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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维希法国（第1页）

第十章维希法国

的确，我身处黑暗时代!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致后代》（ToPosterity）年岁渐长，人性理应渐增。①

1940年5月的法军溃败导致新政权建立，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结束。与1814年复辟的君主政权一样，贝当政府不只寻求与胜利者和占领者共存，也代表了近几年来外族的胜利。1940年夏，反共和一派的传统分子甚至准备用工作、家庭和祖国几个词来取代自由、平等和博爱。

惨败令法国一蹶不振，它几乎放弃了抵抗，甚至还为“新秩序”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法国。这个国家三分之二的地区②受德国军事部门的统治，即法国占领区的德国军事政府。剩余的“自由区”或未占领地区则由水疗之镇维希统领。第三个法国——戴高乐在伦敦极力统一的流亡力量——尚未成型，或还需要赢得法国人民和此前盟友的承认。1940年7月10日，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的结果，同意贝当全权废止1875年的宪法。在“国家复兴”这一宏伟的旗号下，在副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的强硬统治下，在陆军元帅这一聊以慰藉的传说下，维希法国在诞生后的一百天，在迫在眉睫的德国审慎监督之下，已经被转化成了一个右倾、通敌、独裁的政体。①

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对共和国失败的震惊和愤怒此起彼伏，自我反思不断，还有承认失败但保持希望的微弱声音。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重读了左拉有关1870—1871年战败的描述，还有歌德（德语原文）作品选段和卡夫卡1914年的名作《审判》（TheTrial）。②两大地区都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时间便奋起抵抗的人”，他们零星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也经营着一家小型地下出版社。譬如，巴黎便在人类博物馆建立了一个人类学知识分子的集会网络。另一方面，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签署加上1940年10月的大规模逮捕大大挫败了共产主义分子，而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则因为溃败而信誉尽失。③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顾虑，布洛赫决定举家搬迁到美国，前往“自由和友善之国”②避难。1940年7月25日，布洛赫刚到富热尔不久，便写信给四名美国同僚求助，谋求一份中世纪、经济或比较历史领域的学术职务。布洛赫只需要一个临时职位，一年或几年即可，但他暗示会带上妻子和六个孩子，或许还有他年满82岁的母亲。

眼下，布洛赫打算回到巴黎家中，重拾索邦的教授职务。他事先已有准备，复员后，他争取了带薪休假，时间是1940年7月12日到8月31日。③但是，全家迁回纳粹占领区显然是障碍重重，何况这时候他们已饱受长期分离和此前的轰炸之苦，对未来更是万分忐忑。“变天的政治环境”让布洛赫小心翼翼，他决定将三个年长的孩子留在未占领区，继续读大学。至于年幼的孩子们，布洛赫仔细权衡利弊：他担心孩子们在巴黎遭遇种族清洗或其他困境，否则他就只能孤身返回，忍受又一次的长期分离。④

最终，布洛赫没有回到巴黎。9月初，他前往维希咨询教育部，得到的信息是，作为非雅利安人（non-Aryan），他可能遭遇危险，而政府不能为他提供任何保护。一名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员同情布洛赫的遭遇，建议他在未占领区谋求职务。于是，布洛赫立刻决定前往流亡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然而，他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反而244对重回阿尔萨斯的大学可能遇到的困难忧心忡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公寓、藏书和大部分笔记。尤其是聘任他的正式审批程序进展缓慢，用去了整个9月的时间，布洛赫第一次感到自己无能为力。①

布洛赫向费弗尔吐露了审慎的乐观情绪。布洛赫“露宿”乡间，与独一无二的档案分开，夹在业已失去的旧世界和尚未获得的新世界之间，此时的他体会到一种并不讨厌的“脱离”感，这种感觉大约在四个月前的斯滕韦克就已萌发，彼时布洛赫正“开始分发他的尘世俗物”，它也许会在流亡时结束，而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被抛诸脑后。类似费弗尔的孔泰，克勒兹的居民也用乡村的热情使布洛赫安心（“我们最后的希望”）。在最近的交流中，之前的一位军官朋友也提到了美妙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布洛赫想到，百年战争并未在克雷西（Crécy）结束，甚至也未能在普瓦捷终结，而那些投身沙场的可怜虫们都没能活着看到最后的美好结局。②布洛赫满足了生存在黑暗时代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自我放逐、坚持自律、不屈不挠。③

1940年10月3日，维希政府颁布犹太法令（StatutdesJuifs），象征着自7月中旬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法令的高峰，剥夺了未占领区内法国犹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并规范、限制了他们对国家生活的参与。10月4日，维希向外籍犹太人开刀，授权对其进行拘留和警方监视；三天后的10月7日，政府收回了阿尔及利亚裔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和当时及此后犹太与非犹太社会所认为的相悖，这些行动并未受到德国的指使，也不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德国行动而打出的烟幕弹。它们更不是对普遍压力的反应。1940年10月一系列的排犹法案皆由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拟定，反犹正式成为法国的政策。这些都是“自发的行为，以达成本土的目标”①。

虽然贝当尽力安抚，在外媒面前更是如此，但法令还是极大地震颤了法国的犹太人。他们的身份被从种族的角度定义，否认了他们和法国的长期关联。他们一下子便被政府、军队、媒体、教育和文化机构除名，未来还面临着可能丧失公民身份的危险。②法令起草之时，布洛赫正焦急地等待着克莱蒙费朗的正式任命通知。10月23日，教育部门“暂时”将他安置在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文学院。③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按照之前的计划，已有二十年历史的斯特拉斯堡大学需要撤离到克莱蒙费朗。教员保持自治，和当地大学共享新落成的大学城驻地，移居此处的阿尔萨斯人得以享受足够的空间和设施。克莱蒙费朗三面环山，只在北部有一条狭窄的平原，看似也是一处天然的堡垒。虽然因教员和学生被征召而缺席导致规模剧减，246但在1939年11月，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仍然恢复了行课。①

1940年，克莱蒙费朗的人口约为十万，是法国的第十七大城市，也是奥弗涅地区（Auvergne）的首府。当地历史悠久。公元前52年，在南部的哲哥维高地（PlateaudeGergovie），高卢领袖维钦托利（Vergetorix）短暂地阻碍了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的征服。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II）在中部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648年，在西部的多姆山省（Puy-deD?me），布莱士·帕斯卡（BlaisePascal）的实验证明了空气也有重量。自拿破仑时代开始，克莱蒙费朗就是一个大学城，20世纪则主要因为米其林工厂而闻名，而在1940年夏季，克莱蒙费朗突然从狭隘的行省身份中觉醒。从6月21日到28日，德国短暂占领了当地。这以后，在7月的前两天，法国政府仓皇逃离即将成为德统区的波尔多，暂时驻扎在克莱蒙费朗，之后才前往以北60千米的维希安顿。与未占领区的多数城市一样，克莱蒙费朗的人口迅速膨胀，1940年夏天大批难民涌入，挤压了当地有限的住房和社会服务空间，更引起社会和政治紧张，但此后克莱蒙费朗的人口并未显著减少。①

1940年夏，斯特拉斯堡大学被遣散的教员和学生涌入克莱蒙费朗，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负担。敌对形势烟消云散，前一年撤去内地247的八十五万名阿尔萨斯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德国统治下的家乡。占领者宣称要在斯特拉斯堡重开一所国家社会党大学。流亡克莱蒙费朗的人们因此认为，即便孤立无援、与家人分别，还处于德国和维希的微妙境况之中，他们也仍然有必要维持他们的法国阿尔萨斯学校。一部分学生返回故乡，但绝大多数在1939—1940年入学的学生都留守克莱蒙费朗，另有大约两三百名难民加入，这样总共就有大约一千名阿尔萨斯学生，而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40年10月下旬，克服资金和材料困难，还有维希模棱两可的支持，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再度复学。②

布洛赫和他的家人，还有布洛赫的母亲和一个侄女，都在克莱蒙费朗安顿下来。他们租了一间二楼的小公寓，餐厅充当了布洛赫的书房兼卧室。不论此前失去多少，至少一家人并未分离。布洛赫无笔记、无藏书，只有克莱蒙费朗少得可怜的资料，但之前同事的热情欢迎让他开始振作。①随着朋友们结束假期，返回巴黎，布洛赫也开始教授新课，他为准备学位考试的学生开设了两门课程：“中世纪城市”和“意大利、德国与教皇，1056—1152”。②但未来还很不明朗。

在美国，布洛赫的申请缓慢地通过了学界和行政的渠道，因为新248世界新近正接收一大批受到威胁的学者。即便在法国沦陷之前，纵然是精力充沛、资源丰富的艾尔文·约翰逊（AlvinJohnson），也不得不呼吁紧急救助委员会（Emergeee）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迎接一批新移民，而他已是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的校长，该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为欧洲逃难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流亡大学（UyinExile）。新学院方面能提供办公设备和赞助名额，约翰逊又成功取得基金会的承诺，救助一百名“顶尖学者”，让他们在主要大学或新学院任教。但是，救助机构和国务院逐渐反对美国接收更多的犹太裔或可能的左翼知识分子，约翰逊自己的机构也出现财政困难。尽管如此，他成功推动一项决议，在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将五十名欧洲一流学者带到美国，其中包括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③

布洛赫的申请得到了很谨慎的处置，被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说明是一名重要人物的家庭因其犹太血统而受到威胁。约翰逊更以个人名义向美国主要学者写信求援，而学者们则一致支持此事。他们称布洛赫为法国最杰出的中世纪经济和社会史学家之一，“一流的学者”，极具原创性，著作丰富、明晰、精准。①1940年10月25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支持援助布洛赫，并提供6000美元，供新学院邀请布洛赫赴美。②

得知基金会应允后，布洛赫取得维希政府高层的非正式批准，准许他短期赴美任职。他同时促请美方的资助者抓紧时间，因为欧洲事态“快速变化”，“可能会出台更多的旅行限制”。他也要求对方同意其母的移民请求，表示她在“这把年纪，依旧青春洋溢”。③

11月19日，新学院同时以电报和信件的形式任命布洛赫为中世纪史副教授，任期两年，自1941年1月1日开始，或从他到达纽约之日计算，年薪2500美元。布洛赫立刻接受了上述条件，开始规划路线，申请假条和签证。①布洛赫如约伯一般等待“解救”③。

12月13日，布洛赫在里昂的美国领事馆遇到了第一个障碍。主管签证的职员和总领事沃尔特·肖尔斯（WalterSholes）都表示，布洛赫本人、他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可以即刻获得非定额签证，但他的母亲、20岁的女儿和19岁的儿子则不符合要求。依据正常程序，三人需要按“时间顺序”审核，其中包括对他们财产状况的严格审查。虽然法国的移民配额一直充裕，但到1940年12月中旬，已经有超过五百份申请等待处理。里昂领事馆人手严重不足，除要代表比利时和法国的利益外，如今它还要在法国的“第二首都”——作为财政、工业和交流中心的维希——代表美国处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私人问题，因此直到1941年5月甚至6月之前都无法得到结果。①

布洛赫和至亲们迅速逃离的计划破灭了。他不能让年满82岁的萨拉·布洛赫独居克莱蒙费朗，德国法律禁止身为犹太人的她穿越分界线回到位于玛尔洛特的家中，她也不能去巴黎投奔儿媳。即使布洛赫能勉强把大儿子暂时留在法国，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女儿。此外，1941年2月26日，布洛赫的次子即将年满18岁。布洛赫焦急万分，他思考着是应该将旅途推迟半年，还是应该绕道马提尼克（Marti-

①沃尔特·肖尔斯（WalterSholes）:《1940—1941年法国里昂的部分领事工作及条件》（机要）[“SomeAspesularWorkandsatLyon，Frang1940-1941（tial）”]，巴塞尔（Basel），1941年9月5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美国国防部RG84美国驻巴塞尔领事馆，机密档案1941123-L，涵盖期间为1940年6月9日至1941年4月30日]，详细描述了1940年10月初至1941年1月初的这段“艰苦”时期，期间他手下只有寥寥几名未经训练、任务繁重的员工处理签证申请，以及“来自大使馆和每天涌入我们拥挤使馆驻地的数百名美国和外国公民各式各样的要求”。1940年12月底和1941年1月初，情况稍稍缓解，但在1941年仍有一些签证处理迟缓的投诉。1941年2月10日，里昂领事馆新增一名副领事和两名文员，预计每月能处理45个移民签证和15个过境签证，但已经积压了5000份申请。见肖尔斯致美领事馆秘书H。弗里曼·马修斯（H。FreemanMatthews）的信，1941年2月10日，同上；李希（Leahy）致国务院的信，1941年2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美国国防部档案811。111Refugees959。感谢理查德·布莱特曼（RichardBreitman）提供上述文件。

nique），在那里也许可以更快地取得三个非定额签证，但也可能需要三人在法国继续逗留一段时间。布洛赫请求约翰逊尽其所能“解决我们的困难”①。

与此同时，按照犹太法令，布洛赫需要取得继续授课凭证。依据251法令条款，凭证颁布的三个月内，或从1941年1月开始，他可能失去职务，无法维持生计。法令第八条授权政府豁免那些为法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在约4000名犹太裔大学教授中，125名凭借其文学、科学和艺术成就以及他们的服役记录向教育部申请豁免。②

维希政府方面则十分谨慎，避免给自己的种族法律设置太多例外，故而只把名额留给重要岗位上的杰出个人。③此时，布洛赫的私交派上了用场。1940年12月，他前往巴黎讨论自己的处境。④在索邦，代理校长杰罗姆·卡克皮诺负责整理犹太教授的档案和豁免申请，将它们排序后提交维希政府。卡克皮诺师从古斯塔夫·布洛赫，两人也是挚友，因此他极力支持布洛赫。⑤雅克·舍瓦利耶（JacquesChevalier）任维希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一名巴黎高师毕业生、哲学教授、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前院长，也是贝当的教子和亲信，参与了和英国的非正式协商。其子也恰是布洛赫名下最具天赋的学生。舍瓦利耶为布洛赫的豁免申请作保，依据是其在法国和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还有他出色的服役记录。①更看重布洛赫军旅记录的行政法院（seild'Etat）核准了他的请求。②1940年12月23日，贝当在维希的公园饭店（HotelduParc）接见了卡克皮诺和舍瓦利耶，讨论了包括犹太法令在内的一系列问题。③

申请截止后不久，1941年1月5日，在教育、内政、青年和家庭几大部长与行政法院的建议下，贝当签署法令，宣布准许十名犹太教授继续保有教授的职位，布洛赫便是其中之一。④十人中有七人来自巴黎大学，但只有两人仍然留守当地。名单中包括三位人文学者：布洛赫，布洛赫的竞争对手索邦大学中世纪专家路易·哈尔芬，以及法兰西公学院的语言学家朱尔·布洛赫；两名科学家：化学家保罗·约伯（PaulJob，索邦大学）和生物物理学家勒内·维尔姆塞（RenéWur-mser）;五名医学教授：巴黎大学的安德烈·马耶尔（AndréMayer）和罗贝尔·德布雷（RobertDebré），还有斯特拉斯堡的保罗·赖斯（PaulReiss）、马克斯·阿伦（MaxAron）和马克·克莱因（Mar）。对布洛赫嘉奖令中的语言令人震惊。为应和维希政府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导向，他被形容为一名中世纪学者，研究法国国王、农村历史和封建社会。至于布洛赫在比较历史、经济历史和《年鉴》方面的工作，则只字未提。①

尽管得知自己已被豁免，但面对族人所受的极不公正待遇，布洛赫却难掩失望之情。不幸之人无论老少都遭到放逐，与贫苦为伴。嘉奖令签署仅仅一天前，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亨利·柏格森猝然离世。布洛赫质问卡克皮诺：“若法令在柏格森仅仅只是一名年轻的克莱蒙费朗中学教授时颁布，他的命运又将如何?”①

1941年2月，卡克皮诺就任国家教育部长后，全力安抚一些权利被剥夺的同僚。此后一年，出现了一批教育部执法松弛的案例。除此254之外，斯特拉斯堡、里昂、蒙彼利埃和图卢兹等地的教员公开表示，他们拒绝参与压迫犹太裔的同僚，这些学者的爱心帮助了几个光荣的家庭渡过饥饿的难关。②布洛赫了解并欣赏上述行动，但法令仍让他怒火中烧，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只是“少数幸存者”③之一。

1月5日的豁免法案仅是一个特殊、矛盾的现象。维希政府在此事上极端敏感，《官方日志》（JournalOfficiel）上并未一次性刊登赦免消息，而是采取分期更新的形式，由此可见一斑。1月24日，德国军事部门正式表态，强烈反对在占领区施行豁免，并考虑撤换哈尔芬和马耶尔。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更诋毁其他得到豁免的人为“犹太宣传的产物”，是让·扎伊的部门人为操控的结果。使馆抗议该法案，称其去除了“犹太和非犹太法国人之间的明晰界限”，并质疑维希政府贯彻其种族法律的热情。①直到2月20日，布洛赫才直接从卡克皮诺处得知自己被豁免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