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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根据 作为社会焦点的文化研究（第1页）

三、现实根据：作为社会焦点的文化研究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造就了像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一大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促使他们迸发出对这一时代问题深度思考的火花，形成了以文化实践为视角的现代性社会的解读。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文化之路的开启

20世纪50年代整个英国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进入了全面衰退期。苏伊士运河战争可谓是英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不但导致艾登政府的垮台，也标志着大英帝国霸权的崩溃，使得英国这个老牌帝国的霸主地位陷入四面楚歌，意味着英国希望能继续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帝国地位的梦想彻底破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带来了英国相对稳定的发展期，但毫无疑问是，英国此时再也无力与其他工业大国相抗衡，尤其是占领世界话语中心位置的美国。

此时，无论是英国保守派还是英国工党都很快地意识到英国衰退期的到来。而事实上，英国传统左派还留恋于昔日英国的大国地位，甚至，他们不愿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随一些人的意志而转移，同样不会因为传统左派未从旧日英国的大国之梦苏醒过来而停下脚步。历史不断向前的足迹正向我们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正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整体呈现出物质丰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局面。在此情境之下，这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结合社会现实发展的新语境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关系做出应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变化促使传统左派的破裂，英国新左派时代的来临。

另外，1956—195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左派时代的来临与两个特殊历史事件，即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英国左派政治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德国强制实行社会化、军事化法令，引起了东德人民对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纷纷逃往西德。1956年第20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做出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片哗然，随后引起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有着无可置疑的关系，布达佩斯的学生要求苏联撤军和多党选举，导致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镇压，事件造成一万余人员伤亡。1956年几乎与匈牙利事件同时发生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由于美苏两国的介入和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苏伊士运河战争不但对埃及造成巨大伤害，同时对英国也造成了重大打击，标志着大英帝国时代的终结，英国正式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席位中退出。

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英国新左派浮出水面。一方面，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对英国共产党教条照搬、照抄苏联理论的行为彻底感到失望，并试图寻找非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战争使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他们试图通过和平运动的方式，开辟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英国传统左派的道路，寄希望于“第三种政治空间”多元化的社会运动。

与此同时，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20世纪之前的文化领域往往被文学知识分子所把持。这些文学家把文化仅仅作为被思考、被书写的最好的东西，追求文化脱离于现实生活的艺术美感，将文化圈定在特定的几部伟大作品和几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身上。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开始涉猎文化领域，将文化作为他们重要的分析领域，使得文化内涵得到了人类学意义的发展。

面对1956年以来危机四伏的英国社会问题，即表现在“停滞的工人阶级运动，冷漠的选民，知识分子退出政治舞台”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而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外来传统输入、嫁接到本土的问题，而更像是与英国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过程”。②诚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M）所言：“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重大断裂，使兴奋的预言家们看到新的全球文化。”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以上各种历史现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此，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本着对英国社会的现实历史状况的分析，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试图寻找适合英国自身发展的道路，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新左派活动家试图创造一个植根于英国传统，但是不停留于过去的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确立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和文化变化的政治。”①由此可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物，或放置于第二位，作为对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而已。相反，他们将文化作为开辟“第三条道路”②或“第三种政治空间”所倚重的重要对象，探究现代社会新与旧的断裂，寻找救赎现代社会的力量。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它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由于第一代与第二代有着某种程度的代际差异，在这里主要围绕霍加特为代表的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性展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独特性之一，文化是平常人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探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作为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霍加特、威廉斯共同挑战了阿诺德、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试图为阿诺德“最好的思想和言说”——抽象文化——赋予内容和使之具体化。文化的特权观念强化着阶级结构，促使社会的分化，而不是超越这种分化。霍加特认为在文化的传统定义中，掩盖了工人阶级实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价值。他倡导文化概念向普通人日常实践的延伸，重新设定文化的现实而非抽象的状态。如同霍加特一样，威廉斯在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中，采用艾略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概念，“强调文化的社会性：文化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①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记录中，以平常人的生活经验、价值诉求、行为方式书写历史，而非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概述或名人传记的集成，挑战了“被利维斯奉为圭臬的狭隘的精英文

化观”。②包括第二代新左派的霍尔，在大力发扬第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文化是平常人的”基础之上，既反对过度赞扬高雅文化，也反对把大众文化看成是文化毒瘤，提出关键所在在于文化的分辨能力。尽管英国新左派之间存在内部分歧和代际差异，但是对“文化是平常人的”观点殊途同归。英国新左派所关心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精英文化，而在于走进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启发人们对日常事物思考的文化。

独特性之二，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人道主义的呼唤，首先表现在英国新左派对“斯大林化”专制模式的反对，并努力解除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钳制。汤普森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滥用，以及促使教条式、僵硬化、专制化的社会模式进行批判，对斯大林式的专制予以严厉地谴责。汤普森转向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人道主义的作用，“向人的回归，从抽象概念和经院教条回到真正的人；从欺骗和虚构回到真正的历史”。①虽然“安德森—汤普森”之争体现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反映出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代际差异，但是两代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和互补性”。因此，“1962—1963年的转变最好是被视为一种着重点的变化，而不是一种断裂”，坚持“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无助于对整个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意义做出评价，甚至具有误导作用。②霍加特、威廉斯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以及《大学与左派评论》③同样呼唤人道主义的到来，但是与汤普森反斯大林主义的出发点不同，他们是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思考，将人的现实生活作为人道主义的根本来源。正如玛德琳·戴维斯所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早期新左派的一个组织原则。

独特性之三，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汤普森在对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把被历史忽略的下层民众放到了历史的中心位置，使他们获得了作为历史创造者应有的尊严”。④霍加特从微观的文化视角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工人阶级对文化的所思、所想、所感探讨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延伸到对整个社会秩序、社会运行方式合理性的思考。第一代新左派倡导“自下而上”的发展观，即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具有参与文化的权利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作用，从人的现实生活寻求社会的合理发展，而非固守某种社会发展的既定模式。他们用文化政治的眼光，审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中，他们建议诸如生活经历、文化活动、社会关系，应该与经济结构一并进行综合性的思考，体现了文化化的政治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讲，汤普森“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与霍加特微观文化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都试图从底层人民出发，激发普通人民的力量，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实践本性。第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打破了社会结构的局限，逐渐从宏大社会层面问题向微观层面问题深入，发展了“自下而上”分析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多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朝着“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探究社会。例如，威廉斯将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研究文化；伊格尔顿从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塑造展开文化批判；霍尔对大众媒体提纲挈领的研究对此后英国文化研究意义深远；等等。这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甚至有时激烈冲突，就像霍尔所称的“理论噪音”①，或斯道雷所称“文化研究不是铁板一块的理论和方法”②，但是无论怎样，他们着力从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入手，反思现代性的危机，寻找解决这一危机问题的关键和现实途径，实现了从对英国本土问题的思考向全人类共同问题关注的转变。正如迈克尔·肯尼认为，新左派反对社会按照“自上而下”的发展，主张在国家机构之外，积极开展市民社会的各项活动，推进广大人民的社会参与，重新建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

（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意义的探源，彰显现代性社会的“轨迹”，揭示社会内部与社会间的一般性断裂。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源于对“文化转向”或称为“文化中心”关键期的分析，这一关键期处在传统文化秩序的断裂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转折期。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关注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因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繁荣期，促使阶级结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加之，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生活质量与工人阶级态度转变成为此时的焦点问题。社会学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政治问题不再是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文化再也无法远离经济产业链条的笼罩和经济一体化的宿命。其次，教育、传媒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仅限于传统意义的经济或政治层面，而应面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更为广阔的范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洞察到大众传媒业的巨大力量，诸如，广播、电视、出版物，成为控制底层人民思想的政治手段。再次，新文化样式开创了政治抗议的新形式，例如，民谣、爵士、通俗歌曲等，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者运动的重要维度。同时，这一维度体现出“愤怒一代的年轻人”的文化倾向。最后，面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和经济还原论的束缚，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关注道德、阶级、异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

多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成人教育者的身份，往往有过在工人教育协会（WEdualAsso，WEA）、劳动学院（Labes）从教的经历。他们关注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和共同的道德情感，反对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对现有不平等的教育模式提出挑战。他们努力创造更加民主的社会氛围和工人阶级共同参与的文化结构，始终坚信社会主义改革只有通过长期不懈“自下而上”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而非简单地依附于某一精英政党的权力操纵。像霍加特一样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激励普通人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文化和社会，并投入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中。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有走出统治阶级的文化强权之路，寻找文化实践的有效途径，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

在此背景之下，霍加特作为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痛心疾首，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社会变迁、现实趋向为依托，结合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事文化研究，对现代性社会进行深入剖析。霍加特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文化特有的政治维度，以及重新界定文化持有的政治内涵。他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思考阶级问题，一方面，文化商业化、同质化的发展对工人阶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营造了文化无阶级的状态；另一方面，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起一系列社会剧变，但是阶级态度、阶级情感并没有全然消失，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革命力。

在现代传播推动文化信息快速流通的背景下，人们越发觉得阶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霍加特认为，文化商业化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是造成无阶级社会幻象的推动器。为此，他聚焦文化的社会意义，推行文化的民主性。其一，与威廉斯所倡导文化是普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其二，转向以阶级、社区为基础的文化生活，关注具有明显阶级边界的文化政治。霍加特清醒地意识到精英主义者将工人阶级文化圈定在大众文化范围之内的危害性，以及商业文化引发阶级意识衰退的严重性。他对阶级问题的思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设想有所不同，质疑阶级问题完全依赖政治和经济范畴的思考方式。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将社会主义的运行方式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实践作为理解和变革社会的利器。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学者开展了与文化问题相关联的社会变革。虽然威廉斯采用了与霍加特民族志不同的研究方式，通过对利维斯、艾略特等英国保守主义批判家的批判来探究文化的观念和意义，但是他们对文化内涵的意义与价值的诉求具有一致性。威廉斯提出，文化观念需要“我们不断被迫去扩展它，直到它几乎成为与我们的整体共同生活同一的东西”①。同时代的汤普森，关注社会变更中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强调经验对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性。他指出：“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①由此强调了文化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霍尔提出“历史事件不是按照某一内在逻辑或普遍法则毫无裂痕地发展着”②，尽显了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霍加特带有自传体式的文化探源，还是威廉斯在批判文化精英主义基础上定义文化概念，无论是汤普森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的不可分割性融入文化因素，还是霍尔探究文化、意识、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包括伊格尔顿针对后现代“文化主义”的批判探讨文化的观念。总体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维度思考现代性社会的运行“轨迹”，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内部与社会间一般性断裂问题。他们强调文化主体的阶级意识，探究现代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③。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更重要的是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区别，包括与英国传统左派、托洛茨基主义、工会激进主义者、费边主义截然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止于党派问题的改革，或关注于日渐无力的工党运动。他们力图探寻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新抵抗形式的途径和方法，拒绝“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正统说法，独具慧眼地关注“文化”问题和当前社会的新变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摆脱现存政治框架的束缚，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平民化的政治立场植根于英国本土的激进革命。在这样一个激进的年代里，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都曾经是左派读书俱乐部（LeftBookClub）的热忱读者。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并没有固定和依托的组织，而是“一种学术倾向或研究思潮”①，以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起而发展，以及相关出版物、俱乐部、大学研究所等形式所开展，例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与两份政治期刊——《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有着密切关系。

不可争辩的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新”身份的最大隐患在于“总是周期性处在与传统工党藕断丝连、进退两难的困境中”。②他们一如既往地对传统文化观念、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文化优越性发起挑战。对此问题最先发轫的当属1957年霍加特《识字的用途》的问世，引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文化蚕食，以及“文化上的无阶级感”进行广泛讨论。随后，1958年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和霍尔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中发表《无阶级感》一文，以及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集中体现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转向对文化与阶级问题的独特关注。他们以文学批判和文化批判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细致入微地考察和审视英国的现实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非还原论的文化维度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英国本土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