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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关系对文化生成的阻隔（第2页）

其二，短期性和持续性。大众媒体通过短期性来保持持续性。霍加特生动地用“呼吸急促”，但“连续不断”“永不停息”对大众媒体进行描述。大众媒体“很少停留于某一主题，即便这个主题非常重要，需要更仔细的考察和更长久的关注”，反而对“急促而不连贯或瞬间即逝的小事成瘾”，将“‘字节’迅速变成从电视机里立刻可得的‘音节’”①。霍加特对此形象地写道，“大众文化像一个小的但又贪吃无比的生物体一样，它的肠胃很小，但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进食，并迅速消化，以便腾空肚子等待下一次食物的来临”。这表现出了大众文化具有巨大掠夺性的特征。“‘不关我们的事’、‘过时了，是昨天的新闻’……在所有的时间里，这一过程似乎全部卷入一套具有客观性的标准中，……而事实上，这种标准是文化商业化强制实施的禁令”②，霍加特用这些常用词或表达方式呈现了大众媒体的普遍状况。

其三，片刻性和进步性。大众媒体以片刻性推动虚假的进步性。“短期性、片刻性和进步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未来主义并存。”③霍加特引用了早期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的一段话，民主国家很少关心曾经发生过什么（几乎没有历史感或者传统意识，除了被加工的怀乡之情），但是他们对将会发生的东西（未来主义）魂牵梦萦。霍加特认为，这种未来主义除了关注新文化产品和新消费对象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思想，因此，大众文化生产的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立即打开而又瞬间关闭的世界，进步主义让位给不流血的未来主义，让位给不断消费的新时代。

第三，大众媒体利用集体性、同质化的手段，削弱普通人自主实践

的意识。“大众文化提供温暖的稻草供人曲卷身体”①。霍加特指出大众文化的寄生性特征，认为当某一流行艺术以特定的、具有吸引力的元素出现在外部世界，或以一种新形式变得非常流行时，无论这种流行艺术多么小众，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爵士乐，然而大众文化就会借助越来越多机械化的手段模仿和开发这种流行艺术，以便迅速插足和抢先占有市场，大众媒体的寄生性特征就决定了它所生产和制造文化产品的目的和意义。大众媒体将文字经济发挥得淋漓尽致，并非为了达到更好服务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而是为了文化背后的商业利益。霍加特认为在多数发达地区，人们不喜欢谈论深奥的事物或谈及某一事件发生的缘由，特别是触及有关自身利益的话题，而是喜欢转向无关紧要的个性化问题。他在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阅读者兴趣的比较中发现：非洲阅读者更关心政治事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不痛不痒的琐碎小事并不在意；相反，西欧的阅读者或“公众并不想知道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说了什么，而更愿意知道他穿米黄色的裤子还是红色的裤子好一些，或者是否应该抽一支雪茄”之类的事情，因为大众文化使得文化消费者捕捉不到类似于“如鲠在喉”②之类的事情，并越发使得普通人对关涉国家、民族、社会的问题漠不关心。因为“消费者的满足感必须在最大范围内获得生产，这种满足感必须是浅浅的，像被水打湿的草地一样”①，不会起到任何拔丁抽楔的作用。霍加特认为大众文化产品乍眼一看好像是取自生活，但很容易发现这些被加工的文化产品被“除去杂质”像丝绸一般的光滑，但因缺乏特质而平淡无奇。

以上从霍加特对大众媒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众媒体以商品化、货币化的方式侵占日常生活的文化，使普通文化实践主体深陷失去自主实践的危机中。霍加特认为大众媒体表现出对复杂社会关系和具有质感日常生活的轻视，常常以自鸣得意、自吹自擂的方式追求一时的轰动，大众媒体对目前社会偏执和狭隘的发展避而不谈，而愿意维持现有的社会状况，并无耻地推行着以市场为导向的个人主义、民粹主义。这种传媒在于不懈地以追求高利润和高收视率为目的，从而强化文化的集权化，而忽视了具有品质和内在精神的文化发展。霍加特认为这样的大众媒体阻碍了健康而有序的文化实践之路，破坏了文化民主化的进程，使社会道德呈现出贫瘠的状态。

（三）文化政治化的文化干涉

文化的背后映射一种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使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化拥有政府资助、研究机构、学校、广播电台、报刊、电视台等合法资源。随着20世纪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政治化借助新传播技术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霍加特分析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广播业的干预，以及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霍加特对此问题的思考介于如下两点：

第一，对撒切尔主义干预英国广播业发展的分析推动文化民主化的

进程。撒切尔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占统治地位保守党人意识形态的概括，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合。英国新左派的很多思想家对撒切尔主义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批判，例如霍加特、霍尔和奈恩等，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对撒切尔主义的关注在于“希望工党或者广义的左派能够‘向撒切尔主义学习’，及尽早摆脱困境，赢得自己艰难的振兴”①。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着眼于英国工党自身的发展，从社会结构层面做出分析，这与他主张的文化政治实践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但霍加特则不同，他着力从撒切尔主义对广播业发展的干涉为研究对象，剖析了这种干涉对日常文化发展的阻碍。他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在于履行对文化民主化进程积极推行的承诺，关注被政治化干涉的媒体发展对普通文化实践者和日常文化生活的影响。

第二，对媒体的文化空间干涉采取微观层面的积极反抗。面对媒体时代，文化精英认为现代媒体没有任何可被救赎的价值，同样，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媒介也持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很多学者眼中，融入媒体时代的工人阶级跟芸芸众生并无区别，已经丧失了原有政治斗争的活力。对于霍加特而言，一方面，他批判了大众媒体对工人阶级原有文化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对工人阶级失去信心，认为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一种来自日常生活层面的微观抵抗力。他力图拯救现代媒体的发展秩序。

为此，霍加特对比分析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广播业干涉的前后状态。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无线电广播是“努力为大众服务的目标支配的”，倡导“无线电广播应当教育国民、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个道德统一体、促进欣赏水平的飞跃，并通过提供信息和论证为创建一个合理的民主贡献力量”①。他认为，在撒切尔主义未涉足英国广播业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广播公司基本处于生态化的发展，政府与广播公司之间偶尔在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例如，在寻求更加公平和有代表性的广播系统而发生论战；或者痛斥广播公司屈从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社会道德下滑的不满之类问题的争论，但总体来说，它们之间争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友好和公正。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撒切尔夫人出任保守党党魁之后，在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进行货币主义改革，提倡私有化无禁区，并削减福利开支的影响下，英国广播公司无形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广播公司遵循市场供需关系，将精心打造的节目建立于民粹主义之上，忽视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例如，广播公司借鉴经济事务研究所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思想，以市场的绝对优势，开启了英国广播公司新时代的口号——自由化、放松管制。

2。撒切尔夫人对公共道德问题的漠视同样影响着广播系统。她主张通过广播机构间的竞争来促进市场的选择，但对广播节目的品质和道德标准则寄希望于道德监管机构——广播道德委员会。①

3。撒切尔夫人对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理念并没有推广到政治事务领域，主张无论是谁都不能撼动国家的权威作用。由此，广播对涉及政治的节目变得越来越谨慎，同时，广播公司的发展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也越发变得脆弱。

在20世纪80年代大众广播为道德、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的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坍塌。至此，BBC吸收了更多的政治因素，进入了被政府管控的新时期，其目的在于打造“铁娘子”设想的BBC形象。其中，1993年约翰·伯特（JohnBirt）在位期间，这种政治化的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BBC一度沦为执政党实现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本应承担的文化责任却始终处于空洞而无序的状态。而像霍加特一样的左派人士长期被置于主流话语的边缘。

霍加特在《想象的生活》中，对撒切尔夫人政治上的武断风格给予了这样的讽刺性描述：“我并没有感受到来自撒切尔夫人的吸引力，相反，当我面对她那种自以为是和干涉他人生活的做法时，那种反感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她很多时候恰恰会让我回想起那位让我无法忘怀的婶婶埃塞尔的形象，她总是一脸尖锐，时常带着爱挑剔的表情专横地踱来踱去，并总是冷酷地坚持自己是对的。”②霍加特曾一度表明撒切尔主义对英国社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的态度。

1988年《90年代广播业：竞争、选择、质量》的白皮书，成为撒切尔夫人推行广播公司以经济活动而不是文化活动为主要目的最为有力的缩影。白皮书建议对特许的商业电视经营权进行投标，即出价最高者便可获得授权，尽管白皮书对节目的“质量门槛”做过粗略地勾勒，但是这并没有减轻诸多观察者的担忧，表现在商业广播公司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付出不切实际的价格。这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成功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必须通过减少内部生产和增加廉价产品来削减成本。面对撒切尔时代英国广播业的发展状况，霍加特这位不畏强权、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广播业的不合理发展发起了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追逐经济利益单边倒发展模式的批判。作为广播研究协会①（BroadgResearit，BRU）的发起者，霍加特支持BRU奉行“公共服务广播在历史、文化、政治方面的协同发展理念”②。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公共服务理念却一度遭到了英国保守党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对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并不能得到高额利润的回报。为此，霍加特强烈反对英国广播业贪图利润一边倒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亨特报告中有线电视的相关内容，他承认广播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益处，但与此同时，强调这一技术引发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例如广播狭隘的分层势必导致对观众分层的影响。霍加特指出亨特所推荐的保留市场的变幻莫测性，只会让电视运营商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能够击败竞争对手等问题的思考上。随着20世纪英国工业所有权的集中，传媒业同样受到大财团和大股东的控制，那些媒体大亨们会一再抬高公共服务广播的价格，比如大型体育类节目，其最终结果使得观众不得不源源不断地支付观看节目的点播费用。

其二，批判文化的“偷猎人”。随着20世纪50年代英国独立电视台（Ielevision，ITV）的成立，霍加特认为英国独立电视台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仅限于原有牧场的经营，而不会注入新资金来开辟新牧场”①。换言之，电视广播集中于偷猎观众，而非通过开发新节目来创新自身。霍加特强烈抗议不受监管体制管理的电视广播业的发展，认为解除电视广播的根本症结在于，电视运营商必须服从一定的监管机制和经营规则，不然就会危及英国广播业乃至整个文化业。

其三，英国广播生态学意义的发展应该符合为公共服务的原则。霍加特坚信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广播业代表着“20世纪英国最富成效的变革之一”②。在他看来，以商业化大众服务的广播业就像一个“因杂草繁茂而威胁整个花园的生态平衡一样，多样性只能通过深思熟虑的规则得以实现……如果允许不受监管的电视媒体的介入，就像在一块根基深厚土地上源源不断地掠夺其营养一样，公共服务广播就会像此番情景一般遭受威胁”①。霍加特强调大众媒体长期持续性的发展就在于坚持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