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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斯特拉斯堡时光（第2页）

布洛赫的风格和方法在《国王与农奴》中一览无余。书中完全没有94叙事成分，取而代之的是布洛赫如法庭审查官般展开对文档的研究，提出坚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生发出其他问题），并且时常对证据本身进行尖锐的批判。他在好几处都引入了比较的例子，填补源头的空白，为研究王室政策提供参照。《国王与农奴》代表了布洛赫日后的发展方向，即熟稔地结合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历史版本。本书也揭示了布洛赫对经济状况的重视②、对形式和仪式的兴趣③，以及将现代思维同中世纪思维区别的敏锐意识。④对于这幅宏大且还在不断发展的图景，《国王与农奴》只能勾勒其形，但本书成为连接布洛赫战前研究与斯特拉斯堡生活的桥梁，如今他可以尽情地扩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员学术成就斐然，但他们在教学改革方面的成果却十分有限。与绝大多数同僚相比，布洛赫是法国僵硬体制的严肃批评者，这种体制擅长培训学生参加综合性考试，迫使教授依照教育部的既定课表授课。①虽然与内地大学相比，斯特拉斯堡大学开设的课程更加丰富，但是无论年轻的后辈，还是资深的教员，仍要一丝不苟，花大力气，只为满足主要由巴黎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所设立的学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考试。人为的障碍——古代、中世纪、现代和当代的分野——限制了历史教学；很多老师则继续研读“学术”手册，而它们最多只是教师资格课程的提纲读本。②另一方面，即便是斯特拉斯堡最坚定的改革者也清楚目前的困境。斯特拉斯堡大学只是一所省级地方大学，学生的视野和能力有限，老师的评定不仅要看他们的学术能力，也要看他们在法国传统学术圈的舞台上所取得的成就。③

布洛赫从一群睿智雄辩的教员中脱颖而出。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十七载，有机会开设类型众多的中世纪课程。学生们一致认为，布洛赫的课程组织细密、方法系统、知识详实、批判得力，并且时而加入篇幅宏伟、引人入胜的评述来丰满教学——类似他的写作风格。

布洛赫是一名严格的老师，对学生的报告要求很高，尤其讨厌缺乏视角或僵化的文章。有的学生认为布洛赫“冷若冰霜”、尖酸刻薄、吹毛求疵。布洛赫的教学方法十分传统，但作为新晋教授，他凭借对文献的掌握、对相关学科的了解，他那高超的语言技巧和独特的洞见，奠定了在学生心中的地位。①

布洛赫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不论是种族的、经济的、等级的还是环境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一便是多提问题，而不是仅仅展示超验的真理。他常表示，历史学家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道德家，他们的角色并非谴责或开脱某一特定情况，而是去理解造就如此现象的原因，96找寻现象背后的目的。②

布洛赫教学的独到之处在于，紧抓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穿越时空，直至得出阶段性结论，再提出新的问题。他乐于展示探索的方向。有时，为了激发听众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或反思，抑或他自己也不确定的答案，布洛赫便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也经常指责他人避谈无知的行为）③。

布洛赫的教学方式与德国古典思想中的育人理念、知识总体、全面发展（Bilduhealleswisseun）等差异明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这些思想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均衡了对个体自主、修养的理想追求，怀有综合情结的学者已经习惯于消极地服从这一普遍现实。布洛赫把教育看作是一种自我追寻，寻找自身与无法把握之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个体需要训练心智，发展批判思维和锻炼分析能力，也要学会逻辑抽象、普遍归纳和明智判断，同时得保持开放的姿态，接受全新的观念。布洛赫认为，这一过程本身便意义不凡，事实的搜集远比不上事实的质量和事实的评判。此外，布洛赫教给学生的历史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游戏（jeud'esprit）:一项充满乐趣、富于人性的挑战。①

世界主义是布洛赫引以为傲的立场，他对时间或空间的分隔深恶痛绝。他喜欢扮演顽固的文献审查者，如一名学生所说，布洛赫总是尝试“证反”。他的课程代表初步的论断。他既不提出任何“方法”，也没有任何“宏伟计划”，坚持每个人都需要发展出各自理解文本的方式。部分学生认为布洛赫的教学令人泄气，尤其是他列出了长长的书单，其中不乏外文书目。而布洛赫更坚持学生通读全文，力求精准，加以批判。一名学生承认，他常常因为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老师而深感挫败。学生也很容易在布洛赫加诸的自由里“迷失”。但此后，布洛赫这个苛刻的老师也会安慰学生，告诉他们虽然个体无法遍阅群书、无所不知，但个体却能发展一项技能，使视野得以“兼顾左右”②。

布洛赫擅长对现象进行开放、具体和公允的研究。一次，他带领班级到阿尔萨斯野外考察具有北欧特色的狭长敞田。这片区域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易北河（Elbe），与南欧的不规则地形形成反差，法国（“不幸!”）因此被一分为二。布洛赫鼓励学生修习德语，他十分关注德国当时推行的奖学金政策，但也强烈谴责其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他嘲笑那些把圆屋村看成“斯拉夫式”的德国中世纪研究者，认为他们忽略了法国南部的类似建筑，论证极不严密，还犯了时代错误。

在年轻学生的眼里，布洛赫令人生畏：他温文尔雅，举止得体，难以亲近。受邀去布洛赫家里喝茶的学生，在老师家中舒适优雅的环境中，只能心生敬畏。①但是面对自己指导的学生，那个冷漠、揶揄、刻薄的布洛赫化身为心胸宽广、体察入微的老师。他对学生生活和家人的关心，丝毫不亚于对他们学业的关注。②布洛赫热爱农村历史，引导学生在资料可靠、问题实际的领域从事研究。然而，他的指导从未演变成任何形式的对研究和思想的控制。

由于布洛赫和费弗尔共同的兴趣、友谊和长期的合作，两人一直被认为是杰出、强大的团队，他们推开了阻隔中世纪和现代研究的大门，为历史研究的发展摇旗呐喊。他们把通常只需两年即可获得的历史学“学士学位”变为了三年，坚持认为学生首先得有“过硬的历史学背景”③。他们公开谴责过于怯懦而不敢逾越既定界限的“传统主义者”，有时甚至非常激烈。布洛赫内敛、年轻，费弗尔活跃、年长，二人的性格差异明显。然而，这一杰出的二人组魅力无穷，互相补充，给阿尔萨斯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①

与半个世纪前的德国人一样，新兴的法国教授们并未融入当地社区。教员们通常在大学附近聚居，住在德国建筑师修建的美丽郊区房屋。布洛赫与他不断添丁增口的家庭在罗巴特绍大街（AlléedelaRob-ertsau）有两处房产，这是一条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从斯特拉斯堡大学宫通往橘园（erie），道路两旁是成群的19世纪末别墅。另一个住处位于自由大道（AvenuedelaLiberté），这里离大学更近。学术圈内部的社交活动频繁，但和当地的联系无疑少了许多。

在精神和政治方面，他们也与当地保持着距离。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斯特拉斯堡的教职员都赞成国家统一。作为爱国主义者，他们既不同情阿尔萨斯战后的“痼疾”，也不同情之后由学生和当地人发起的自治运动。②除少数法律、神学教授和文学院留任的阿尔萨斯人之外，多数教员对当地的政治漠不关心。普菲斯特一派因为亲德雷福斯、反教权、左倾和国际主义导向而被贴上“雅各宾派”的标签。讽刺的是，这些法国人道主义者和他们的德国前任一样，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种卓越的国家体制，而不是成为地区的典范。③

德语被完全摒弃，如同第二帝国时期的法语。费尔迈尔拒绝用德语教授任何文学课程。阿尔萨斯方言也被忽视。①尽管布洛赫和哈布瓦赫拥有阿尔萨斯血统，但他们从不研究当地问题。②在这样一群持怀疑态度的同事面前，区域问题专家弗里茨·基纳（FritzKiener）不得不为自己的学术声望和对阿尔萨斯独特性的拥护作辩护。③

也有一些同化的尝试。文学院对学生糟糕的法语非常痛心，特别开设了夏季语言课程，并采纳了布洛赫的建议，向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补助，送他们去法国内陆，用一年的时间强化法语。④为加强同当地100社区和老师之间的联系，一些教员开设了流行的公共课程，参与了学校的衍生项目和巡回授课，并为布歇尔的温和周刊《法属阿尔萨斯》（L'Alsacaise）撰文。布洛赫只在1930年3月于周刊上登载过唯一一篇文章，这期是纪念库朗热百年诞辰的专刊。①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萨斯这些特殊措施强化了某种海外殖民地标签的感觉，也明显影响了局外人。1921年，布洛赫动情地称他一岁大的女儿为“阿尔萨斯小胖孩”。孩子们入读当地学校后，他们需要尽力适应规定的宗教课程和各式习俗。②20世纪20年代中期，“洛迦诺精神”（“spiritofLoo”）刺激了当地的德国戏剧、音乐和艺术的复兴。1926年后的斯特拉斯堡逐渐成为更加激进的基督教和阿尔萨斯地区，使非宗教和法语人士感到不安，也令布洛赫等以国家首都为基准定位的人感到担忧。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三类。在持左派和右派理念的学者和活动分子之间，以布洛赫为代表的一派或出于信念，或出于个人需要，属于不介入派（nonengagé）。历经德雷福斯事件和四年堑壕战的折磨，这一派疲惫不堪，退到了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受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理想主义的影响，他们守护自己的原则，成为不偏不倚的学者，超然于各个政治派别的纷争之外。①宏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似乎已尘埃落定，斯特拉斯堡的雅各宾派与更为保守的同僚站在一起，共同谴责政治介入行为。他们和内地的爱国者保持一致，每晚阅读《时报》（LeTemps），定期投票，但避免就重大公共问题发表意见。①

布洛赫声情并茂地描述了他这一代人：

我们从上一场战争中重生，我们疲惫不堪，经过四年的斗争，四年的精神懈怠，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合适的职位，重拾我们扔在凳子上听任锈蚀的工具。我们已然落后于我们的研究，所以我们不惜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狼吞虎咽……

我们许多人早有思想准备，意识到凡尔赛和鲁尔的外交策略实际是一道深渊，威胁着要将我们吞噬。我们完全知晓其带来的两重后果，一是将我们和同盟者卷入其中，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与宿敌公开、血腥的争斗，而我们在不久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才击败这个敌人……在一个贫困、人口相对稀少，仅能实现很小工业产能的法国，我们不会愚蠢到认为，他们设计出的这种政策是可取的。②

自打布洛赫定居斯特拉斯堡以来，他很早便意识到了战后赔款问题的危险。它使法国需要与雨果·斯廷内斯（HugoStinnes）等顽固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展开不平等的较量，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在选择货物、黄金还是一文不值的德国货币偿付一事上互不相让，同时也让美国疏远了此前的盟友。但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区索赔时，布洛赫保持了中立态度。私下里，布洛赫认为武力行为可能（确实）引起了德国的反击欲望，但他拒绝公开反对政府，或发表任何形式的支持言论。不管是国家政治还是教育改革，他都反对让当地的退伍军人（Aants）组织牵涉其中。①

矛盾的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活跃的知识氛围，反而增强了教授们远离党派立场的趋势。十年来，饱经苦难的法国改变了政策，避免与之前的敌人或盟友正面冲突，转而发扬马其诺防线（MaginotLine）的防御策略。斯特拉斯堡大学明哲保身，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专家机构，其后果之一便是公众对历史和广阔世界的无知。布洛赫发现，英法两国统治阶级的教育程度如今不及德国，难以面对民主的各类挑战。①

布洛赫之后解释说，在学生中存在着“一种宿命论”，教授们则被禁止“采取个人行为”，“我们习惯了在社会和自然中起强大作用的非个人因素。海底潜流的牵引力如此普遍和强大，让人无法抗拒，在它面前，几个落水水手的挣扎又算得了什么?”②

1940年，布洛赫愤然回首，分析法国陷落的原因，他指责学者应103该为此负责。他相信在现代文明中，历史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一个有机环节便是“个体意识”持续、有效地与“普遍意识”互动：

个体若要对社会需求形成鲜明的看法，并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就要在普遍观念中加入一粒酵母。如此，他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机会，能在某一很小的层面上改进普遍观念，并最终对事件的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事件归根结底都受人类心理的左右。我们这些教授的真正问题在于，太沉浸于日常的工作。我们大多能证明自己是勤恳的匠人，但我们能同样把自己称作合格的公民吗?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