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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的社会（第1页）

一、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的社会

阿多诺对当代社会的概念化着眼于组成它的社会关系。他也强调了社会的三个关键方面——社会异化、社会依赖和社会整合——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联系”在这里是确确实实的：在阿多诺那里，社会科学不再能够建立起因果等级，而必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如何彼此影响。这样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化……的展开……所导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IS34）。面对这些复杂性，阿多诺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去探究一种正视考察社会的任务、社会学的问题和潜力。他认为这种社会学努力具有一种“双重性质”，该性质使得社会学就像它打算考察的东西那样成为问题。社会无所不在但又难以捉摸，它对研究来说必不可少但又令人沮丧地难以把握。在阿多诺看来，这个窘境突出了下面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即如何去分析当代社会以及对当代社会的社会学回应的需要。

（一）商品交换关系

阿多诺不相信社会的命运最终是被政治体系或者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①政治（CM281）以及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受到生产组织或生产关系的限制，它们才是社会现实的真正决定因素（CLA117-121，IS96，ISW229，237—238）。②目前主宰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IS31-33，PD68）。社会由商品交换的“原则”（1993c:24）所组织并且服从于“交换关系”（CLA120）。阿多诺把当代社会刻画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社会”（SDE158）或者“交换社会”（IS43，PETG49，195）。阿多诺偶尔也指出，商品交换的优势表明资本主义起源于16世纪后期的“制造业时代”（A&B108），并与古希腊资产阶级城市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VSI253;另见A&。K516-517）。可是阿多诺很少把19世纪之前的社会状况提出来加以讨论。事实上，他的社会学工作绝大多数集中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

严格遵从“（商品）交换的普遍原则”（PETG95）的社会关系是保守的，而资本主义正是将其“当作它自己的东西来加以珍视”的。“交换是神话相似物的理性形式。在每一交换行为的同比对等中，一个行为取消另一个行为；账户余额为零。如果交换是公平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会……发生，……一切都保持原样”（CM159）;“人们抵消清账，所有事情恰如它们以前那样”（HF170）。在公平和平等的交换中，一方将具有某种价值的商品转让给另一方，这种重新分配改变了包围着双方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过，接受方又返还正好相同的价值以作为支付，支付取消了由起初的转让所引起的社会转化，并且重新设置了原来的社会—经济条件。商品交换关系建基于一种公平的“没有余数的计算的同比对等”之上，这些交换关系蕴含着社会转化的行为及其因而阻碍社会变化的“撤销”（1961:41—42，另见1971:13）。

然而，交换原则“在各种不同的地方被打上孔”（PETG95）。阿多诺尤其认为——应和着马克思（1976:320—329）的剥削理论——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服从公平的商品交换的命令，这种社会关系包含“活劳动对工资的交换”（PETG97）并支持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S149）。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放弃了被他的劳动力生产所消耗的价值，而额外的价值劳动则在雇佣期间创造这种价值。无论如何，资本所支付的工资只补偿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受到剥削，资本家从交易中掠夺剩余价值。劳动力的转让改变了包围着双方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是，工资支付非但没有取消这种转化并恢复原来的条件，反而构成了一种更深程度上的价值的重新分配。既然“劳动力商品为它的再生产费用所进行的交换”与资本主义的“平等的……谎言”相矛盾，那么社会转化的“行为……就没有……”“通过这种不公正，某种新的东西在交换中出现了”（CM159）。

阿多诺有关阶级对抗的分析将在下面得到更为详细的探讨。把所有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统一在一起的乃是等价物交换。阿多诺遵循了马克思（1976:125-177，另见IS31-32）《资本论》中的商品分析。就能够运转的商品交换而言，性质明确的产品必定是可以比较的。阿多诺（PETG177，另见SoI188）相应地陈述道，“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乃是“从特定的使用价值、特定的性质而来的抽象，而物正是在它们自身之中并通过人对它们的处理发展出了这些价值和性质，以支持它们的普遍等价形式”。不同产品的比较要求它们化约到一个公共的特性：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品。然而，既然不同的产品是由性质上不同的人类劳动形式来精工制作的，那么使那些产品成为可比较的就要求这些——“人对物的处理”的——不同的劳动形式成为可通约的。为了这个目的，不同的劳动方式就被化约到它们的公共属性：纯粹的力量耗费。“普遍的交换原则”，阿多诺断言，“切除了有待交换的货品的性质和特性”以及“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形式”的性质（ISW236）。商品由以得到比较的交换价值是作为一种平均数来加以度量的，即作为商品制造所消耗的抽象社会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组成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包含一种等价物交换，这种等价物交换的基础是把性质上不同的产品和人类劳动方式化约到它们的最低公分母。

阿多诺强调，资本主义交换关系要求交换的各方采取一种特定的思考方式：同一化或者同一性思维的原则。交换和同一性原则据说是同族的，彼此在起源上是相近的。同一化是“在交换中得到教导的”（JA107），而且，如果交易者不采纳同一化原则，那么“交换就不存在”。同一性思维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它构成了分级或分类的智性行为，借此，不同的、特定的客体就转变为一个一般的类或种里面的样本并因而变得彼此等价了；第二，同一化把人类在社会中生产出来的范畴当作对客体的内在天然特性的描述（ND149，另见CM252-253，HF119;199la:110—111）。

阿多诺的论证继续得到了马克思商品研究的鼓舞，该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的交换实现了同一性思维的两个方面。商品交换需要将不同的产品转变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实体以使它们成为等价的，借此，性质上不同的劳动形式通过转变为抽象劳动的样本而变得等价了。此外，马克思表明，在资本主义中，交换价值——一个由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创造并表现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关系的范畴——被认可为是对客体天然特性的描述。在阿多诺看来，除非交换的代理人实施同一化的这种双重智性运作，否则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就不能够维持下去——等价商品的交换就不能够运行。

（二）社会异化

卢卡奇（1949:42—43，57—58）批判了海德格尔的方法论等级制度，宣称海德格尔是从痛苦的主体开始的并因而妨碍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尽管阿多诺受惠于卢卡奇①而与海德格尔严格对立，但是他摒弃了卢卡奇的批判。阿多诺当然承认社会关系主宰社会生活。但是，卢卡奇这种以“客观否定性”的经验为条件的对“主观痛苦”的漠视是无法被证明为正当的。阿多诺坚持认为，“恐惧在主体中”的“沉淀”对于批判的社会分析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VSI254）。这种恐惧的主要症候就是异化。②的确，阿多诺小心谨慎地提防滥用异化概念，尽管它在他的几部著作中自始至终地一再出现。就异化是一种“意识的状态”（ND191）而言，阿多诺担心异化概念会把注意力从产生异化的社会条件转向它在主观经验中的显现（IS3）。阿多诺对这个概念的谨慎使用或许已经导致一些解释者低估异化问题对他的社会理论的重要性。③但是，正如第五章将要表明的，阿多诺是在寻求准确表达异化的另外一些途径，因为异化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异化的主观状态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条件的，因此它反映并且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

1。异化和社会学的双重性质

涂尔干（1982:50—83）要求社会学把社会当作社会事实来加以考察，即一些外在于、强制于并且独立于个人的社会事实，它们必须被视为好像就是物。在阿多诺看来，社会事实的想法有益地提出了社会异化的问题，“人类无法在社会中认出他们自身……因为他们既彼此异化也与整体异化。他们物化的社会关系必然使他们自身向他们呈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SPI69）在其作为“异化的客体性”的“不透明性”（SPI76）中，资本主义社会隐瞒了它的特定人类关系（ND299）以及它的历史的可变性（SSI445）。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作为一种陌生的、自主的客体与个人相对抗：它难以捉摸而又气势汹汹，晦涩模糊而又不可抗拒，因而无法被他们的理解和行动所穿透（SSI238-240，VSII674—677）。通过捕捉社会异化如何作为一种不变的东西降临到人类头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概念强烈地突出了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异化。

不过，涂尔干（1982:69）对“社会现象就是物”的确信却错误地把人的被异化的、受误导的视角完全与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了。阿多诺宣称涂尔干有隐瞒这样一个事实的危险，即社会关系完完全全是由人组成的，哪怕这些关系具有表面上的客体性。尽管社会具有不变的外表，但是它也已经在历史上获得了发展，并且现在由个人自己来加以维持（IS37，43，145—147，S151-152）。目前，“人类……并不认为（社会的）趋向就是他们自己的趋向”（SP176），但是，“总体性却通过社会生活的细节最终通过个人反复地再生产出它自己”（SSI586）。资本主义条件下仿佛命运的东西最终“重新回到人类、人类社会，并且可以由人类来使之转向”（SSI452，另见CM156）。

阿多诺承认前资本主义异化形式的可能性（IS81—82），但是他的工作常常致力于以当代交换社会为条件的异化。而且，阿多诺把异化严格地理解为社会的异化，理解为与社会异化。“在物性（属物的以及像物的）之中，”他强调说，“有两样东西是彼此交错的，一样是客体的非同一的方面，另一样是人对主导性生产关系、对他们无法认识的他们自己的功能语境的屈从。”（ND192）世界显得好像是客观的，这部分是因为它是客观的（属物的）而不是人类所创造的；部分是因为人类所生产的社会现实现在好像是客观的（是像物的）。在后者中，即在把人、历史现实当作物来经验的社会意识中，将世界经验为客体只不过是靠不住的臆断。对像是其所是的物那般真正客观的现实要素的经验位于阿多诺所设想的异化领域之外。①这一道明是同他对劳动的宽泛设想相一致的。劳动涵盖所有对现实的忙碌，所有的生活行动，包括思想。就此而言，劳动乃是再生产出种的生活的行动（HTS19-23）。现在，这个“劳动……生产和生活……的进程”包含了再生产出社会的行动（IS38）。相应地，当阿多诺谈及人们对难以捉摸的“凝固劳动之墙”（SP293）的经验时，他所意味的乃是社会异化：“活人与……社会力量的异化。”（VSII676）②

异化所产生的对社会的困惑提出了一个对于阿多诺的智性方案来说本质性的问题：交换社会究竟如何才能够得到考察?阿多诺把社会学描述为“人们希望由以对付异化的智性媒介”（IS3），这个描述透露了他的问题的主要接受者。他对涂尔干的批判强烈地表明，他要求一种来自社会学的答复——即使是一个比最终没有解开社会之谜的涂尔干的物化主义（ething-ism）更充分的答复（IS37，SSI240）。阿多诺认为，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必须彻底承认异化，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抵制把扭曲异化的社会经验看作社会的真实结构的揭示，这两个要求并不容易协调。事实上，阿多诺并不主张协调，反而要揭示冲突。社会学家们被赋予了双重任务并被鼓励培养社会学的相应的“双重性质”（PD33）。社会学必定来自相同的社会生活进程，“正是这两个……在社会性质上相冲突的契机，……一方面它是不可理解、晦涩难懂的，另一方面它最终可以被还原到人的因素，就此而言它又是可以理解的”（IS82—83）。社会学必须注意这种两难，即社会是作为客观的、不变的物出现在个人面前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意识同时又是正确意识”:“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被拆开了。”（SPI69-70）社会是“客观的……因为……它自己的主观性对它来说并不是透明的”。与此同时，社会学无法把一种客观总体性的视角当作关于社会的真相来加以接受。异化被表述为对作为无变化客体的不透明社会的误认。最后，“社会是主观的，因为它重新回到组成它的人类”（PD33）。因此，社会学家们也必须努力把社会解释为它所是的人类的、历史的现实。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由于社会学被迫同时应对这两项任务，所以从概念上来确定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异化的问题成为显著的焦点，但是交换社会仍然是概念难以把握的。阿多诺对于社会学如何能够考察交换社会的问题的最初答复几乎就是直接重申该问题。

2。异化和自然历史

阿多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那些论社会的著作澄清了他对社会异化的切入进路，也道明了这一问题在他社会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异化显现为个人与一种作为自然的历史社会的对抗。阿多诺在1932年的一个论自然历史的观念①的演讲中认为，人类创造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好像是第二自然（INH260-261）。阿多诺通过卢卡奇（1971b:62—64）的早期作品挪用了黑格尔的第二自然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卢卡奇的早期作品中指一个已经变得僵化和异化的常规世界。早期卢卡奇的这个概念还尚未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但是阿多诺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它的。①“商品的世界”是一个“异化的世界”（INH260）:一个“异化的物”和“人类关系”的世界（1989:40，另见27）。第二自然的概念在后来数十年里继续鼓舞阿多诺注意社会异化的努力。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第二自然”仍然暗示，作为一种“功能语境”而由人类活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持有了“自然的徽章”（ND351）。阿多诺解释说，涂尔干的客观的、不变的社会事实就是第二自然：凝固的社会与活的东西相对峙（IS81，S147）。

不过，与他后来的涂尔干批判相似，阿多诺的早期著作强调，第二自然的概念并没有忠实地表现它于其中得以产生的当前社会条件。第二自然是“历史性地生产出来的……副本”，即一个已经变得“异质”的常规世界的副本。“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有意义地理解（现实）”，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现实”（INH267-8）。相应地，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早分析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可能去了解，解释这个异化的、像物的（dinghafte）、死亡的世界”（INH261）。

20世纪30年代初，本雅明论德国悲悼剧（Trauerspiel，巴洛克悲悼剧）的书（1995）是阿多诺最重要的智性资源之一。②本雅明（1998:166）写道，在巴洛克讽喻中，“历史的希波克拉底式面容，作为僵化的原始大地景象，躺在观察者的眼前”。把历史当作原始大地景象的想法与卢卡奇的一个概念相呼应，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有着严格的、僵化的形式的常规世界。①不过，阿多诺（GS1357）指出，本雅明添加了“某种……不同的东西”:“易逝性（Verg?）……这个词。”本雅明（1998:179）认为，巴洛克作家们只看到了自然的“过于成熟以及它的创造物的衰落。他们在自然中看到永恒的易逝性，并且只有在这里……这一代人才能认出历史”。因此，在卢卡奇看到历史转变的地方，“曾经存在的一切转变为自然”的地方，本雅明看到了“自然……作为易逝的……作为历史”（INH262）。在本

雅明（1998:177）的术语中，“‘历史’以易逝的性质书写在自然的面容之上”。阿多诺重新引入卢卡奇的术语论述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当‘第二自然’出现，当常规的世界临近，它都能够得到译解，因为它的意义被证明是它的易逝性”（INH264）。阿多诺似乎认为，对历史即第二自然进行编码加密的易逝性必须被译解为历史的东西。阿多诺强调说，实际上对于卢卡奇而言，“僵化的自然生活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产物”（INH262）。30多年之后，阿多诺重提这种历史哲学，即解释意味着“梳理现象，梳理第二自然，梳理……我们周遭这个已经被历史和社会、它们已生成的存在（Gewordensein）所中介的世界”（HF134）。

本雅明让阿多诺把这种历史生活刻画得更为分明了。本雅明（1998:179）写道，在巴洛克，只有在“衰落的进程”之中，“历史事件才会枯萎”。“无论何时，只要有某种历史性的东西出现”，阿多诺陈述道（INH264），“它就回溯在它之中消逝的自然要素”。本雅明（1998:166）明确指出，在巴洛克，历史的表达在于“骷髅头”:人类“向自然屈服”的“形象”。巴洛克悲悼剧所描绘的历史乃是世俗的造物、有限的人类的历史。本雅明继续说道，骷髅头所“表达”的东西乃是“关于历史的一切，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合时宜地充满痛苦（Leidvolles）和失败”。巴洛克提供了一种“世俗的解释，即把历史解释为世界的苦难历史（Leidee）"。对于阿多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本雅明强调了一种发生以下转变的历史，即“转变成……死亡和垂死的自然……废墟、崩溃、徒劳的希望、失败的计划，以及对奄奄一息的造物的反复描绘”（彭斯基，2004:233）。

社会异化的问题成为阿多诺一个从不松懈的关注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哲学中以及在他后来的社会学中，主体与社会的异化都激起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可能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洞见。阿多诺答复说，社会分析必须注意社会如何作为客观不变的自然降临到个人身上，并且必须不去掩盖社会的历史特性以及它是由人所创造的这个事实。阿多诺早期的“自然历史”预示着他后来会对涂尔干的解读的某些方面。涂尔干有益地注意到了“社会的固化性质”，但却以对它的“辩护”而告终，辩护的方法就是“把社会异化等同于社会化本身，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起源的东西（Entsprun-genes），也不是根据它的可能性把它当作某种易逝的东西（Verg?ngliches）”（SSI251）。阿多诺坚持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双重性质，与此同时，他又必须承认社会在继续逃避社会学的概念框架。社会学家总是以对社会现实持冲突视角而告终，并且被迫重新提出分析社会的问题。

（三）社会依赖

阿多诺（HTS18）援引马克思（1975:332—333）把黑格尔含义丰富的精神（Geist）解读为人类的作为其劳动结果的机敏表达。阿多诺澄清道，现在人们对维持生命的行动的依赖意味着他们的存活取决于有偿工作。既然工作只是在它看起来满足某个目的时才是有偿的，那么“每个个人为了勉强糊口就必须主动承担某种功能，并且只要他具有这样一种功能他就受命于心怀感激”（S145）。通过把精神设想为一种无法被化约到孤立个人的力量，黑格尔非常关键地指出，劳动发生在一种社会的“功能调整”之中（HTS18）。现在，阿多诺具体地说道，如果工作满足一种社会承认合法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算作是目的性的并且是值得给付报酬的。在一个生产主要按照抽象交换法则为营业收益服务的社会里（S148，SoI188），目的性行动的主导标准就是盈利能力。在他们对有偿劳动的依赖中，个人取决于履行“巨大的社会机器里面的（各项）功能”[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22—123]。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依赖的语境，每个个人的生活都完全受制于交换社会的“制度”:首先是它的“经济”，其次是它的“管理”（ISW242）。

阿多诺的依赖概念在他对资产阶级对抗的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阶级划分是由为工资而进行的劳动交换所再生产出来的，这种劳动交换发生在遭到剥削的工人和获取盈余的资本家之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劳动者进入剥削他们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中，阿多诺的答复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工人越来越少地意识到他们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地位。阿多诺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足并没有证明阶级社会的消亡（CLA112-114，PETG57-58）①，但是它恰恰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永存来得到解释（IS22-24）:社会关系日益为密集资本无所不在的统治所遮蔽；资产阶级缺乏内部的一致意见，如工人般服从相同的警察控制（CLA98-100;另见库克，2004b:301），而且不再到场于工作场所（PETG76—77，SSI187），他们几乎无法被辨认为是工人的对手；“传统的”物质劳动的人数减少了（IS24）;从工人中招募来的技术管理员取代业主成为工人可见的上司，这就造成了“机会平等的假象”（MM194）。由于“大企业”越来越强地控制遍布的那种看起来自然而不变的社会现实，所以工人政治成功的前景变得渺茫了，这种渺茫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剥削系统的反抗（CLA96-97，PETG91）。

其次，无产阶级被整合进了资产阶级社会，而且这种整合的推进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部分由于工会谈判的缘故，工人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社会产品，享有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较之他们的锁链即……他们的小汽车或者……摩托车而言，他们失去的东西更多”（PETG65）——并且受到了更好的公共经济保护，例如凭借失业方案。①工人的整合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无产阶级不再知道他是谁”（A&K602，另见CLA114-115），这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质疑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是剥削性的。阿多诺断然否认整合意味着对于工人而言的经济平等，并强调垄断维系了阶级鸿沟（PETG51，87，93）。甚至贫困化——也可作“日益增长的无力”，就像库克（2004b:302）所表示的那样——也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固有趋向。工人们分享着使他们免受贫困化的最坏经济影响的社会产品，但这种分享只不过是组成资产阶级使系统免遭革命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CLA102-107;另见库克2004a:15—16）:“被侵吞的剩余价值经由工会部分地回流给人们……作为一种救济金”，否则的话“社会就将爆裂”

&G196）。

最后，使无产阶级愿意进入资本主义剥削性社会关系之中去的最强大力量似乎就是他们的社会依赖。阿多诺强调，“从形式上来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是一种“自由的合约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得借助暴力进入这种关系（PETG96）。事实上，既然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的需要与劳动者对工资的需要是程度相当的，那么人们也许会期望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要求非剥削性的安排。然而，这两个阶级就生产资料而言的不同地位（HF51，MM193，PETG57-58）把从属和力量的不平衡引入他们的交换关系之中，这就使之成为老鼠和狮子之间的一个自由协定。劳动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有他的劳动力，因此必须立即把它出卖给资本，否则就要“挨饿”。相反地，“企业主”则控制着生产资料并且通常能够依靠剩余劳动。如果劳动者耽搁交易“直到（他）……清醒过来”并纯粹为了生存而以他的劳动换取工资，那么资本就将仍然远离毁灭。这只允许资本提出对它有利的交换合约，并“等”（PETG96—97，另见97-99，196）到最初可能拒绝的工人明白他必须马上出卖劳动以获取工资否则就要死，然后接受提出的合约，同意他自己被剥削。因为工人们在生产资料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们更为直接地依赖于以劳动换取工资，并且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与剥削他们的资本所签下的那些交换合约。

阿多诺常常强调社会依赖所造成的心理窘困，尤其是在社会异化方面。人们对客观不变的社会的异化经验蕴含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他们的社会依赖中，他们的生活任由他们无法理解并觉得不能介入的制度所摆布。阿多诺论战性地写道，在交换社会中，甚至领薪水的工作也仿佛是“伪装的失业补助”，由一个随时可能将其撤回的遥远权威任意授予（JA34），这个情境是可怕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命运所依赖的人们相异化的经验是痛苦的……因为有一种恐惧得到了加强，即这个人被移交给各种匿名的权力与进程，他对它们没有直觉，因而不理解它们，这样他就以一种加倍无助的方式来面对它们”（VSII678）。尽管这段话是专门讨论工人的，但是阿多诺似乎认为它所描述的问题可作更为一般的应用：那些“被套进……社会之中”的人感到了它的“不断……威胁”（JA34—35）。

对于社会学如何能够考察每个人所依赖的社会整体的问题，阿多诺的回答采用了一种更为小心谨慎的口吻。阿多诺强调，在交换社会中，人们把他们的生活归功于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作为难以了解和不能穿透的东西与他们相对峙。“社会的功能语境具有……对每个个人的压倒性优势。”

（VSI328）社会学家们会欠考虑地轻视异化和依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和焦虑。然而，社会学也不能够简单地把人们的可怕经验当作对于问题的现实的表达来加以接受。阿多诺宣称，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升华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精神行动，不经意地把劳动的社会条件曲解为抽象的，并把剥削尊崇为正确的（HTS22-25）。①阿多诺反击道，组织维持生命的行动的总体性并非像它看起来那样不屈不挠，人类最终依赖于他们自己使之永存的历史条件。当阿多诺强调以工作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不“能够”独立于“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而“存在”时，他立即补充说“（社会）由以得到维持的进程乃是……生命、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进程……由个人……来保持运转”（IS38，另见P77）。社会依赖是“全部个人对他们所形成的总体性的依赖”（S145，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他们因而能够将这个总体性连同系统化的剥削一起废除。阿多诺对社会依赖的分析为他的社会学的双重性质提供了支持，尽管社会本身继续逃避概念的规定。如何可能考察交换社会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也重申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