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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背景（第1页）

第二章教育背景

我和同学们一致认为，我们是经历“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后一代人。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充满了各种悖论。它是法国战败（普法战争）和13国内政变的产物；1875年的宪法，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第三共和国“社会异常地稳定，政治却异常地不稳定”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四十年里，它经历了五十多个内阁。然而，继任的一系列联合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教育改革，实施了较为成功的外交和殖民政策。它虽然有过几次严重的衰退，但总体上却很繁荣；它虽然落后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但正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在艺术、文学和医学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886年7月6日，布洛赫出生于里昂。在他不满2岁的时候，全家就搬到了巴黎。他的童年、少年和成年初期，都在首都度过。所有布洛赫的成长期正值第三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巴黎历来以其魅力和文化闻名于世，当时它还是法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大众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布洛赫没有直接经历过普法战争的溃败，也不存在什么复仇情绪。他在一个自由、进步的政权下长大，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共和理念，也具有很强的反民主色彩。布洛赫属于中间的一代：他的上一代人创立了共和国，并对其进行各种改造；他的下一代人要么极左，要么极右，始终挑战着国家的政治、理性和哲学原则。②

关于布洛赫的童年，我们所知甚少：一方面，他很少谈及；另一方面，相关资料也非常匮乏。几乎整整二十年里，他们一家都生活在巴黎南部，住在14区阿莱西亚街（rued'Alésia）72号。布洛赫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孩提时代，40多岁的古斯塔夫就对他进行历史学的训练。他的母亲萨拉聪慧过人，富有音乐才华，是一个细心的组织者，一生致力于丈夫的事业和儿子的教育。布洛赫身材单薄、沉默寡言，非常崇拜他外向的哥哥。虽然兄弟俩分开了七年，关系却一直很好，而且志趣相投。路易学习医学专业，尤其精通小儿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一个索邦大学教授的女儿结婚，并生有二子，后来他成了儿童疾病医院（HopitaldesEnfantsMalades）白喉科的主任。①

布洛赫一家是典型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切断了与祖先和家族的联系，逐渐淡忘了对犹太区的记忆；他们把首都当作家园，宣称法国大革命让他们获得了自

由，第三共和国是他们的庇护所；他们强调，法国在道德、自由和文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高贵和理性，是他们所秉持的理念。法国犹太人既不是沙文主义者，也不是盲目的仇外者；他们在狂热的雅各宾派爱国主义和左翼的反民族主义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②

毋庸置疑，布洛赫早年所受的教育增强了他的爱国热情。第三共和国可谓是一个教学改革的动态实验室。由于第二帝国饱受质疑，第三共和国的学校改革者便把公共教育看作“色当战役之后解决法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③。随着费里法案（TheFerryLaws）的实施，法国于1879年至1886年建立了一种集中化、标准化的教育制度，用公立学校的“公民教育”取代了过时的宗教训诫。这样一来，历史学便成了一门必备的科目，因为它可以再现昔日的辉煌，治愈法国被外国入侵和战败所造成的创伤。受欧内斯特·拉维斯（ErLavisse）作品的影响，法国开始重写教科书，以培养青少年对祖国的自豪感。而且，最早的一批共和派教师，也以激进的爱国主义著称。①在布洛赫的青17年时代，人们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和身体素质，因为这是自我重生和国家复兴的必备技能。②

布洛赫在家里不太可能接受犹太人的传统教育，或亲历任何宗教仪式。一个世纪前，他们全家就已成为法国公民，接受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像大多数归化的法国犹太人一样，古斯塔夫和萨拉把传统的犹太教看作过去的遗物，是分裂和蒙昧的表现。①因此，“教育”意味着为进入主流社会所采取的训练和准备。通过在学校的学习和各种竞争激烈的考试，任何人都有机会进入一流的高校，并能在一些受限制的领域任职，如政府、军队、艺术领域、出版社、法律系统、医学行业、学术机构等。法国的犹太人虽然不多，却在各行各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②

当然，社会上也不乏诸多反对之声。在布洛赫出生的1886年，爱德华·德鲁芒（EdouardDrumont）的两卷本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Francejuive）问世。该书罗列了对犹太人和第三共和国的一系列指控，很快就大获成功，一年之内售出了十几万册。《犹太人的法国》标志着现代法国“反犹运动”的诞生。长期以来，犹太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指控和法律歧视，如今又加上了经济、政治、种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指责；而且，这种指责与大众传播工具、现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法国的反犹主义者打着德国“科学”的幌子，宣称犹太人虽然获得了解放，也逐渐融入了法国社会，却始终存在一个集体的身份认同，这是分裂祖国的潜在因素。作为个人，他们永远也不能融入法兰西民族，因为他们在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不具备“法国性”。1893年出生的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DrieuLaRochelle），借文学人物之口愤怒地说道，犹太人从犹太教堂一下子蹿升到了高校索邦，玷污了他所珍爱的“古老而又丰富多彩的法国文化”①。

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前，法国犹太人倾向于淡化反犹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舶来品（德国），对它的态度非常谨慎，甚至不屑于发表任何评论。②然而，在德雷福斯被捕之后，这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且不论是真是假，反犹主义者将德雷福斯的“罪行”渲染成一个民族的污点：“犹太裔法国人”再次成为“犹太佬”，一个不能归化、独立的民族。③

法国犹太人面临着身份危机和人身安全，因此他们的反应慎之又慎。一开始，就连古斯塔夫也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因为他很难相信，身为国家卫士的军队会犯错——而且会有人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就去迫害一个法国军官。①其实，德雷福斯并不是第一个在总参谋部任职的犹太人，法国军官中的犹太人不在少数。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这或许出乎不少人的意外。②饶勒斯（Jaurès）等法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一案件会根据德雷福斯援助德国的程度而从宽处理。德雷福斯的家人则四处奔走，为争取改判不懈地进行着斗争。此外，施以援手的还有勇敢的犹太爱国者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Lazare），以及自由派政治家约瑟夫·雷纳克（JosephReinach）。在营救德雷福斯的整个过程中，一些非犹太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玛里·乔治·皮卡尔（MarieGeesPicquart）、埃米尔·左拉（EmileZola）、奥古斯特·修雷尔-凯斯纳（AugusteScheurer-Kestner）、饶勒斯等人，把一个原本的地方性事件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犹太人被排斥的感觉。然而，当时有关“辛迪加”的一则流言开始盛行：据说，在争取案件重审的行动背后，有一个财力雄厚的组织企图借机控制和消灭法国。于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开始谨慎起来：他们作为忠诚的法国公民，决心表现出对司法公正原则的信念。③

巴黎高师的德雷福斯派运动，由吕西安·埃尔（LuHerr）和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Monod）领导。埃尔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和社会主义者，莫诺是《历史评论》（RevueHistorique）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

后来，又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一运动，其中包括主管学生事务的院长保罗·迪普伊（PaulDupuy）、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dler）、文学史家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Lanson）和数学家、科学部副主任朱尔·塔内里（JulesTannery），以及古斯塔夫。巴黎高师是支持共和理念和德雷福斯派的重镇，它逐渐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实际上，德雷福斯事件将整个法国学术界分成了几个派别，使学者们“卷入到群众集会、政治同盟和报刊论战等不太熟悉的领域”。①

德雷福斯事件是当时社会的焦点，贯穿了布洛赫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布洛赫8岁的时候，德雷福斯以叛国罪被逮捕。虽然军队对此事极为保密，但在10月29日，德鲁芒创办的《自由言论报》（LaLibreParole）还是将其披露了出来。为此，总参谋部加快了军事审判的进程，他们利用虚假的文件，仓促地将德雷福斯定罪、判刑，并把他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进行单独监禁。②1895年7月，布洛赫9岁的时候，皮卡尔中校被任命为情报处处长，开始独自调查这一事件。在布洛赫10岁的时候，贝尔纳·拉扎尔的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福斯事件真相》（Uneerreurjudiciaire:Lavéritésurl'AffaireDrey-fus）在布鲁塞尔出版，后来它开始在巴黎流传，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德雷福斯派运动。1898年，布洛赫12岁的时候，一系列事件如狂风暴雨一般纷至沓来：左拉发表檄文《我控诉》（“J'accuse”），埃斯特哈齐（FerdinandWalsierhazy）乘航班逃往英国，伪造证据的于贝尔·约瑟夫·亨利（HubertJosephHenry）自杀，法庭决定重审德雷福斯案。

然而，左拉对政府的指控反而激化了拉丁区的反犹暴行，洗劫、殴打犹太人和“犹太人该死”的咒骂声在整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蔓延。①

布洛赫刚过13岁生日不久，法国被迫于1899年8月7日至9月9日在雷恩军事法庭开庭重审德雷福斯案。不出所料，他依然被判有罪，但“情有可原”。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EmileLoubet）随即宣布赦免，条件是德雷福斯放弃证实自己无罪的努力。如今，德雷福斯派开始占据优势。1906年7月，在布洛赫20岁的时候，最高法院撤销了雷恩法庭的判决。法国议会作出决议，授予德雷福斯荣誉军团勋章，并恢复了他的军籍。②

德雷福斯事件对布洛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一篇简短的证词中说，自己与这个时代的人格格不入，他更认同的是老一代人的价值观。1904年，当他步入巴黎高师门槛之时，恰逢一个杰出时代的终结。1890年至1904年，典型的巴黎“高师人”投身于共和主义理念：他们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等级制度，是饶勒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染上沙文主义的爱国者、没有任何宗教派别或偏见的自由思想者。很多学生与教师一起签名请愿，要求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③然而，“1905年入学的年轻人”却迥然不同：他们是“**裸的非理性主义者，甚至是反理性主义者”。德雷福斯派对教会和军队的报复使其群情激愤和异化，他们的灵感来源是贝玑，而不是饶勒斯。①四十年之后，布洛赫在法国的黑暗时期回忆道，贝玑在这一事件中大无畏地站在犹太人一边，像诗人和记者那样对“世事”疾恶如仇；然而，他更欣赏饶勒斯明晰平和的历史视角。

布洛赫并不像父亲那样，盲目地相信法国军队的领导才能。德雷福斯事件让他看到了军队势利、反犹主义和反共和的一面，其教育体系非常狭隘，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和司法部门时，它极力维护自己的自治权。没过多久，布洛赫就亲历了军队的生活。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在1905年推行的征兵法确立了普遍征兵制，但服役时间从三年减少到两年。布洛赫充分利用了此前针对大学生的豁免权。1905年9月至1906年，他志愿在皮蒂维耶（Pithiviers）第46步兵团服役。在申请休学的时候，布洛赫向巴黎高师的教导主任保证，身体训练应该可以弥补他离开的一年——他优雅地将其称为“智力休眠”。①

布洛赫对新闻界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指出，即使是最好的记者，也会受到商业行为和时间因素的限制。在很多年之后，他依旧认为这些人“思维模式化”，“一味追求画面感”，始终站在“谎言鼓吹者”的前列。②

布洛赫对法庭程序非常迷恋，这或许与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他主张历史学家在对待材料时，应该像法官讯问证人一样一丝不苟——虽然也难免存在缺陷。他一生反对欺骗和谬误，这无疑与他年轻时所受的刺激有关。在德雷福斯获得平反六年之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洛赫出席了亚眠（Amiens）中学的颁奖典礼，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近期学术造假的目录。布洛赫以精明的德尼·弗兰-卢卡（DenisVrain-Lucas）为例，讨论捏造史料、抄袭他人的史学家，认为他就像亨利上校一样，为回应人们的各种质疑，不断伪造伽利略与帕斯卡的通信。①

有时候，歪曲的现实会以集体的方式呈现，布洛赫对此也有所警惕。虚假消息（谣言和错误信息）源于人类的错觉、判断失误、不可靠记忆以及特殊的环境。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涌现出了各种名目的现代反犹主义，然而其内容和传播绝不是“自发的”。虽然布洛赫的思想植根于19世纪后期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但是他也承认，流言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1914年，他强烈建议自己的学生采取“批判的精神”，因为这是哲人面对现在和过去应有的反应：

机灵的人知道，确切的证据不好找，反而不如无知的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指责朋友说谎。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参与重大辩论，不论是考察一个仓促判决的案件，还是为某人或某个观点投票，你都不应该忘记批判的方法。它是迈向真理的一24条路径。②

德雷福斯事件最终水落石出，这让很多已经归化的法国犹太人相信：任何势力——不论是教会、保皇派，还是它们在军队、城镇和乡村中的支持者——都无法剥夺一个世纪前法律赋予他们的自由。根据1789年的《人权宣言》，他们并不是寄居在法国的犹太人，而是“犹太裔法国公民”，其公民权利受到法律和政治程序的保护。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对渴望融入的祖国绝对忠诚。布洛赫在关键的青年时期，见证了这些理念所经受的考验和实践，对它们信心十足。

布洛赫在学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在名校路易大帝中学学习三年，于1903年通过了古典课程（文学与哲学）的毕业会考，等级是“优秀”。他每年都在班里名列前茅，曾获得过历史、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博物学的一等奖学金。一年之后，他通过了巴黎高师严格的入学考试，其中历史科目的分数很高，还获得了奖学金。这时他还不满18岁，在文科预备班（巴黎高师预科）学习了仅仅一年。中学校长在给他写的推荐信中说，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极具创造力，又不乏技巧性”;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前途一片光明”。①当年夏天，布洛赫开启了个人的首次英格兰之旅。这一年，英法两国签订“友好协约”（EeCordiale）。然而，让布洛赫印象深刻的并非张伯伦（Chamberlain）时期伦敦的繁华，而是泰晤士河边大量无家可归的失业人群。②

1904年11月1日，布洛赫抵达位于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当年巴黎高师与巴黎大学合并。学校为整合两校的资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严格的寄宿学制被取消了；全体教员由学校任命；除涂尔干教授开设的必修课法国中等教育史外，高师学生所有的课程都在索邦。11月23日，新任校长拉维斯在就职演讲中敦促高师学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训练精良的教师，为国家服务。①

事实上，1904年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虽然巴黎高26师取消了自身的教师和课程，但仍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氛围。在布洛赫学习期间，许多教授依旧在巴黎高师开设小班和研讨会。“高师精神”并没有像一些人希望或害怕的那样随之消失。巴黎高师的入学门槛依然很高，吸引着第三共和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政治家、法官、外交家和教师。①巴黎高师积极参政和报效祖国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800多名“高师人”参军，其中239人壮烈牺牲。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