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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梦的遗忘（第1页）

第一节梦的遗忘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首先转而研究一个引起某种困难的问题。虽然我们至今尚未考察这一困难，但它能够侵蚀我们全部梦的解析工作的基础。一种经常出现的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对要做出解释的梦根本就一无所知，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无法保证所知道的就是梦实际产生的。

首先，我们对梦的记忆，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解释，已经由于我们记忆的不可信而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的记忆似乎特别不能记住梦，而且忘记的往往是梦的主要内容。当我们试图回忆所做的梦时，却经常无奈地发现，虽然做了很多梦，但只能记起某一片断，而且就是这一片断本身，我们的记忆也不完全肯定。

其次，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梦的记忆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很不准确或是被歪曲的。我们一方面可以怀疑，真实的梦是否真的像记忆的那样混乱而不连贯，另一方面也可以怀疑，梦是否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连贯；在对梦进行回忆时，我们是否添加了任何新的任意选择的材料，或是用以弥补遗忘的部分，以及我们是否对梦做过润色、修饰，以至无法断定其原始内容如何。斯皮达（1882）[2]明确指出，梦的任何条理性或连贯性等，都只能是在回忆时添加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我们要确定其价值的事物恰恰被完全忽视了。

在前述梦的解析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考虑这种危险。相反，我们认为，对梦的内容中最琐屑、最不明显以及最不确定的成分做出解释，与对梦中记忆得最清楚、最肯定的成分做出解释是同等重要的。例如，伊尔玛注射的那个梦中含有这样一个句子：“我立即叫M医生进来”，而我们的假设是，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起源，即使是这一细节也不可能进入梦中。我们于是才想起那位不幸患者的故事，正是在他的病床边，我叫进我的年长同事。在那个认为51和56这两个数字无甚差别的明显荒谬的梦中，5l这个数字多次被提到。我们没有把梦的这一内容看成理所当然或无关紧要的，相反，我们却由此发现梦的隐意中的第二条思路，并探索出我害怕51岁是自己的生命大限，这与梦中夸耀寿命之长的主导思路形成鲜明对照。在“Nonvixit”那个梦中，有一个插入的内容之前被我忽视了：“弗利斯因P不理解他，便转而问我”，等等，在解释受阻时，我开始回想这些话，并因此才想起作为梦念中介点的童年期幻想。它是由下列诗句想起来的：

你很少理解我，

我也很少理解你。

直到我们发现自己掉入泥中，

我们立刻理解了彼此。

每一个分析中，都可以找到大量实例表明，梦的这些琐碎成分是解释它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及早加以注意，解释工作就无法进行。在梦的解析过程中，对梦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字词形式，我们都赋予应有的意义。即使在梦的内容显得毫无意义或者不足以做出解释的时候——好像我们无法对它做出正确的描述——我们也对这种不足本身予以应有的考察。简单地说，对于先前作者们认为是临时编造出来以避免混乱的即时之作，我们都已经奉为圣经。这一矛盾必须加以解释。

这一解释虽然未必把其他作者判定为错，但对我们是有利的。从我们新近获得的关于梦起源的知识来看，矛盾就会完全消解了。在回忆时，我们确实伪装了梦。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被称为梦的润饰作用（通常遭到误解）的过程在起作用，它是由正常思维的动因执行的。但是，对梦的伪装本身，正是润饰作用的一部分，作为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梦念必须经受润饰作用。就此而言，其他作者注意到或怀疑梦的伪装的显在部分，但在我们看来，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隐藏的梦念转变为梦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个虽然不太明显，但更为深入的伪装过程在起作用。先前作者们的错误仅在于，认为在记忆和描述的过程中，梦的伪装是任意的、不能解决的，并因而使我们对梦的理解误入歧途[3]。于是他们低估了精神事件被决定的程度。精神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任意的，我们可以很普遍地证明，如果一个成分不被某一个思路决定，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决定它的另一思路。例如，我可以想象任意一个数字。但是，如果说想到的数字毫不含糊而且必然由我的思想决定，不管这些思想与我当下的意向相去多远，那都是不可能的[4]。在清醒生活的编辑作用下，梦所经受的种种变化也不是任意的，这些变化与它们所取代的梦的材料具有某种联想联系，并向我们指明了通向这一材料的途径，而梦的这一材料可能是其他事物的替代物。

在对患者的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有时对上述主张做如下检验，结果很少有失败的：如果患者对梦的第一遍描述使我难以理解，我就让他复述一遍。复述时，他很少采用原话进行。而他用不同的话所描述的梦的那部分内容，正是梦的伪装的弱点所在。对我而言，描述上的这些变化，其作用正如哈根眼中齐格菲的上衣绣标一样[5]，可以作为梦的解析的起点，我要求患者对梦加以复述，这就向他表明，我准备不辞辛苦地来解决他的梦。于是，在抵抗的压力作用下，他就仓促地采用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话，来代替那些更富揭露性的话对梦加以复述。这样，他在复述时不再使用的表达，引起了我的注意。患者设法阻止梦的解释，而这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基础，来评估其伪装的用意何在。

先前的作者们过分强调，要以怀疑的态度来接受患者对梦的描述，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怀疑没有理智基础。对于记忆的准确性，我们当然没有万无一失的保证，但我们还是需要对它保持更大的信心。对于梦及其部分细节的报告是否准确地怀疑，也是梦的稽查作用的派生物，是对梦念进入意识的抵抗的产物。这种抵抗并没有在它产生的移置作用和替代中耗尽，它仍然以怀疑的形式产生于允许通过的材料之中。对这种怀疑，我们尤其容易产生误解，因为它从不产生于梦的强烈成分，而只产生于梦中微弱且不显著的成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梦念与梦之间，一切精神价值都已经发生了全面倒转。伪装只能产生精神价值的贬值，在多数情况下，它正是以此方式加以表现的，但偶尔也满足现状。因此，如果梦的某一成分因怀疑而不确定，我们就可以断言，这一成分正是被禁止的梦念的一个直接派生产物。这种情况类似于古代某个共和国所经历的一场全面革命或文艺复兴。过去处于支配地位的豪门望族遭到放逐，所有的高官厚禄被新兴阶层占据。这时，在豪门望族方面，只有那些最贫困的成员，或者关系遥远的依附者才被允许留居城邦，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享有全面的公民权，而且不被信任。这一比喻中的不信任，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怀疑。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在梦的分析中，要放弃确定性的全部标准。某一内容只要有可能在梦中出现，就必须以完全的肯定性加以分析。在追溯梦的任何成分时，我们都发现，除非坚持这一态度，否则分析便无法进行。如果怀疑所要分析的梦成分的价值，那么这对患者产生的精神结果，就是使患者永远想不到潜藏在这一成分背后的不自主观念。这一结果并非不证自明。如果有人说：“我不敢肯定梦中是否出现了什么什么，但我对它联想到的是什么什么。”这话没有任何意义。但实际上没有人说过这种话。正是怀疑中断了分析这一事实表明，怀疑是精神抵抗的产物与工具。精神分析就是合理的怀疑，它的原则之一是，任何干扰分析工作的过程都是抵抗[6]。

同样，除非考虑到精神稽查作用的力量，否则梦的遗忘也是不可解释的。在很多情况下，做梦者觉得夜间做了很多梦，但只记得很少一部分，事实上这可能具有别的意义，比如，它可能表明，梦的工作通宵机警，但只留下一个短短的梦。毫无疑问，在醒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梦遗忘得越来越多，尽管我们努力地回忆，梦还是被遗忘了。但我认为，这种遗忘一般来说是被夸大了，而且，梦中被遗忘的空隙对我们理解梦的限制的程度，也同样被夸大了。一般来说，梦被遗忘的成分都能因分析而重新忆起，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由梦的残片重构整个梦念，虽然不能重构梦本身，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这就要求，在分析工作中保持一定的注意力和自制力，仅此而已。但是，梦的遗忘并非没有敌对的［如抵抗］目的在起作用[7]。

如果在分析中能够观察到遗忘的早期阶段，我们就能够获得充分的证据表明，梦的遗忘是有倾向性的，并服务于抵抗的目的[8]。在解释的过程中，做梦者突然想起梦中被疏漏的部分，并且说是遗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这种情况很常见。以这种方式从遗忘中重新唤回的梦的成分，往往是梦的最重要部分，它往往也处于得到解释的边缘，并因而也比梦的其他任何部分面临着更大的抵抗。在散见于本书的各个梦例中，有一个梦就是以这种方式事后补上一段内容的[9]。就是那个旅行梦，其中两个讨厌的旅伴使我恼怒。对梦的这一情节，我几乎未做解释，因为它令人厌恶。这个梦被遗漏的部分是，我［用英语］谈到席勒的一本著作，说“它是从（from）……”，但当我意识到说错时，就更正说“它是由（by）……写的”。那男人就对他的妹妹说：“是的，他说得很对。”[10]

梦中的自我纠正在某些作者看来显得十分奇妙，但我们可以不必理会。我倒想指出我的一个回忆，这正是我梦中语句错误的原型。我曾在19岁时去过英国，并在爱尔兰海岸边度过一整天。我自然沉迷于海边拾贝等，并被一只海星吸引着——那个梦就是以“Hollthurn”和“holothurians”［海参类］这些单词开始的。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走过来问我：“这是海星吗？它还活着吗？”我说：“是的，他还活着。”随即我因说错了而十分窘迫，并重新正确地说了一遍。梦用德国人常犯的一个错误代替了我的语误。对“DasBuSchiller”的翻译应该用“由”字而不是“从”字。在知道了梦的工作的目的，以及它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之后，我们就对这个梦完成这个替代不感到惊奇了，因为英文“from”和德文“fromm”［“虔诚”］之间发音的相同使凝缩作用成为可能。但是我关于海滩的记忆，又是如何进入梦中的呢？它表明我误用了一个词的性，即在不存在性别的地方使用了性别（“he”一词）。这是解释这个梦的关键之一。此外，凡是听说过克拉克·马克斯韦尔的［在梦中提到的］《物质与运动》这个书名的词源的人，都会毫无困难地做下面的填空：莫里哀的“LeMaladeImaginaire”（幻想病）——Lematièreest-elleaudable（事情顺利吗？）[11]——肠的蠕动（motion）。

此外，我还能用亲眼所见的事实来证明，梦的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抗的产物。我的一位患者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但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我们于是开始分析工作。在分析中，我遇到了一个抵抗，就向他做出某种解释，并鼓励和催促他，向某些不愉快的想法妥协。在我就要成功时，他喊道：“我想起梦见什么了。”使他忘记这个梦的正是那天干扰我们分析工作的同一抵抗。通过克服抵抗，我使他回忆起所做的梦。

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使患者想起在四五天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做的，但一直想不起来的梦。

精神分析经验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表明和某些权威所强调的相反，梦的遗忘主要产生于抵抗，而不是清醒与睡眠两种状态之间的不同。我们经常在惊醒后，立即动用全部心智力量对梦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获得对梦的全面理解就绝不入睡，然而在早晨醒来之后，虽然我记得做过梦并对之做过解释，却完全忘记了梦的内容和我的解释活动。通常情况是，梦连同我的解释发现一起带进遗忘，而不是我的理智活动成功地使梦保持在记忆之中。但是与权威们对梦的遗忘的说明不同，在我的解释活动与我的清醒思维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精神的鸿沟。

莫顿·普林斯（MortonPrince，1910）反对我关于梦的遗忘的解释，认为梦的遗忘只是分裂性精神状态所具有的记忆缺失的一种特例而已，我对这种特殊记忆缺失的解释不能推广应用于其他类型，因而，我的解释即使就直接目的而言，也是毫无价值的。在他对这些分裂状态的所有描述中，他从未试图对这种现象寻求一种动力学阐释。如果他做出动力学阐释，那么必然会发现，压抑（或者更准确地说，由压抑造成的抵抗）同时是构成分裂和与其精神内容有关的记忆缺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