本书所引发的具有联动效应的文化新秩序的内涵，从而探源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

《识字的用途》分为“旧的”秩序、对“新的”让位两个部分。很多人会将这部著作称为“断裂的”文本。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断裂性的呈现方式是否是霍加特有意所为，但是这种断裂性表达了一种时间序列的分割，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工人阶级文化样态或文化秩序的深刻割裂。在将这部著作的孕育背景与具体内容相结合时，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断裂式呈现方式的目的和意义了。《识字的用途》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沉重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推行福利制度，工人阶级生活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然而，这又诱发了另一种现象的产生，就是在工人阶级中间出现了“无阶级社会”的幻象。工人阶级安于此刻的生活状态，甚至不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结构的底层，他们的阶级革命意识正在丢失。

在霍尔《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文化转向》一文中写道：“《识字的用途》……对后来所谓的‘文化转向’起到建构作用”，并对“文化转向”做出进一步解释：“文化转向简单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不能避而不谈的事实，也就是我在别处提到的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令人惊讶的全球性扩张和文化工业的日趋成熟；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它的重新排序对不同批判的、理性的话语和学科产生影响；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分析范畴而出现，以文化蔓延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方式，创造次等环境增殖，并介入一切事物之中。”①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称的“文化转向”处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即文化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话题，他们以文化的视角发起对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思考。他们改变了文化作为经济、政治的次生物和派生物的境况，以文化介入的方式思考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的生活，将微观形态、多样化的文化实践作为变革社会的有效途径。这种“文化转向”彻底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并非以政治革命、特定社会结构、国家机器获得政治统治为目的，而需深入充满温情而灵动的现实生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更像是恩格斯设想的工人阶级理想的运动形式，其思维范式以一种人性化、直观化、源于生活的方式将原先形而上的文化、经济、政治带到了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为我们打通了一条通往“真正人民的世界”①之路。

“文化转向”一词内涵深刻，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文化转向”代表着“转向文化”，就目前而言，社会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聚焦于文化。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人民的文化水平迫切要求提高；另一方面，在物质层面，文化表现出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形态和样态。文化不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派生物，而是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核心要素。第二，“文化转向”指代文化秩序变化。这种秩序的变化表现在，精英主义文化秩序、文化与资本结盟的文化秩序、理想文化秩序建构之间的冲撞和对抗。文化一直以来遵从着精英主义的文化秩序，即鸽笼式的自上而下的排序方式。随着社会商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本伸向了文化领域，大众文化逐渐兴起，文化与资本结盟之后文化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生产、传播和消费，这必然改变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旧秩序。在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两种文化秩序无疑都是对普通人自我文化价值彰显的阻隔，精英主义的文化秩序排挤和抵制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资本逻辑的文化秩序迷惑和腐蚀工人阶级文化的自我认同感。第三，“文化转向”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代表着对文化原有概念、样态和价值的变革，寻觅符合普通人文化发展的新文化秩序，并由此引发文化变革触发的整体社会的变革。《识字的用途》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就涵盖以上“文化转向”所关涉的问题。

而在“文化转向”的关键时刻和通往“真正人民的世界”的道路上，霍加特预先警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的新变化，关注文化充满内在张力结构的转变，探究新与旧、精英与大众、有机与商业化、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文化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首先体现在霍加特对文化转变这一维度的深度思考。正如霍尔对霍加特贡献的评价，“《识字的用途》的确是文化转向关键时刻的早期实例，并对这一时刻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文化转向”不仅代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对文化层面的深入思考，而且还代表了文化内部自身的深度转变，这种文化转变正如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一个断裂的文本”②——一样，或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亦是如此③，代表着与占主导话语地位文化的断裂过程，迎来了文化的大转折时代。正如霍尔认为，“《识字的用途》和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的第三个定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界定了一种断裂，而且，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还是界定了一种沿着平行方向迈进的断裂。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①同时，在这种断裂的过程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文化的新希望——那些被精英文化所遮挡的工人阶级文化，在耀眼夺目的精英文化退却之后，通过他们对文化的反思，使得工人阶级文化显现出如星星之火般的微光。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来自商业化驱动的文化力量正悄无声息地威胁着工人阶级的文化，使普通人再次落入新一轮统治阶级所设下的商业文化的陷阱之中，而且这一次来势更加凶猛。霍加特对文化商业化的转变深恶痛绝，借助文化研究或称为“文化转向”探讨文化本真的内涵和价值，揭示出文化研究或文化转向的实质在于将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物，以改变现有社会发展状况为目标，思考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问题，并激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寻找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在《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旧的”秩序中，霍加特就试图复原20世纪30—50年代英格兰北部城市，特别是利兹、赫尔和谢菲尔德部分地区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这种接近白描式的记录方式，不仅是对文化传统规定性的挑战，而且是对商业化标记的物化形态文化的质疑与批判。那么，我们就跟随着霍加特细腻温情地笔调领略一下工人阶级宛如牧歌一般的文化生活，体会作者展现文化与人的生活相互关联的思想。

《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正是对20世纪20—30年代工人阶级“旧”文化秩序的展现。在“无阶级社会幻象”的背景下，霍加特以文化生活的透镜，对现有不同方式的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和描述进行了分析和澄清，认为目前的这些定义都存在对“工人阶级”本真状态的误读。为此，他指出，只有溯源具体现实生活情境中的工人阶级，才能回答“谁是工人阶级”的问题。霍加特正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事件和具象化的生活情境，包括对工人阶级母亲、父亲、邻里不惜笔墨的刻画，工人阶级一日三餐的点滴记录，工人阶级生活的露台、炉火、通道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而揭示工人阶级生活的轨迹，彰显工人阶级的文化。这种怀旧式的回忆不仅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复原和展示，也让我们真正领略到文化生成的来源和过程，文化不是装在象牙塔里的，而是我们每天可感受到的，是可以看到、闻到、尝到和触到的。文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霍加特这种对文化的呈现和表达方式，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化观念。

《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是对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商业化侵蚀的呈现和批判。霍加特展示了一个“行动张力松弛”和被新大众艺术占据的“棉花糖”世界。在这个被“自动点唱机男孩”、轰鸣刺耳的酒吧、围绕着犯罪、幻想、**为主题的“火辣”杂志所裹挟的“棉花糖”世界里，工人阶级原生文化正在流失，他们的传统文化逐渐“让位于新的”商业化文化。空洞乏味的商业文化取代着人们真实存在的生活世界。霍加特对这样一个被商业广告撰稿人和营造“无阶级”感的娱乐节目制作人所打造的“棉花糖世界”深感忧虑。在他看来，50年代之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被大众市场小说、流行女性杂志和流行音乐所包裹，工人阶级自身的文化结构遭受破坏，工人阶级所编织的文化正在被“连根拔起”。

第一部分含情脉脉的赞美与第二部分悲观失望的痛斥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产生了情感上的巨大分割。因此，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断裂”，不仅仅是时间次序上的划分，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断裂”和切割。《识字的用途》的写作意图就在于此，以时间序列划分为轴线，将工人阶级的“有机文化”与被“商业化”吞噬的文化形成对照，让我们产生一种对工人阶级文化逆向回流的思考，从精英文化流向工人阶级文化，从商业文化反观工人阶级有机文化，对文化进行一次返璞归真的探寻。

在看《识字的用途》时，我们往往找不出一个定义式的表述，包括“文化”“工人阶级”等关键词的概括式界定。因为，在霍加特眼中，用下定义的方式或者选择概括性的词句来给“文化”“工人阶级”找到一个完满的解释不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相比于威廉斯曾给文化三种定义而言，霍加特并没有给文化一个直接的定义，而是用《识字的用途》这部长篇巨作，让我们感知和体悟文化究竟是什么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政治诉求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依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将文化问题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把文化批判作为指向现代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端和利剑。以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社会发展的张力结构和内在机制，倡导多元化、多维度的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与直接经验或者平常人的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①，强调将文化作为普通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有效途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特色可集中于“文化唯物主义”一词上，而这一合成词本身就蕴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诉求，即力图打破原有社会秩序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在现实的社会中寻求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源泉。在他们看来，这一动力源泉源自文化批判。他们将文化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作为建构理想社会的关键，原因在于文化问题已经成为英国社会发展当中矛盾冲突的聚焦点，现代性的文化与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将文化批判作为改变现代性社会的突破口。

首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反思了“无阶级社会”的幻象，将“阶级与文化”列入他们首要关注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繁荣期，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巨大变化的潜藏力量，深刻影响着阶级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正向人们打开一个别无二致的“无阶级社会”，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在关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仅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剥削的关系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与反抗显然聚焦不够，文化生产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有关文化的讨论也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问题，更成为政治问题的核心。

霍加特以社会变迁中工人阶级生活态度和生活经历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现代性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霍加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激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文化批判的维度关涉政治的问题。威廉斯对此问题的看法，与霍加特不谋而合。他把对文化的关切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彰显出与传统政治学的不同，强调政治在社会运动和变化中发挥阶级意识的斗争作用。霍尔从“无阶级感”阐释了传统经济关系中阶级地位和阶级概念的断裂导致原有阶级感的破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依据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针对商业化簇拥之下的大众文化（如出版业、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新形式，深度观察文化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宏大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实现微观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深度融合。随着20世纪50年代费边社会主义的逐渐衰落，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的曝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模式的社会改良和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彻底失望。加之，一系列政治事件，例如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发生，以及“愤怒的年轻人”“核裁军运动”的出现，“此时此刻，至少，政治哲学已经死亡”①的声音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消费资本主义按照资本运行的方式，正强有力地把普通人民转变成孤立的个体消费者，以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加速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消亡。

英国新左派认识到转变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的迫切性。他们从传统意义的宏大政治学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实现微观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深度融合。他们针对现代性社会对传统社区、文化道德、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侵蚀，挖掘文化批判的潜在动能，主张以现代性文化批判具体而真实地展现日常生活世界，并作为抵抗现代性社会对日常生活世界同质化的力量。在英国新左派看来，传统工人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对社会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加剧了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衰退和对政治的冷漠。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社会变迁中的关键因素——文化转向，重新调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使普通人“摆脱冷漠”，帮助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道德衰退”①的迷雾中走出来。

此外，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根基深厚的传统英国文化成为他们倡导人道主义社会的栖息地。他们意识到文化的存在方式成为现代性存在的核心。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延续了英国文学批判的传统，将文学批判发展成为与现实社会和普通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批判，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反抗工业资本主义非人性逻辑的统治。

霍加特、威廉斯、伊格尔顿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倡导广大人民的社会参与，将文化实践作为反抗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独裁的关键途径。汤普森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追溯和探究历史。倡导人道主义的社会原则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们将日常生活、工人阶级社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人的异化等作为对文化批判需着力分析和解决的问题。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批判作为改变现代性社会的突破口和实现其政治诉求的关键所在，其原因在于，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方式和深层次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为现代性的文化问题。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宏大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将文化批判与微观政治深度融合，探寻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并通过文化实践，变革文化主体对象的所指和旧文化秩序，实现对文化主体能力的提升和文化结构的优化，引发由内而外整个社会的变革，最终达致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的愿景。

在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滋养之下，霍加特的研究思想与生俱来体现着经验主义的特征，其文化理论遵循着经验分析的认识原则。概括地说，在霍加特整体的思想脉络中，从文学批评、阶级与文化到文化与社会都体现着浓厚的经验主义特质。霍加特开创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不但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以白描式叙事方法记录文化的特质和解读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且将文化的本真着眼于丰富、再现和提升人类经验活动的意义上，从经验观察开始再回到经验生活中去。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形成，源自对文化微观层面的分析，对传统文化状态和现代性文化机制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不仅赋予文化实践意义的新诠释，而且为这种新诠释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从文本实践到文化实践，从话语实践到自主实践，从阶级实践到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处处体现着实践的本质和精神。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一方面是对文化哲学的发展和深化；另一方面则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丰富和充实。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产生与英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即文化问题已然成为英国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点。霍加特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新变化，将目光聚焦文化，把文化作为改变现实社会状况的突破口，并唤起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寻求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本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背景之下，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原因和目的诉求，着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文化之路的开启进行了探究，将霍加特思想放置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同时，探究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政治诉求，即将文化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倡导社会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