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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典型的梦（第1页）

第四节典型的梦

一般情况下，如果别人不把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告诉我们，就无法对他的梦进行解释。因此，我们梦的解析方法的实际应用性也就受到严重的限制[86]。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般规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地构建自己的梦世界，因而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过，现在看来，与此形成完全对照的，是有这样一些几乎人人都做的相似的梦，而且我们断定它们一定有着相同的含义。这些典型的梦就会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来源，而且都很好地显示了它们的来源。

因此，我们特别期望能将我们的梦的解析技术应用于这样典型的梦，同时也承认，我们的技术在对这些材料的应用上又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一个典型的梦，常常是做梦者不能像在其他情况那样，产生可以导致我们理解的联想，或者即使有，也很模糊或者无足轻重，不能对我们解释问题有多大帮助。在本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该如何弥补这一技术上的不足。读者也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涉及这组典型的梦，而且必须推迟对其他梦的考虑。[87]

（一）令人尴尬的**梦

梦见**身体或在陌生人面前衣不遮体的情况会时有发生，而且伴随着这样的特点：做梦者并不感到羞愧。我们在此只讨论这样一些**的梦：在梦中，做梦者的确感到羞愧或尴尬，并想躲藏起来，却又发生了奇怪的滞碍，使得无法逃避这种窘境。只有伴有这种现象的梦才算是典型的梦，否则，梦的内容的主题就可以包括在不同的情节之中，并且因人而异。它的本质在于有一种羞愧性质的痛苦感情，在于有躲避的愿望，而又照例以移开的方式躲避，却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里所谓**，其性质往往不很明确。做梦者可能会说：“我是穿着内衣的”，但这也极少是一幅清晰的图景。这种不穿衣服的景象通常是含糊的，对它的描述可能是选择性的：“我穿着内衣，或者可能是穿着衬裙。”一般情况下，做梦者并没有衣着不全到令人羞愧的程度。在一个身着皇家军装的士兵身上，往往以不合风纪代替**，如“我没有戴佩刀在街上行走，这时看见几个军官向我走来”，或者“我没有系领带”，或“我穿着花格裤子”，等等。

感到羞愧的人常常身处陌生人中间，这些人的面目很难辨认。在典型的梦中，这种衣冠不整很少引起旁观者的反对或注意。相反，他们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或者（如我所观察的一个十分清晰的梦）面容严肃、冷峻。这一点是很值得考虑的。

当我们把做梦者的尴尬和旁观者的冷漠放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梦中常见的矛盾情况。如果旁观的陌生人表现出吃惊、嘲弄或愤怒，那反倒会符合做梦者的感情。但是这种情况的反对性特征，在我看来是让愿望的满足一笔勾销了，而梦的某种力量却使其他特征保留下来，梦的这两个部分就经常变得彼此不协调。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这一类梦由于愿望得到了满足而进行了部分伪装，所以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此，它也成了汉斯·安徒生所写的家喻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的根据。最近路德维希·弗尔达[88]在他的童话剧《吉祥物》中对它也有所表达。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两个骗子如何为皇帝织了一件昂贵的长袍，而且说只有高尚和忠诚的人才能看得见。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见的长袍走了出来，所有的旁观者害怕这件织物有着试金石的魔力，都装作看不见皇帝的**。

我们梦中的情景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轻易假设，存在于记忆中的梦内容的不可理解性，已经导致重铸一种使情景合理的形式。不过，这种情景处在已经被剥夺了原来意义而被用于新奇的用途。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的，对第二精神系统的有意识思想活动，用这种方式误解梦的内容是经常发生的事，而这种误解必须被看成梦所假托的最终决定形式的因素之一[89]。此外，我们还将发现，这种误解（也发生在同一精神人格之内）在构成强迫观念和恐怖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够指出产生这种误解的材料是什么。骗子就是梦，而皇帝就是做梦者自己。梦的道德目的揭示了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模糊认识，即梦的隐意与沦为压抑牺牲品的被限制的愿望有关。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从梦的情节看来，这类梦无疑是以儿童早期记忆为基础的。只有在儿童期才会在家人或保姆、女佣、客人等外人面前**而不感到羞耻[90]。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儿童年纪稍大一些时，也以不穿衣服感到快乐而不是羞耻。他们又蹦又跳，拍打自己的身体，这时他们的母亲或者别的什么人会斥责他们：“嘿！不许这样！以后不许这样！”儿童经常保持一种**的愿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村都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岁的孩子向你撩起小衬衫，或许这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我有个患者还清楚记得他8岁那年的情景。一天晚上，他想跳着舞进入隔壁小妹妹的卧室中去，当时他只穿着睡衣，但是被保姆阻止了。在神经症的早期，对异性儿童**自己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脱衣或穿衣时，觉得有人在窥视的偏执性妄想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源。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中，有一类人的这种幼稚冲动已经发展到病态程度，即“暴露狂（癖）”[91]。

当我们回顾童年期没有羞耻心的那个阶段，就如同身在天堂一般，天堂本身就是个人在童年期的一组幻想。这就是人们在天堂里可以**而并不感到羞耻的原因。一旦羞愧与焦虑觉醒，人类就被逐出天堂，**和文化生活也就开始了。但是在每天夜里的梦中，我们仍然可以重返天堂。我曾有一个猜测，童年期［3岁末以前的阶段］的印象力求再现而不考虑其活动的内容如何，这种再现就构筑了一个愿望的满足，所以，**梦就是一种表示**的梦[92]。

**梦的核心在于做梦者自身的形象（不再是儿童期，而是当时的本人）和他衣着不整（或者是由于后来不穿衣服的多重印象的叠加，或者是由于稽查作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不很清晰），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令做梦者羞愧的在场的旁观者的形象。我没有遇到过在儿童时的**梦中有真正的旁观者出现，所以，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奇怪的是，我们在童年期的性兴趣对象，在梦、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复现时全部被省略掉了，只有在妄想症中才出现，尽管他们看不见，但在幻想中仍然认为他们存在。在梦中代替他们的是“一群陌生人”，他们根本不注意这种不敬的行为。实际上，这正与做梦者的愿望相反，做梦者希望的只是想对他们熟悉的人做出一种**的表示。顺便说一下，“一群陌生人”常常出现在梦中，是与其他方面有许多联系的，他们总是代表一种反愿望的“秘密”[93]。人们会注意到，即使在妄想症中，一切事物得到复原，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的情况。病人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身边还有许多人，他受到窥视，但这些旁观者都是“一群陌生人”，他们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

另外，压抑也在**梦中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人们在这样的梦中所感到的压抑，是对作用于**内容的继发系统的反应，那种**的愿望尽管受到禁止，但仍想办法表现自己。如果这种压抑可以避免，那么这种**的场面也就不会复活了。

我们以后还会讨论受抑制的感觉，它令人敬佩地表示了意志及其否定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求这种**的出现，而稽查作用却极力遏制。

毫无疑问，典型的梦和童话，以及其他文学创作的材料之间的联系绝不会很少，也不会是巧合。有时目光敏锐的创作家能把这一种转换过程加以分析并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果真如此，他就会沿着与这个过程相反的方向追溯这一想象的图景而回到梦。我的一位朋友叫我注意一下哥特弗莱德·凯勒尔《年轻的海因利希》中的一段文字［第三部第二章］：“亲爱的李，我希望你在亲身的经验中，绝不要体验到奥德赛浑身尘土、赤身**地出现在瑙西加和她的女伴面前的那种特殊而有趣的困境。我来告诉你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好吗？让我们来研究这个例子。如果你流浪在异国他乡，远离故土、亲人和朋友，如果你看到、听到许多事，而且经历了辛酸与焦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那么，你一定会梦见自己返回家园，你会看到它闪耀在迷人的光芒之中，许多你最亲爱、敬重的人都向你走来。这时你突然意识到自己衣衫褴褛、赤身**、风尘仆仆，你会有一种无名的羞耻和恐惧感，你想找到什么东西遮掩自己或者躲起来。这时你大汗淋漓，从梦中醒来。这是每一个游子，只要他一息尚存，就必然会做的令人不快的梦。荷马正是从最深刻的永恒人性中挖掘出这一幅困窘的图景。”

诗人赖以唤醒其读者的人类最深邃和永恒的人性，在于那些植根于已经变成记忆前期的儿童时期的心灵冲动之中。来自童年的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愿望，跟在那些被放逐的、可接受的愿望背后，在梦中冲破阻力进入意识。这就是在瑙西加的传说中，梦总是能找到具体的形式，而又以一种焦虑梦作为结局的原因。

我那个大步上楼而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的梦，同样也是一种**梦，因为它带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也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经验。如果这些经验能够被发掘出来，它们也会帮助我们通过那个女仆对我的行为（责怪我弄脏地毯）确立她在我梦中的地位。有时，我能提供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中，人们学会把时间临近性解释为主题的连接性。两种思想没有间隔地发生，而没有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点有待发现。就像我们先写一个a，接着又写一个b，在发音上，我们会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节“ab”。梦也是一样。当我明白了上楼梦的其他成分之后，就知道它是由一连串梦组成的。因为这个梦被其他梦包围着，所以它也是对同一题材的处理。这些其他的梦都以对那位从我出生照顾我到两岁半的保姆的回忆为基础。我甚至保留了一个关于她的比较模糊的有意记忆。根据我母亲不久前对我讲的一个情况，她虽然又老又丑，却精明能干。我可以从自己的梦推断出，她对待我并不很亲切，如果没有按照她的清洁标准去做，她对我说的话是很粗暴和尖刻的。这样，那位女仆，由于担负了这项教育我的任务，也就成了我有记忆之前我的保姆的化身。有理由认为这个孩子是爱这个教训他的保姆的，尽管她曾那样粗鲁地对待他[94]。

（二）亲人死亡的梦

另一组可以称为典型梦的是关于亲人（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等）死亡的梦。这种梦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必须事先区分开：一种是做梦者本人并不感到悲痛，因而醒来时，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情感而惊讶；另一种是做梦者悲痛不已，甚至在梦中就痛哭起来。

我们不用讨论第一类梦，因为它们算不上“典型”。如果分析这些梦，会发现它们有与显梦不同的含义，而且它们有意隐藏其他一些愿望，比如，那个看见自己姐姐的独子躺在棺材里的梦。它并不意味着她希望自己的小外甥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隐藏了一个愿望，即她想见到非常喜爱的人，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她曾在另一个外甥的棺材旁与他见过面，而且也是相隔很长时间。这个愿望（这是梦的真实内容）没有机会表示悲哀，所以，梦也没有表示出悲哀。我们可以注意到，梦里感受到的情感属于隐意而不属于显意。因此梦的观念内容仍然保持不变[95]。

第二类梦则大不相同，在这些梦中，做梦者想象亲人真的死去，而且的确十分悲伤。这些梦的内容是一种愿望，被梦到的人可能会死。因为我预料到读者，尤其是有过类似梦经历的人，都会反对我的看法，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证据建立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

我曾经讨论过一种梦，它告诉我们，在梦中表现的已经满足的愿望往往不是目前的愿望，它可以是过去被抛弃、被掩蔽或者受到压抑的愿望。因为它们又重现于梦中，所以我们承认它们继续存在。它们并没有像字面上说的那样死去了，而是如《奥德赛》中的那些鬼影，一旦喝到鲜血又会复活。那个躺在“木箱”中的死婴的梦，就涉及15年前的一个愿望。而且做梦者本人也承认，那时的确有过这种愿望。我还可以补充（这也带有梦的这一理论的特点），在这个愿望的背后，也还隐藏着做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准确日期已经记不清了），她曾听到母亲说，在母亲怀着她的时候，正处在深深的忧郁之中，因此曾经有过胎儿死去的愿望。当这位做梦者长大成人，并且也怀孕的时候，她仿效了母亲的榜样。

如果人们做了带有任何痛苦迹象的梦，如父母、兄弟、姐妹死去，我绝不会以梦为例，证明做梦者希望亲人现在死去。梦的这一理论并不要求如此，但我可以推断，做梦者童年期曾有过希望他们死去的愿望。而且我仍担心这种保守的说法不足以说服我的反对者。他们会否认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正如极力反对他们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因此，我必须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已经消失的儿童心理生活的那一部分[96]。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这种关系假定为一种亲密的关系。从我们经历过的成年兄弟姐妹之间不和睦的例子，可以建立这样的推论：这种不和睦在童年期就已经存在。但在许多成年人中，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他们现在热情友爱、互相支持，而小时候却互相为敌。年长的孩子欺负弟弟、妹妹，辱骂他们，或者抢他们的玩具。而年幼的孩子敢怒不敢言，忌妒和害怕年长者，向他们表示最初的自由和正义感。父母总是抱怨孩子的不和睦，但又不知道原因。其实不难发现，即使是性格再好的孩子，他们的性格也不会像成年人期待的那样。孩子们几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强烈地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要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与自己的对手——其他儿童，而且首先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互相竞争。我们并不会因此就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而只是说他“调皮”。他们是不用对自己的恶劣行为负法律责任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他们理当如此，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所说的儿童期之前，利他主义的冲动和道德意识已经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和（用梅耐特的话来说）第二自我的意识中萌醒，并会掩盖原发性自我。当然，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并非随着年龄增长也一起增长，其发展期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这种发展没有完成，我们称为是一种“退化”，尽管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中的受阻。在这种原发性性格被后期发展掩盖后，它仍然可以再次暴露出来，并在许多事件中部分显露出来，或者在癔症中表现出来。癔症病人与调皮儿童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之相反，强迫性神经症与强加在蠢蠢欲动的原发性性格的一种超道德观念一致。

许多人看上去很爱他们的兄弟姐妹，而且当他们死去时，也感到悲痛，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然存有邪恶的愿望。这种愿望起源于童年期，而且有时会在梦中实现。

观察两三岁或更大一些的儿童对待他们小弟弟、小妹妹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如，一个孩子一直是独生子，现在听说鹳鸟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婴儿。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新来的婴儿，然后毅然地说：“鹳鸟还会把它带走的。”[97]我很看重这样的观点：儿童会正确评估新添的弟弟妹妹可能带给他的不利。我认识一位妇人，她现在与小她4岁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告诉我，当她最初听说一个新生的妹妹即将来临时，她说：“不管怎样，我不会把我的红帽子给她！”即使一个孩子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情况，他的敌意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知道一个例子，一个不到3岁的小姑娘要和摇篮里的婴儿拼命，因为她感到这个婴儿如果继续存在，对她不会有好处。此时，儿童的忌妒心已经十分明显和强烈。而且婴儿期的弟弟妹妹一旦夭折了，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会发现，全家人的宠爱又会重新集中到他身上。但是，如果在这之后，鹳鸟又给他带来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宠儿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这个小孩也会有前一个小孩一样的命运，这样他又可以和没有他们时一样快乐[98]，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正常情况下，儿童对待弟妹的态度在不同年龄段也有所不同。如果长幼间隔相当大，年长的姐姐会对无助的新生弟妹有一种母性的涌动。

儿童时期对弟妹的敌意情绪是经常发生的，而粗心的成年人往往不注意这一点[99]。

我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让我没有时间在这方面观察他们。我现在在观察我的小外甥，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欠。我这位小外甥的专横统治在持续了15个月后，被一个女性小对手的降临颠覆了。他们告诉我，这位小男士对他的小妹妹的确有些骑士风度，亲吻她的小手，抚摸她。但我敢说，在不到两岁时，他就会用他的语言能力来批评她是个多余的人了。当大人提到她时，他总是说：“她太小，她太小。”近几个月，这个女婴已经长大一些了，不能再说她太小了，于是这个小男孩又找出别的理由，说明不需要对她多加关照。他一有机会就会向大人提醒，她还没有长牙[100]。我们都还记得，我另一位姐姐的大女儿6岁时，用了整整半小时挨个向她的姑姑姨妈们讲述一个问题，并非得让她们同意她的看法：“露西还不懂这些，是吧？”她的小对手露西是她刚两岁半的小妹妹。

以我的女患者为例，在她们之中，我没有发现一例在其兄弟姐妹死亡的梦中不包含敌意的。只有一个例外，但它也不难解释为这一规则的佐证。有一次，我在上分析课，向一位女患者解释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她的病症与此有关。可令我奇怪的是，她从未做过这类梦。她在4岁时，做过一个显然与此无关的梦。当时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以后这个梦曾反复出现：一大群儿童，都是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什么的，在一个大操场上玩耍。突然，他们都长了翅膀（飞上天不见了）。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也是她的哥哥姐姐们全部死亡的梦。但几乎没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我想对这个梦做一个大胆的分析：有一天，这一大群孩子中有一个死去了（从例子看，这一家兄弟俩的所有孩子都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成长），这个不满4岁的孩子（做梦者）去问一个聪明的大人，孩子死了是怎么回事？想必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长了翅膀变成了小天使。”听了这句话以后，做梦者就梦见了所有的哥哥姐姐都长了翅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像天使般地飞走了。只有我们的小凶手留了下来。在一大群中只留下一个，这是很奇怪的。我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在操场上玩耍的那群儿童在飞走之前是一群蝴蝶。这位做梦者的思想是受古代传说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灵魂长着蝴蝶般的翅膀。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打断我：“即使孩子们对兄弟姐妹存有敌意冲动，但怎么可能会坏到这个地步，甚至希望比他强的对手死去？似乎死就是唯一的惩罚方式。”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儿童与我们对死亡概念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儿童对腐朽、冰冷的坟墓以及一种永恒的虚空等概念一无所知，所以也无从畏惧，而成年人认为这些概念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会心存恐惧，所以可以把这种恐怖的事当儿戏，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就让你死去，就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会吓得浑身颤抖，可能她想到，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活不过童年期。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把你制成标本，放在我房中，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看到你了。”所以，儿童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与成年人是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101]。

此外，对从未见到过死前痛苦景象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了解是什么带来这种“不在”——是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102]。如果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保姆就被解雇了，而不久之后，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就会把这两件事合成一个单一系列留在记忆之中。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很想念他们。母亲们常常很伤心地说，她们出去度假几个星期回来以后，听到的消息竟然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妈妈真的去了“未知世界”，那里从来没有返回的人，儿童最初似乎是忘了她，只是在以后才又想起了她。

这样，如果一个孩子有理由希望另外一个孩子不在场的话，他就可能不加限制地以那个孩子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而对包括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尽管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愿望的内容不相同，但不管怎样，在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是与成年人相同的[103]。

如果一个小孩有希望兄弟姐妹死去的愿望，用儿童的自我主义来解释，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竞争的对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对自己父母亲死亡的愿望呢？父母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满足他的各种要求，难道他为了保持这种自我主义，就可以导致这种愿望的产生吗？

这个难题的解决，要靠对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观察，而且死亡的父母多数与做梦者是相同性别。也就是男人常常梦见父亲死去，女人则梦见母亲死去。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的，但我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才能做出解释[104]。说得直接一点，这是一种早年性偏爱的体现。似乎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如果排除了对方，显然会对自己更有利。

在把这个想法斥为荒诞之前，最好先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把孝顺这种文化标准对这种关系的要求，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所看到的事实区分开。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敌意，这种关系为一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给予基督教十戒教规的尊严模糊了人们对真实生活实际的观察能力。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经违背了第五条戒律。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经被其他兴趣代替。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传递给我们的模糊信息，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不快的图画：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如君王般地统治整个家庭。克罗诺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野猪刚生下的幼崽。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取而代之[105]。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宽松，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与父亲处于一种敌对的位置，他也越迫不及待地盼望通过父亲的死来取代父亲的位置，从而成为统治者。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习惯上，父亲也不愿意儿子们独立，并且不提供给他们独立的手段，这个过程就增强了敌对意识的滋长。一个医生就常会注意到儿子在丧失父亲时的悲痛，同时又会有终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满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父亲仍抱着陈腐的父亲权威观念不放，而易卜生则把父子的冲突矛盾写入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作品产生了轰动效果。

母女之间的冲突情况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性方面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处在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则从女儿的成长中，看到自己青春已逝，不得不放弃性满足的欲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却因孝顺观念根深蒂固，而没有用这些现象去解释梦。此外，上述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期。

这种假设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进一步得到证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在其萌芽期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很早就已经萌发了。女孩的最初情感是针对她的父亲[106]，男孩则是针对他的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干扰儿子的对手，母亲则成了女儿的对手。我曾在兄弟姐妹间的情况中分析了产生死亡愿望的情感是多么容易发生。父母也往往显示出性的偏爱，一般自然的倾向是父亲偏爱自己的小女儿，而母亲更偏向儿子。只要他们的判断力没有被性的魔力干扰，他们都还是关注子女教育的。孩子们对这种偏爱是敏感的，因而对不表示偏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对立情绪。被成年人所爱还不能给儿童带来特殊需要的满足。这种特殊需要意味着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他就会受性本能的驱使，并在他的选择与父母显示的偏爱相融合时，增添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