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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色灰色（第2页）

（三）即将来临的闭合

这些思想背离了本书头几章所讨论的阿多诺最为经久不消的一些社会学信念。他关于总体社会化的、被管理的世界的设想暂时动摇了，否则他的这个设想是坚定不移的。的确，阿多诺很少且委婉但不可忽视地指出了一种没有完全纠缠于生产和消费的现实的残余，并指出了经验那些残余的可能性。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非社会的世界，主体可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然而，阿多诺的委婉暗示并没有穷尽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再次引入他的某些社会学论证可以保证严肃的关注。资本主义使对交换之外的现实的经验变得越加不可靠和不可能。思想日益需要批判性的探查和否定与同一性之中的断裂的表面遭遇。阿多诺对本章问题的回答来自对否定的委婉主张。

“将所有人都包含在内的盲目语境，”阿多诺强调说，“也参与到他们所设想的由以撕碎面纱的东西之中。”（ND364）交换社会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阻碍，即阻碍如实经验不可交换之物的主观性前提条件的满足。社会整合包括将意识社会化为同一性思想。经验对普遍合用的、一般化的范畴——这些范畴使异常的东西变得等价，使奇特的东西变得同一——的抵制日益遭到破坏。像上面意象中那样敏感于其特殊性的接受现实的能力正在衰退。“如果一个孩子的响应能力尚未从他最早的年岁中驱逐出来，那么任一庇护他的某物都具有……无限的经验可能性……但是这种（普鲁斯特式观察的）能力迷失了……强制性的适应禁止人们以这样的精确性来倾听现实、获得现实的声音。”由于容易受到思想的机械化的影响，“我们”——阿多诺作品中一个极其少见的词——“不再能够”有这样的反应（NLII315一316）。“我们”突出了主体对得到集体认可的分类的诉诸，并强调阿多诺包括他自己。

资本主义的整合进一步耗尽了对那些由于抓住更加客观的现实而已避开交换社会的踪迹的假定经验。“交换社会”竭力“塞住商品世界仍然让其敞开的最后洞口”（ND363）。客观现实的每个元素最终都纠缠到交换关系的网络之中，纠缠到总体社会化的社会的彼此可替代性中。等待我们的是“世界的彻底物化，那里没有留下任何不是由人所制造的东西”（NLI245）。

因为社会化使得主体不能够拥有真实的经验并且消除了不可替代的奇点的世界，所以与社会之外的现实的遭遇越来越不大可能发生了。“形而上学经验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发散漫杂乱”（MCP143），越发跳跃、摇摆、不稳。因为这是“总体性中介”的曙光，在其中，“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向我显现为外在的”，在其中，“外在的东西不再存在”（HF121）;在其中，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主体中没有什么东西，客体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再逃脱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因此，假定真实的经验正在越来越向审查开放。“在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个康德认识论问题的位置上，迈步走出了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即形而上学经验究竟是否仍然可能。”（ND364—365）对逃避交换世界的表面经验被阻止达成个性化以及发现一个整合的、冻结的世界，对这样的经验的唯一回答就是否定。这一点是双重的。首先，否定如实地揭示出，经验不是而且也没有生产出它最初似乎是和生产出的东西。其次，非同一性思维可以被看作努力争取一种仍然尊敬真实经验之主观条件的智性操作。鉴于在资本主义整合中直接遭遇往往采用普遍的同一化概念，非同一性思维的存在理由就是把这样一些概念当作不值得信赖的东西来加以拆除。批判的思想努力争取经验的开放性（另见MCP68），即通过拆解阻止接近客体的分类框架。“绝对……由于形而上学记住了它，将成为非同一的东西，它只在同一性强迫减少之后才迈步向前。”（ND398）

这些批判性否定的轨迹在阿多诺有关死亡经验的评论中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海德格尔（1962:277—311）来说，本真的“向死而在”——与那种日常的、非本真的同死亡的关系截然对立——在与存在在整体的联系中扮演着一个享有特权的角色。阿多诺拒绝了海德格尔的一个提议，即提议通过死亡经验来确定人的生存的本质（MCP107）。海德格尔的计划既未成功地掩盖它对一些社会上合用的范畴的采用，也未成功地掩盖交换社会对垂死和死亡的影响。阿多诺的论证将立刻变得更加清楚。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既然社会整合已经抓住了对死亡的主观经验，从而阻止“本真的”遭遇，并且正在日益影响客体即死亡本身，那么对死亡的经验就不能够等同于对交换社会之外的一种现实的真实经验。海德格尔的提议被否定了：“甚至对死亡的经验也不足以充当某种最终的和无疑的东西，不足以充当形而上学。（ND361）

对于阿多诺来说，贝克特的戏剧作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作品”（MCP117）。贝克特令人难以忘怀地上演了“垂死的今日”和逃避社会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阿多诺认为，对贝克特许多剧中人物的不顾一切的渴望已经收缩为一个洞见：“所有的向往都在努力争取……死亡——与死亡面对面，这不是别的而是无限的痛苦。”（阿多诺等人，1994:81，另见NLI269-270）。死亡被期望从难以忍受的条件中逃脱出来。“作为唯一的希望而露出曙光的乃是这样一点，即虚无不再存在。”但是，贝克特“也摒弃了这一点”（ND373）。海德格尔的反对面引发了阿多诺对死亡经验的怀疑。对于贝克特来说，死亡是无路可逃。相反地，贝克特使舞台上充满“极端的……悲哀”，这种悲哀源于人们未能死于被渴望的死亡（阿多诺等人，1994:81—82;另见NLI269）。温尼（Winnie）

在《快乐的日子》（贝克特，1990:138）的开头宣告，“无尽的世界，阿门”。谈及死去，一天的结束或者过去是“以旧的风格来谈”（1990:145—147）。在《终局》落幕之前，克洛夫（Clov）宣布：“这是我们称作离去的东西。”

（1990:132）“仆人……希望……逃走”——“徒劳无用”（阿多诺，1999:82）。“穿好衣服上街。巴拿马（Panama）把粗花呢外套、雨衣、伞和包搭在手臂上。他在门边踌躇，漠然不动地站在那儿……”（贝克特，1990:132一133）

（四）社会学的交叉

《标题词》提及“尚未被交换残害的东西”只是为了立即缩回：“没有留下任何未遭残害的东西。”（CM253）阿多诺对本章问题——还存在一种避开社会化的现实吗?人们还能够经验它吗?——的回答遵循着一条从委婉肯定到否定的轨迹，他不与两者中的任一个和解。有些段落谈到了对不可交换之物的彩色元素的忠实瞥视。他者警告总体性中介的迫近，它使得与一种逃脱交换社会的现实的更为表面的遭遇易于受到批判。阿多诺批判和否定了对非社会之世界的踪迹的假定经验，在这个批判和否定的语境中，他有关形而上学的观念和他的社会学计划交叉在了一起。

1。死亡和纠缠

阿多诺审查了对交换社会之外的世界的表面经验，并拷问这些经验是否满足早先所概述的条件。如果经验未能满足它们，那么它们作为与不可交换之物的真实遭遇的外观就遭到了否定。阿多诺警告说，总体性中介的迫近使得批判的考察成为必然。与这个警告一致，他的否定体现了他对阻挠这些遭遇的社会障碍物的承认，这样的障碍物也就是诱陷主观意识和客观世界并因而侵害主体与非社会化现实关系的社会条件。阿多诺对死亡经验的批判证明了这一点。他拒绝信任死亡经验，并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经验并未满足与不可替代之物发生真实遭遇的主观和客观前提条件。由于聚焦于这些妨碍性和否认性的社会条件，对交换社会之外的世界的假定经验的批判和否定就促成了对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分析和批判。

阿多诺之所以摒弃死亡经验，部分是因为主体未能拥有真实的经验。这种未能是被社会整合所决定的，社会整合把一般化范畴强加到经验之上。这一点上的一个表现就是借助死亡统计或者作为保险案例对死亡所做的公式化处理：个体之事被归入大量的“事件”之下并变得可以交换以用于支出，而没有任何对“特殊情况”的关注（DE66）。这种对作为“驯化”事件的死亡的冷静知觉也由流行文化中对死亡的“滑稽”描绘而得到阐明。这样的冷静知觉揭示出死亡经验被社会化了，并因而进入资本主义的同一化思想进程之中。倘若每个人在其社会功能的达成上都被当作——以及变成——可通约的和可替换的，那么主体所看到的就是可通约的人们的死亡，一系列可通约的死亡，以及每个死亡之中一种几乎不会使人悲伤的“职员的交换”（MM232）。聚焦于奇点的标准不断地被违背。

在另一个段落，阿多诺注意到——看起来似乎相反——死亡通常被知觉为某种完全异在且无法忍受的东西。阿多诺承认，这也许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MCP131）。可是，随着再次强调他对死亡经验的怀疑，他也思索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一种令人恐惧的死亡的经验至少部分地是由那些社会产生的、一般合用的概念来引导的。首先，“所有的人类关系越是彻底地被特性决定”，能够专门以特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主体就越是把死亡当作自我丧失来加以驱除（ND362）。其次，已经使“普遍失败”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法则”（1976:46）的资本主义，也已经使生活可能是什么与它们是什么之间的巨大差异变得不可否认了（MCP132）。①这些“社会转化”已经用死亡破坏了一种“圆满生活”的“史诗般的统一性”，并且使死亡变得不可接受（ND362，另见MCP107，133）。因而对于阿多诺来说，把死亡当作一个无法忍受的事件来加以知觉，好像就是在强调“对于死亡的经验……无疑部分地是被社会所决定的”（MCP131），以及这种经验正在经历它的“由社会所决定的衰落”（ND363）。此外，经验被阻止以一种适于它的手段与那已经逃脱交换社会的事实发生关系。

当阿多诺写看似“原始的经验”时，他写道，有关一种更加真实的死亡经验的“死亡形而上学”①的提议，也不能避免智性的社会化。死亡经验的“提升”只是一种企图，即企图或者把部分由社会所决定的死亡的陌生性当作形而上学的一个切入点来加以使用，或者改善它的不可忍受性。面对自我丧失，主体不顾一切地试图把死亡当作属性来加以深切感受（ND361—362）;面对它没能实现的生活的痛苦的结束，它试图掩饰这种恐惧。“死亡的形而上学是如此深地……密切关联于历史。”（MCP133）

对“死亡形而上学”——既然最为精致的经验也不能够克服这种障碍——来说更加不利的是，死亡经验被当作一种对社会之外的现实的经验而被否定了，因为它的经验对象即死亡并不是这样的现实。阿多诺承认，“死亡……只是作为某种尚未被整合的东西进入社会和文化之中”，因为它尚未被征服或者被置于掌控之下（MCP131）。但是，人类是根据他们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来接近死亡的。因此，“死亡本身”作为一种“生物学的原始现象”，并不能够同它的社会联结分开（ND363—364）。阿多诺在1931年就已经怀疑死亡是人的“本质”的标示，并猜测甚至人到死也还是“被封闭在历史人物之中”（VSI539）。20世纪40年代，他把死亡写成是“社会在整个自然中所编织的网络里的无定形的东西”（MM232）。20世纪60年代，他把死去称作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人们的社会和国家而为人们准备的”死亡（MCP131）是阿多诺的20世纪所熟悉的，也是21世纪所熟悉的，这种死亡只是对此最为明显的表现。“死亡总是相同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意识由以努力对付死亡的形式随同某人如何死亡即肉体死亡的具体条件一起变化。”（ND364）

在当前历史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对死亡的进路涉及根据交换社会的条件来处理死亡。他们与资本主义思维模式相符的对死亡的处理恰恰就是交换社会诸般努力的一部分，即努力“塞住商品世界仍然让其敞开的最后洞口”（ND363）。正如已经指出的，各种后果可以从劳动力市场来加以辨别：死亡作为保险案例与成千权衡补偿的其他案例是等价的；职员们作为一批批从事分工越来越细的工作进程的商品化劳动力是可互换的，他们的死亡也是可互换的。阿多诺斥责道，海德格尔只不过是“被据称完全从普遍交换关系中移除出来的死亡弄得神魂颠倒”（JA152）。

阿多诺的怀疑在囚犯们的死亡中有着其最为根本的参照点，“集中营里的虐待狂们向他们的牺牲品宣布：明天你们将化作青烟从这个烟囱袅袅地飘入天空，这个宣布道出了历史正在趋向的每个个人生活是无关紧要的——他已经在他的形式自由中变得可替代和可置换了，就像随后在公司资产清算人的脚踢下那样”。集中营所展现的乃是已经在集中营之外与死亡经验相对峙的东西的畸形产物。经验把那些被诱入交换关系之中的可通约、均质化、平均化的人的可替代性死亡当作它的对象。“在集中营里，必定也对那些逃脱度量的人的死亡产生影响的不再是死去的个人，而是样本。”奥斯维辛的凶手们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简单来说力图实施什么:“非同一性的消灭”，每个或能避免可替代性的经验对象的消灭（ND355）。“只有一种，对其来说死亡就像其成员那样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的人……才能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把死亡加给无以计数的人们。”（MM233）第一章中作为社会的反乌托邦而反复出现的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又转回到原来的地方，集中营之外不再有什么。“美丽新世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集中营……摆脱了它的对立面。”（GS10。199）

自始至终，阿多诺对死亡经验的否定都体现着他对某些社会障碍的承认，这些障碍阻挠人们去经验一种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死亡经验被部分地社会化，并且不再抗拒普遍合用的对分类范畴的使用，所以它被阻止与奇点保持一种真实的关系，而且甚至死亡的现实即经验的对象也不能被说成是完全逃避了交换关系。否定产生了一种看待资本主义中社会整合之巨大进展的毁灭性的——虽然对于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而言是毁灭性地显著的——视角：“死亡在历史的范围之内，而后者相反地可以在前者中得到把握。”（MM231）

阿多诺对死亡的沉思几乎没有在当前研究死亡和将死的社会学中找到共鸣。在豪沃思（Howarth，2007:2-3）对该领域的广泛介绍中，她澄清道，死亡经验和“（道德）所采取的形式”都可以被看作“嵌在我们的文化及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学家们考察社会所决定的死亡经验，拷问社会如何健康管理，并且提出有关社会所建构的死亡本性自身的问题。此外，社会学家们还调查不同社会中对死亡的处理如何反映潜在的文化及社会语境。例如，瓦尔特（Walter，1994）众所周知的论“死亡复兴主义”的著作就关注西方社会看待死亡的视角由文化所引发的转变，关注死亡本性自身中的相应变化，并关注那些转变由以反映瓦尔特称作当代个人主义文化的东西。阿多诺论死亡的作品——在实质性和方法论上非常不同——处理了非常相似的问题。他拷问交换社会如何影响主体的死亡经验，它如何影响行将赴死者本身，以及社会生活的这些方面所揭示的有关资本主义主导性文化以及社会条件的东西。

交换原则统治下的人们被当作、把他人当作并且把他们自己当作商品，尤其是当作可以出售的劳动力，当作生产资料，当作死的物。另外，广泛的整合衍推出，人类不再保有偏离社会规范的未来：他们行为的每个方面都变成现状之内的准自动反应，直到他们就像自然的机制那样运作（MM228—231）。作为结果，社会关系像物和它们繁殖功能之间的关系那样过活，仿佛是由自然规律所主宰的。集中营加强了这种条件，因为它加强了把生活化约为可交换且折磨人的物，即化约为它们的适应以及制度的僵化。“对死亡的害怕已经让位于对……标志着生死之间状态的生活的害怕，这种生活就是一种植物似的生长，它发生在难以言表的身体和心理的折磨之下……在……那些曾被监禁于集中营里并且还被监禁在那里的人的生活中……得到极端的表达。”[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45]这使对死亡的经验成为一种要受到否定的对非社会现实的不值得信赖的经验。即使主体仍然遭遇到一种作为对象的真的逃避交换社会的死亡，它也不能够说明经验的对象究竟是死亡抑或仅仅是交换社会中生者的僵硬尸斑。阿多诺的否定体现了他对社会障碍物的否定：社会化的人以及由他们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社会不再显示他们的人的和社会的性质，并且变得无法从死的自然中区分出来。死亡经验被当作一种对非社会的现实踪迹的经验而遭到否定，这种否定使得当代社会生活的极端物化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因此，否定也强调了主体与异化的社会世界的痛苦对峙，以及与社会学的分析维度和社会—批判维度的交叉。

事实上，阿多诺对交换社会之外的现实的假定所遭遇的批判通常和他的社会—批判计划交叉在一起。这使我们想起他的一个观点，即幸福紧贴着不可交换的东西。“商品社会的单调乏味看起来是难以忍受的，这样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一种性质为它本身而存在，而是把所有一切都向下拉平为一种普遍交换的功能”（SDE158）。“所存在的”，阿多诺重复道——这里参考了贝克特——“就好像是集中营”。贝克特的人物期待在死亡中逃脱，但是却被禁止存在，困于生死间的折磨——他们既不准许生也不准许死——之中，并且被判处“终身死刑”（ND373）。对逃脱的可能性的否定表达了他们痛苦的延续性，“他们仿佛是用已经流干泪水的眼睛从（贝克特）的判决中无言地往外看”（NLI90）。更为明确的是，对作为假定出口的死亡经验的批判体现了一种承认，即承认作为逃脱死亡的社会障碍物。对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的貌似真实的经验遭到了否定，这种否定强调了社会永存的痛苦。因此，否定反复地谴责社会并且强烈要求社会变革。在贝克特的不死者的“看似斯多葛式的携带物”中，“发出……无声的尖叫，即它应当有所不同”（ND373-374），他们的悲哀说：去吧。“贝克特的戏剧……引起了……焦虑……作为外观的拆解……它们冷漠无情的强迫在行为模式中发生（一种）变化。”（NLII90）

然而，遍布于逃避交换社会的世界之中的诸般问题立即返回到焦点。奥斯维辛已经封锁了一种企图，即企图从理论上来建构以及肯定地宣称超越性。超越性只能被想象为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在对一个未被交换社会抓住的世界踪迹的“真实”经验中骤然爆发。社会的整合及其衍生物已经逐步破坏了对这样一些经验的主观能力以及对一种不可替代的客观现实的保存。贝克特的“有组织的无意义”道出了接踵而至的“意义……的激增”（NLI242）。他的“就像日落之后以及世界末日般灰色的戏剧想要驱除马戏团的五彩缤纷”（1998:81）。在否定中，阿多诺又一次接近了对任何有关超越性的思考的虚无主义漠视。

但是，他的接近一直是渐近的。阿多诺上述对康德和实证主义的反对——现在被阻止的东西不必永远被阻止——也针对被误导的虚无主义绝望。阿多诺赞许地评论了“素朴意识”，根据这种意识，“人们尚不知道它，但毕竟有一天也许它会得到解答”（ND379），废除“甲虫般的自然历史的操心”能改变“意识对真理的位置”（ND382）。“形而上学的思辨结合了历史一哲学的思辨：它认为有可能拥有一种权利意识……最后才是拥有……一种没有生活紧迫性的未来。”（ND390）类似地，人们也许可以靠着一个论证来避免被误导的虚无主义，即论证一种对非社会化现实的真实经验（比如孩子的）仍然能够发生，并论证经验也可能接受超越性的承诺，也就是说在改变了的、更有益的条件中。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论证来避免，遭误导的虚无主义的绝望需要意识到社会变化的潜在可能。认真对待意识朝向真理的未来位置就是认真对待作为对交换之外现实的一种未来真实经验的内容的超越性的承诺，也就是认真对待目前侵害意识和经验的变革社会的可能性。“只有在所是的东西能被改变的时候，所是的东西才不是一切。”（ND391）如果对与非社会现实踪迹的假定遭遇的否定没有收到作为回报的对交换社会的可变革性的暗示，那么思想就有陷入虚假的意气消沉之中的危险。

阿多诺以大家所熟悉的术语提出了他的诉求，即要求那看起来不变而客观的社会作为历史的以及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东西而被捕获。一旦整合把社会僵化到异化的程度，那么它就企图根据经验的目前限制摒弃所有关于超越性的思想，就像它难于正视社会变化那样。由于容留一种“对可能性关闭的意识”，人类已经失去了“把整体想象为某种可能会完全不同的东西……的能力”;“社会机构——这适用于整个地球——已经固化到这样一种程度……他们眼前的东西……作为表面的实现可能向他们呈现为完全不可能”[阿多诺和布洛赫，（1964）1988:4]。但是，“绝望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它以历史和社会为条件”（ND366）。只有一种尚未从其条件自始至终不可改变的神话中屹立起来的人性——也许并不像本雅明的天才那样——才能坚持认为内在性是人们可能思考的一切。相应地，对意识形态的绝望的抗拒认为，有关一种客观不变的条件的观点必须得到挑战。尽管认为灾难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甚至构成奥斯维辛基础的极端条件也可能和必须被设想为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并不作为某种绝对陌生而……不同的东西与我面对”（MCP125），而作为某种由人类生产和再生产出的东西与我面对。当代社会表面上不可逾越的狱墙并非不可逾越。这是今天留给形而上学的唯一安慰，而且是它所要求的，如果它不想要拥抱虚假的虚无主义的话。

尽管阿多诺很少提及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之间的交叉，但是这在他的社会学著作中是值得注意的。它甚至从一篇预兆“实证主义争论”的文章中浮现出来，否则这篇文章看起来几乎不会从他的形而上学问题中进一步移除出去：

思想的渴望——对于这种渴望来说，仅仅所是的东西的无意义一度是难以忍受的——已经在对祛魅的强烈要求中被世俗化了。它想要掀起一块石头，胡作非为（Unwesen）正在这块石头下孵化；唯有在（对胡作非为的）承认中，意义才为此而得到保存。（PD68）

通过渗透到那看似一块不可穿透的花岗岩般的东西之中，通过揭示人类活动已经产生并且能够移除的社会性胡作非为，社会学支持思想的那种抗拒，即抗拒意识形态摒弃一切有关可能意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