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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维希法国（第2页）

同时，布洛赫取得了教育部批准，允许他和妻子、母亲及六个孩子前往美国，“以继续其经济史之研究”②。他本计划带着八人一同“撤离”，这最多只是一个繁重的提议，却因母亲的突然患病而更显困难。虽然约翰逊（已经和国务院取得联系）承诺在马提尼克可以立刻取得非定额签证，布洛赫却不愿和母亲哪怕是短暂地分离。如今，在没有拿到签证或任何切实承诺的前提下，他决意不赶赴西印度群岛（WestIn-dies）。他两次前往马赛，却被告知他的“财产情况无法”支持全家人到达纽约。他的命运已交由里昂和华盛顿决定。③

布洛赫再次向纽约求援，希望国务院加快审批，但华盛顿政府显然无能为力，本地的签证机构基本全权掌握进程。④在里昂，领事馆的人手有所增加，但是堆积的卷宗却增长了十倍。①得知情况的布洛赫在2月13日告诉里昂的美国官员，表示他和他的家人可以在法国继续等待三个月，“直到所有人都能得到最终结果”，之后再一道赴美。约翰逊认为这是一步险棋。为减轻领事对财政的顾虑，约翰逊成功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布洛赫的旅行经费从1000美元增加至3000美元。但要一次性预订九人的船票困难重重，取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过境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约翰逊勉强同意布洛赫继续等待，但催促布洛256赫取道马提尼克，这样便能令所有人“早日离开欧洲”。②

布洛赫身处两个世界之间，为了拯救孩子，他即将“背弃”故土。但即便如此，面临着未来更为严重的歧视，54岁的他写出了遗嘱。短短三段话里，布洛赫总结了主导其人生的信仰和坚持，他希望友人能在自己的墓前朗诵遗书——不管他葬在法国还是国外。③

伴随布洛赫所有先人入土的都是希伯来祷文，但布洛赫却只想在墓碑上简单刻上Dilexitveritatem（吾固爱真理），他此前也曾用这句话来形容老师普菲斯特。④布洛赫忠于自己的原则，反感一切谎言，即便在“最后一刻”，他也拒绝向任何从未认同过的宗教仪式祈愿。但布洛赫不曾否认自己“生而为犹太人”的事实：

在一个受野蛮无情摧残的世界里，希伯来牧师们的优良传统，被最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吸纳和发展的这一传统，难道不是激励我们生存、信仰和抗争的最好理由之一吗?

但归根结底，布洛赫还是一名“合格的法国人”:

我与一切信仰教条或所谓的种族团结形同陌路，一生中我首先将自己简单地视为一个法国人。悠久的家族传统将我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精神遗产和历史把我哺育，而我也实在无法设想自己能在另一片国土上如此自如地呼吸，因此我热爱我的国家，愿意为它倾尽所有。我从不觉得我的犹太身份曾有分毫地动摇过上述情感。过去的两次战争中，命运并未让我为法国献身。至少，我可以诚挚地宣布，我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国人而死，正如我也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国人而生。①

这份温暖、泰然的爱国主义，以及他的希望和镇静随即受到了考验。1942年复活节的周日，布洛赫的母亲中风。此前一天，布洛赫的妻子胸膜炎发作，高烧不退。布洛赫被迫留在富热尔照顾二人，并推迟返回克莱蒙费朗的日期，还取消了自己的课程。4月27日，他的母亲萨拉·布洛赫去世，葬于勒布尔登（LeBd'Hem）的乡村公墓。妻子西蒙卧病在床，5月中旬才有好转。从现实角度考虑，这些不幸既简化又复杂了他们的未来。布洛赫一家的移民队伍减少一员，但是妻子的健康状况无法再熬过一个克莱蒙费朗黑暗、潮湿的漫漫冬季，因此一旦布洛赫的移民计划无法成行，他便不得不另谋他就。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在这样一个与祖国的联系岌岌可危的时刻，布洛赫痛失其母，而母亲乃布洛赫直系家族中仅存的亲人，也是他和美好过去的唯一关联，是他长久以来的知己和向导，因而母亲的逝世对于布洛赫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①在过去二十二年间，妻子一直是布洛赫生活的支柱和心爱的伴侣，她的痼疾和一直虚弱的身体也影响了布洛赫的健康，拖垮了他的精神和意志。②

但战事远未结束，布洛赫表面上仍勉强保持乐观。尽管德国已入侵萨洛尼卡（Salonika），对苏伊士运河虎视眈眈，但“如果他们能入侵伦敦，他们就不会去萨洛尼卡；如果他们能进入利物浦，他们便不会260袭击运河”③。同之前遭遇困难时的情形一样，布洛赫的忘忧剂仍是工作。他投入到教学之中，而那时教学顶多能以混乱两字来形容。尽管与几名准备学位考试的学生多次中断联系，布洛赫仍然坚持上课。他尽可能谨慎、主动地参与流亡中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生活。①5月上旬，他希望成为罗贝尔·博特鲁齐的评定报告人，后者曾是他的学生，如今则是他的同事，他在过去几年里指导了博特鲁齐的博士论文，现在更大力举荐其发表。②布洛赫坚持阅读伊拉斯谟、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也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将日记命名为“吾”，其中有他对当下事件的历史和哲学思考。1941年的寒春，布洛赫罗列了几个计划，但发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中包括一本有关法国形成的小册子③、法国货币史、德意志第一帝国研究，美国殖民研究、一起谋杀迷案，还有自“假战”期间开始的研究，或他关于历史和历史方法的思索，即后来的《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pourl'histoire）。④

到了需要决定《年鉴》命运的时候。10月起，费弗尔心事重重，勉强回到巴黎，再次承担起刊物的主要工作，并主持印刷了1940年的两期刊物。布洛赫前往美国的计划令杂志的未来继续悬置。⑤来年春，为了继续两人开创的事业，他们需要在占领区首都解决一系列问题。因其所有者并非雅利安人种，《年鉴》随时可能被德国或法国政府没收或取缔。①

此时，布洛赫妻子和母亲先后患病，他去美国的计划也被推迟，但他仍被迫和费弗尔就《年鉴》的未来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密集讨论，这是他们合作以来第三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争吵。②复活节的周日，费弗尔致信布洛赫，让他解除合约，放弃职位，将《年鉴》的所有权全部移交给自己。③

布洛赫起初拒绝了这一提议。在占领区继续合作与将他从刊头除名的做法，使他的自尊和荣誉受到了双重不公正的打击。布洛赫认为，决不能在纳粹的铁十字下妥协。他拒绝效仿梅尼克屈从决议，离弃岗位。在法国解放以前，《年鉴》必须转移到未占领区，不然只能停刊，或者暂时拆分为布洛赫与费弗尔各自名下的两个独立刊物。布洛赫表示：

倘若我们的工作有任何意义，那一定是它的独立，它拒绝接262受贝玑所谓的压力——这个奇怪的保护人，将会被自己的拥护者所震惊——他称之为“世俗”，那种狭隘的学院做派，忠于特定的思想学派，或一切类似事物。将我除名便是一种失职……①

费弗尔对布洛赫宣判《年鉴》“死刑”一事反应强烈。他悲恸于同僚的“逃亡”，背弃他的（而不是“我们的”）国家；这将送给敌人“又一场胜利”。在分界线这边，费弗尔撕毁了布洛赫和解的建议。现有的占领条款规定不可筹办新刊物。即便《年鉴》搬迁至未占领区，审查想必也会尾随而至。另外，在未占领区发行的刊物无法触及法国的大部分（三分之二）地区，不能直达主要城市和学术中心，也很难到达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等国外读者的手中，因为这需要取得特殊的、几乎是无法获取的核准。

费弗尔呼吁布洛赫承担责任，牺牲自我，他坚称只有《年鉴》才是唯一重要的名号。他试图唤起布洛赫的爱国主义。在那段困难时期，他们必须团结，拒绝分裂。“团结”则意味着选择巴黎，而在承受着占领区内最痛苦压迫的巴黎，“坚持”（maintenir）是共识。费弗尔提到，两人最亲密的友人们痛心于布洛赫的牺牲，但他们一致认为《年鉴》需要继续在首都刊行。其他期刊，比如《历史评论》，已经作出调整。他们的同僚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爽快地答应为《年鉴》匿名撰文。费弗尔起誓将“勇往直前，至死方休”，保证作出努力，贡献劳动，秉持希望。他大肆赞扬伏尔泰和狄德罗，二人在另一个压迫政权下英勇地进行出版活动。费弗尔承诺，布洛赫仍能以非官方的形式继续参与他们的事业。最终，费弗尔孤注一掷，嘲弄布洛赫说，一个请求朋友拯救自身自由之人，不应亲手毁灭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自由。①

一开始，布洛赫不为所动，承受着合作伙伴暴风骤雨般的责备和非难。而费弗尔却更进一步，他强调刊物面临随时被取缔的危险，坚称不能为了一个原则而牺牲一个[刊物的]生命。①5月16日，布洛赫勉强接受了费弗尔的现实“政治”，但警告说，他在此刻背离的原则一定会在今后以压抑和排斥的形式萦绕周围。②

费弗尔的论述远未说服布洛赫，因而很难判断布洛赫为何让步。两位主事人之间嫌隙渐生，如同一分为二的法国。也许出于责任、忠诚和爱国，或者因为悲悯，布洛赫无力控制事态发展，他对未来感到迷茫，不得已地屈服了。

此时布洛赫的旅行计划愈发显得不切实际。在向费弗尔让步的第二天，他便联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告知自己与日俱增的困难。首先，他不能为所有家庭成员订上跨洋旅行的船票，从里斯本到美国需要过境签证，取道马提尼克则不仅需要殖民部长签署的特殊安全通行凭证，也要在同样拥挤的航线上预订舱位。其次，新通过的法国法律禁止18岁至49岁的男性移民，布洛赫的两个儿子如今需要出境签证，很可能还得前往马提尼克，因为当地签证比国际签证更容易获取。再次，布洛赫妻子尚未康健，恢复缓慢，无法立刻动身。最后，布洛赫依然在等待仍未获批的美方签证。③

布洛赫坚持取得所有签证，但他并非毫无怨言，因为等候里昂的处理结果看似遥遥无期，马赛（Marseille）方面也不能提供帮助，这阻碍了他趁法国方面阻力较小时尽早离开的计划。虽然布洛赫仍然希望接受新学院的慷慨资助，也在竭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但他其实已不再确定自己能够成功。①

因此布洛赫不得不为当下打算，包括在一个更适宜的环境中谋求来年的教职。他的朋友卡克皮诺自告奋勇，将他推荐到蒙彼利埃大学（UyofMontpellier）。布洛赫三十年前便知道当地。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胜过克莱蒙费朗不止一筹”，当地气候也更适合他的妻子，而布洛赫还很可能与新同事一起开展有益的合作。1941年6月，布洛赫

第一次到访蒙彼利埃，顺道参观了附近的图卢兹，许多巴黎犹太裔知识分子流亡此处，他在此得到不少支持。流亡中的朋友们赞成布洛赫有关《年鉴》的立场，为他的最终失败而扼腕叹息。布洛赫也受邀参加新成立的心理学研究会（Sociétéd'EtudesPsychologiques）研讨会，其中涉及布洛赫关心的一大问题，即工作和科技的心理。他也与之前在《年鉴》的合作者乔治·弗里德曼重逢，后者因犹太法令而被剥夺教职，适时正在参与反抗活动。②

布洛赫意识到迁居蒙彼利埃的计划并不容易。蒙彼利埃大学只有少量迁移自巴黎的知识分子，但在1941年2月，它却是第一所正式邀请贝当和达尔朗访问的大学。文学院院长由同是师范生的奥古斯丁·弗利什担任，他是一名极端保守的教会历史学家，因为一篇负面评论而一直对布洛赫怀恨在心，并尽其所能阻碍布洛赫的任命。弗利什警告上级，由布洛赫开设的公共课程可能会引发恶意游行，更表示他本人绝不会为此负责。①与此同时，1941年6月2日，维希政府再次修订了犹太法令，修正了其中的漏洞，准备对犹太人开展“大清洗”，将他们逐出公共生活。犹太人口普查即将进行，而未占领区的犹太财产将被雅利安化。②忠诚的卡克皮诺继续帮助他的同僚。由于布洛赫此前已取得豁免，1941年7月11日，卡克皮诺签署正式决议，准许布洛赫继续授课。7月15日，布洛赫被分配至蒙彼利埃。③

7月底，新学院给予布洛赫的延期聘书行将失效，而在富热尔，他仍未能给业已成年的孩子们办好签证。也正是在那时，布洛赫致信约翰逊，告知对方自己无法赴美，并准备在新学年去蒙彼利埃就职。虽然未来并非全无危险，但克莱蒙费朗乡间邻里的“希望和勇气”一如既往地鼓舞着布洛赫，他向约翰逊表达了乐观的估计，表示他相信法国犹太人的情况终将改善。另一方面，只要能带上两个儿子，他随时可以移民。①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由于跨洋旅行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和巨大开销，再加上他的“签证问题”，布洛赫的延误显得不可理喻。美方无疑想要解救更有行动力的候选人。收到布洛赫来信后，一直耐心的约翰逊取消了新学院的邀请，布洛赫赴美的选项就此画上了句号。②

布洛赫一年来赴美的努力最终落空，具体情形至今仍不明晰。此后几个月，有关他抵达美国和改变决定的传言层出不穷。关于后者的猜测至今仍未平息。③当时美国官员们焦头烂额，不堪工作重负，为上千名受到威胁的外国人处理文件，那么等待迟迟未能发给成年孩子们的签证是否算一个谨慎而现实的策略?①另一方面，他是否能更早到达蒙彼利埃，让自己希望保护的人们免受威胁?取道安的列斯（An-tilles）是否给维希政府带去错误的信号，怀疑他借口去新学院的旅程并不是为了暂时的教职?——而布洛赫还得依赖维希政府的支持。假设布洛赫一家成功迁居国外，布洛赫会疏离法国吗?②事实上，也许美国只是一个模糊的幻想，布洛赫拖家带口，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调查，但他并未全身心投入其中，难道因为这代表着另一场撤退、又一次“背弃”?不论他在当时或在可预见的未来遭遇何种考验，布洛赫都想要留在法国。③

然而，这个法国正变得愈发充满敌意。在富热尔度过一个寒冷的“芜菁之夏”后，学生的来访令布洛赫打起几分精神，但他仍旧气馁、疲惫，只是全身心投入到《为历史学辩护》的写作中，同时也等待着蒙彼利埃职务的确切消息。布洛赫虽后悔离开了斯特拉斯堡的杰出同僚，但他执意要为妻子和家庭寻得一个更温暖的住处定居。不出意料，弗利什的阻挠令事态复杂。卡克皮诺担心出现恶意游行，延迟签署任命书，提议为布洛赫另谋一职。①布洛赫对此犹豫不决。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布洛赫拒绝在暴力威胁或弗利什的憎恶面前示弱。他拒绝继续在克莱蒙费朗任职，利用周末往返蒙彼利埃。即便处在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也希望保持家庭的团结。②布洛赫前往维希政府施压的旅程无果而终后，他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8月底，他终于确定可以在蒙彼利埃任教，唯一的条件是他不能开设任何公共课程。③

将孩子一起带离克莱蒙费朗令布洛赫懊丧，而蒙彼利埃则坏消息不断。1941年6月21日，新出台的法律进一步升级了犹太法令，规定法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犹太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先不论布洛赫本人的特殊状况，他还得为长子在蒙彼利埃大学修习法律而申请额外名额。④如此，他不得不搜集资料，证明父母双方上溯五代都是法国公民，而且为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长的辉煌的族谱，显示西蒙·布洛赫的祖辈——一名尼姆（Nimes）商人，于1786年获得路易十六的君主制诰（lettrespatentes），而布洛赫的曾祖父则在1793年参加过美因茨之战。但这份文件也代表着维希法国的生存成本正日渐增加。①

还有布洛赫的藏书。过去一年，德国领导人罗森堡的特别任务小组（EinsatzstabReichsleiterR）大肆掠夺犹太艺术品和藏书室，如今他们也将魔掌伸向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布洛赫的前辈，在雷恩（Rennes）任教的经济史学家亨利·豪塞。②布洛赫向巴黎的亲属和同僚求援，还聘请了一名法律顾问，试图将他的藏书转移到未占领区，但最终无果。由于蒙彼利埃的朴素住处没有足够作为藏书室的空间，他希望能将书籍转移到富热尔的乡间居所。①

蒙彼利埃涌入了大量难民，此处论面积虽逊于克莱蒙费朗，但居住条件却更优越。布洛赫遇到了友善的邻居和一些同僚。当地虽没有克莱蒙费朗阴郁的天空，却十分寒冷。该年冬天供暖不足，无法助他们抵御持续的密史脱拉风（mistral）——法国南部沿海地带盛行的一种干冷北风。另外，食物短缺在蒙彼利埃已是常态，布洛赫需要往来富热尔的乡间居所搜集食物，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新学年伊始，布洛赫满腹牢骚：关于自己的风湿病、“懈怠”以及对费弗尔的思念——此时二人分别已近两年。①

公共和私人层面的反犹主义，令布洛赫愈发忧虑，它正暗中一步步将法国犹太人从国家生活中驱除。最新出台的人口普查奠定了一个危险的基调，暗示进一步的排斥和抢夺。布洛赫相信，即便在最优秀的人群里，也存在一种“歧视的精神”，而这比种族主义各种愚蠢和暴力的形式更加致命。这些人将不同的个体按照种族划分（“犹太财主”，或就此事而言，“犹太知识分子”），以其所获的利益为由，将其从法国剥离，因此，他们以微妙的方式强力地支持了官方的歧视政策。布洛赫反对一切区分，他告诉费弗尔，一旦所谓的文明公众能够不带宗教偏见，一视同仁地谴责无赖和资本家，那么反犹主义将会走向消亡。而当法国显贵们意识到他们固有的谬误，明白两个群体中没有一方能271单独统治时，反犹主义终会灭亡。②布洛赫认为，真正的法国存在于他在乡间的邻里和此前军中的伙伴中，在那里并没有类似的偏执。①

布洛赫也关注法国犹太人的反应。他担心，虽然自己有幸免受伤害，但一开始的偏执和迫害可能会引发分裂的倾向。在里昂，他并未从美领馆处取得签证，但他遇到了一群落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试图在掌管法国犹太事务的犹太教会（sistoire）的支持下，建立犹太研究中心。②布洛赫受邀加入，他建议了该中心研究的触及范围，以使其不会被破坏，也建议首先要真正地去强化他们“在法国社会的合法地位，因为我们从未正式脱离法国”。他们必须避免在那些“意图将我们随意扔向贫民窟”的人面前落下口实。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