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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庙祠堂与嘉靖年间的礼仪改革（第1页）

家庙、祠堂与嘉靖年间的礼仪改革

究竟秦蕙田这段话是否完全正确，究竟这段话是描述某一局部地区的习惯，还是执行不一的政府法令，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我们比较可以确定的是，整个明清时期有关祠祭、庙祭的讨论，都把建庙视为法定行为，而法律只允许皇帝、贵族和官僚建家庙。在宋代，在比较认真实行国家礼仪的地方，平民不建庙来祭祀祖先，而把祖先的画像、泥塑像或神主牌位供奉在佛寺里。这类建在墓旁的佛寺非常普遍，在宋代笼统称为“功德祠”。[3]南宋时期，朱熹及其他人的礼仪改革针对的就是这些广泛流传的佛教通俗礼仪。朱熹认为虽然庙制不见于经，但是“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此，把士庶祭祖的场所，不称为“庙”，改称“祠堂”。其原则是：“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其制为：“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朱熹也规定，祠内放四龛，供奉先世神主。[4]这点符合五服戴孝之礼，也说明用神主或用画像代表先灵之别。司马光《书仪》、《丧仪》篇，《祭》段：“凡祭用仲月，主人及弟子孙皆盛服亲临筮日于影堂外”，“主人主妇共诣影堂，二执事者，举祠版笥，主人前导主妇，主妇从后，众丈夫在左，众妇女在右，从至祭。所置于西阶上，火炉之西向。主人、主妇盥手悦手，各奉祠版，置于其位”。[5]就是在一所既有牌位（司马光称之为“祠版”）又有画像的建筑物中进行。朱熹反对用画像，所以特意把这个建筑物称为“祠堂”。

明初关于祠祭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定，见于《明集礼》。《明集礼》中《品官家庙》一章引用了《周礼》的规定，即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适士二，官师一，庶士、庶人无庙，祭祖祢于正寝之例，同时也汲取了后世的修改，重点放在朱熹“创祠堂之制，为四龛以奉四世之主”之建议，认为“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为常”。但是在引用朱熹的规定时，加上了“凡品官之家”几个字。所以，《明集礼》所规定的祠堂制度，与朱熹提倡庶人祭祖的一套并不完全一致。《明集礼》的规定是：“凡品官之家，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屋三间，外为中门，中门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外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同段又云：“国朝品官庙制未定，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俗节之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飨于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在《品官家庙》章后，《明集礼》更加插了两段资料，清楚地说明家庙的模式。头一段是个《家庙图》（见《明集礼》家庙图），明显表示一座有中门、两阶等特征的三进建筑物，前有四柱、石阶、入中门，三进，庙脊弯曲作“龙舟”状。图后附有引录朱熹原话的《祠堂制度》。第二段资料是《品官享家庙仪》，就是四时在祠堂里举行的拜祖礼仪。这两段话指的祠堂，都明显是图中的家庙。由此可知，《朱子家礼》中的“祠堂”，就是《明集礼》中所说的“家庙”。[6]

《明集礼》家庙图（取材自《明集礼》，卷6，第15页）

《明集礼》虽于洪武年间修订，但至嘉靖九年（1530）才公开印行。万历年间王圻纂《续文献通考》概述了明代典章的演变，其中记载洪武六年（1373）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及当时采纳了礼部官员对品官祭祖的建议，大致与《明集礼》的规定相同；至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时这些规例才改变。《续文献通考》所提到的夏言上疏见于夏言的文集中，疏中有三议，其一是“定功臣配享”，二是“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三是“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7]第一事与本文没有多少关系，且不论。有关始祖祭祀，夏言先引述程颐的提议，认为“家必有庙，庶人立影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是一种定例，进而认为“至朱熹纂集家礼，则以为始祖之祭，近于逼上，乃删去之，自是士庶家无复有祭始祖”，是朱熹对此例之修订。夏言以“报本追源”、“礼当通于上下”为理由，提议应回复到程颐的主张上。不过，他认为，尽管庶人也是“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但表达的形式，“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祭祀没有在庙中供奉的祖先的办法，通常是把名字写在纸上，仪式完毕后烧掉。夏言这个提议，对确立庶人祭祖的合法性有影响，但是不一定与庶人建立祠堂合法化有关系。

夏言的第二个提议，则对祠堂兴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续通考》在引用他的奏疏前，作了如下解释：“阅大明集礼，国朝品官庙制未定……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着令，而其享于寝之礼，略同于品官。”这一段话，出于《大明会典》卷九十五，礼部五十三，《品官家庙》条。夏言以相当长的篇幅，概括了历代有关七庙、五庙、三庙的观点，但是重点放在程颐所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异也，皆至高祖服。既如此，则祭亦须如此。”他认为：“庶人祭于寝，已无可说矣。”但是，他求皇帝下诏，除去一切三庙、二庙、一庙、四世、三世、二世、一世之制，“使大小庶官皆得拟而为之”。最后一句话中“大小”两字非常重要。以往的讨论，停留在三品、四品官建家庙之分别。现在的提议，是所有品官都可以建家庙。这样一来，夏言奏疏在实际效果上对后来祭祖礼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就法例条文上看，明代后期好像改变不大，万历《大明会典》仍然沿用正德《大明会典》的文本，还是和《明集礼》一样，在《品官家庙》章内规定了对庶人祭祖的限制，其中“祠堂制度”“时祭仪节”“家庙图”等内容都是原原本本照搬《明集礼》。可见，经历了嘉靖年间夏言奏请改革祭祖礼制之后，在法律上仍然保留着品官可以建家庙，庶人只可以在正寝祭祖的规定。但在实际应用中，在夏言奏议改制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政府放宽了建家庙的条件，各地建立家庙的数目也明显增加了。

夏言疏议改变有关祭祖和建立家庙的礼制规定之后，品官建家庙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虽然从字面来看，这个法律没有赋予庶人建家庙的权利，但是我们须明白这个法律可以被很巧妙地运用，只要可以找到一个五代前有资格建家庙的祖先，即使庶人，亦可以这个祖先为核心，建立有合法依据的家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