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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第1页）

第十章日本

日本人口的渊源尚有争议。我们不知道最早的居民什么时候来到日本列岛。尽管在更新世时代日本与亚洲大陆是断断续续地连在一起的，但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前人类（prehuman）灵长目的遗存，连最早的人类化石也没有发现。已经发现了印度象和其他热带动物的遗存。倘若这些动物能跨进日本，人也应该能进入日本，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考古的帷幕直到新石器时代才揭开。约在公元前1000年，日本三分之二的北半部为一个奇特的虾夷族人所占据。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被认为是高加索人种的边缘遗存。然而，晚近的研究把他们和澳大利亚土著联系在一起。也许他们是与东南亚人体类型一致的古老民族，由于生活在云遮雾障的北方环境中，他们的肤色比其南方的祖先失去了更多的色素。他们的肤色浅，头形长、面部宽、鼻子短。他们的眼睛呈圆形，而不是呈杏仁形。他们的络腮胡子浓密，体毛众多。稍后出现的日本人体毛较少，络腮胡子亦少，他们始终称虾夷人为毛人。最早的虾夷人文化可以部分地依靠考古发现来构拟，亦可以靠迄今尚存于日本北部的虾夷人的生活来构拟。

虾夷文化是北极圈共生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以捕鱼和采集为生，住的是地穴，用的是新石器：磨制的石凿、磨制的弹射骨矛等。他们用粗沙烧制有绳纹的陶器，这种陶器与北美东部林区的印第安人烧制的陶器难以区别，换言之，他们的陶器是典型的早期烧煮器的北极区模式。

虾夷人的社会组织取小型村落的形式，每村住一个奉行图腾崇拜的族外婚氏族。换言之，每一个氏族以一种神圣的动物命名，对这种神圣的动物抱特别崇敬的态度。他们的宗教是自然神崇拜，不仅崇拜太阳和雨水之类的自然力，还崇拜瀑布、岩石、树木和其他的自然力。他们最重要的崇拜以对神的崇拜为中心。熊是他们这个生存环境中最危险的动物，也是最大的供人猎食的动物。熊被视为另一个部落的人；没有外人在场时，它们就脱下皮大衣，与别的人行为无异。每当猎杀一头熊，虾夷人都要举行特别的仪式以安抚其灵魂，让这头熊的灵魂给其他熊传递信息：如果它们让虾夷人捕杀，它们就会受到良好的待遇。事实上，时至今日，虾夷人仍然因袭这样的习俗：捕熊仔喂养，把它作为村里人的宠畜，对之抱以敬畏的态度，直至它被用作祭祀中的牺牲为止。

与虾夷人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南部的早期居民，似乎很早就以农业为生。他们带来芋头，也许还有稻谷。不过他们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捕鱼为生。他们的居住区建在海边，其文化考古实物稀少，因为他们修建房屋和制造工具都使用易朽的竹子和木材。他们不烧制陶器，使用的石器也极少。显而易见，这个南方的民族在体型上颇像原始马来人：身材粗短，皮肤黄褐，体毛极少。他们的面部扁平，鼻子不高，嘴唇薄，眼睛平直。

南部的这些居民和北方的虾夷族，处在大致相同的文化阶段，他们之间的疆界来回波动了一段时间。双方都是尚武的民族，然而由于南方人发展了农业，可以支持较多的人口，所以他们逐渐向北推进，迫使虾夷人不断后退。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又一个民族从朝鲜半岛侵入了日本。他们带来的东西有青铜兵器、陶器和发达的农业技术。虽然他们人数较少，然而他们依仗着自己优越的文化四处推进，征服了新石器印度尼西亚型民族占领的南方，把这群被征服的人组织起来同化掉了。虾夷人的祖先被推到北方更远的地区。自此，虾夷人就留在北方，他们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微乎其微，唯一的贡献是使南方的邻居不得不保持军事上的戒备。从一开始，日本文化就有一个武士阶层。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阶级自始至终占支配地位。相反，在中国文化中，武士却处在次要地位，他们被视为保卫士农商的力量，令人遗憾，又必不可少。

日本的早期历史难以重拟，因为日本扎实的考古发掘工作微不足道。日本人学会写字做书面记录的时间非常晚。传说故事靠口耳交流世代相传。直到公元552年，书面历史记录才开始。那一年有一些朝鲜的书吏和传教士进入日本。而且，从一开始，日本的历史就受到宣传活动的影响，这种宣传活动受到宗教热情和爱国热情的强化。这样的背景不利于做出准确的历史记录。到6世纪时，日本人与富有历史头脑的中国人发生了接触。于是他们感觉到自己也需要写历史，遂开始凭借世代相传的故事来编造历史。彼时，日本尚分裂为许多小型氏族。每一位书吏着手写历史时，都带着虔诚的意图，希望他写的历史显示自己的氏族自古以来就是统治整个日本的氏族。当现在天皇家族的始祖成为支配日本的统治者时，歪曲历史，声称自己自古以来就处在各氏族之上，显然对这个家族是有好处的。同样，这个氏族创生的太阳女神被抬举为天照大神，被放到神殿里的高位，当今的天皇号称是其后裔。其实，她原来无疑是一位小神。

这个氏族最终取得对其他氏族的支配地位，其首领僭称自己是天皇时，日本帝国因此而诞生。此时出现的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社会，里面残存着许多氏族制成分。日本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首领。但是，由于帝国是中央集权制，氏族组织随之瓦解。氏族组织被扩张的大家庭取代。大家庭是父系续谱的血亲群，由若干人组成，比原来的氏族小，亦不会跨越不同的阶级。社会由四个阶级组成。底层阶级叫秽多[1]，即被遗弃的人。这群人的起源尚不清楚，其核心大概是前帝国时期的战俘奴隶，不过它后来扩充到包括各种各样的被遗弃的人、罪犯，甚至偶尔还包括一些贵族。这些贵族是应该切腹自杀却没有勇气自尽的人。

秽多之上是平民，平民分为种植者、手工匠和生意人。从事种植的农民在经济上处于运气不佳的地位，因为谁都可以向他们征税，但是他们有社会威望。务农本身是光荣的职业，甚至连武士也可以改行务农而不至于失去他的武士身份。手工匠人比农夫的地位略低。

起初，日本商人的地位低贱。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锁国时期”，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在此期间，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来了。为了控制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氏族坚持说，每一位贵族都必须住在京城，要不就从本家派一位管家住进京城。原有的封建经济是一种生产型的经济，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奢侈的货币型经济，因为贵族及其家眷居住京城后，必然要用现金买礼节需要的奢华的衣饰，要用现金维持其威望所需的住宅。

日本历史上始终存在着行会和工联，它们主要在奢侈品制造中心活动。组成行会的日本城市工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驯服的下层阶级。如果他们觉得受到贵族的虐待，有组织的行会就要回击。由于城市里集中的人口越来越多，商人遂开始发财，而贵族则维持住了自己的威望。商人也逐步获得了威望。在日本开放之前的一百年间，一位破产的贵族可以通过娶富商的女儿，做上门女婿而重新获得家产，成为富豪。日本人的家庭没有嗣子时，有招赘的习俗，即挑选一位有出息的年轻人作为嗣子，让他改姓。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一些最富有的日本商人家族就是这样用招女婿上门的办法而组建起来的。

贵族构成世袭的武士阶级。因为贵族从农家娶来的小妾所生的庶子也算贵族，所以贵族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地位最显赫的幕府将军这一名号意为“凯旋将军”，它最初是天皇给北部戍边将军的封号，日本人与虾夷人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战争。后来，幕府将军成了僭越皇权的世俗统治者的名号。幕府将军之下是大军阀，名曰大名。大名之下又依附着较小的首领和武士。日本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权力过多地集中在上层，欧洲的骑士直接剥削自己领地上的农奴。在日本，赋税由大名征收，然后才由他们分配给下层的贵族，这就使贵族的高贵地位依附于大名。贵族家的长子继承父亲享受军阀赏赐的津贴，如果贵族家庭无子，它就会失去享受津贴的权利。失去了特权的武士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叫“浪人”。他们在军阀的手下当雇佣兵。他们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中招之即来，他们许多人在国外服务。因此，数百年间泰国国王的卫队是由日本浪人组成的。

武士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准则，叫武士道。他们有独特的服饰，独特的社交礼节。他的护身甲由金属片做成，是用真丝仔细缠绕捆扎而成的。这样的铠甲能抗住刀砍——日本人的战刀只能用来砍杀。这种战刀能进入世界上加工最精湛的刀剑之列。将低碳钢和高碳钢逐层叠加，经反复锻打、折叠和焊接，就制成了这种战刀。最好的日本战刀的叠合层多达两千。

日本人与西方接触后，封建制度强加于人的服从和自律模式证明是显然有利的。它们给日本民族提供了一群爱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广大的民众经过训练愿意追随这些领袖。漫长的封建主义使日本人能够动员民族的精力，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对他们有价值的成分。毋庸赘言，西方的军事战术是日本人最热心吸收的文化成分之一。

处在社会阶梯最上层的是皇族。皇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原来，皇族仅仅是一个最强大的贵族氏族之一的首领。后来，他们被视为神的后代，被赋予神圣色彩，并且与其他贵族家庭区别开来。虽然皇族的婚姻只允许族内婚，但是王子可以从其他贵族家族中纳妾。小妾生的庶子，根据日本人按父系续谱的习俗，也被认为是具有神圣的血统，而且拥有皇家完备的权力。于是皇族的血统越来越扩大。每当幕府将军与天皇发生麻烦时，总是有许多王子可供利用，幕府将军可以遴选其中一位王子来取代难以挟制的天皇。常用的手腕就是逼迫天皇退位，要他让位于一位年轻而听凭摆布的王子。

日本历史比较能确认的最早年代，大约是公元200年。在邪马台女王（EmpressJingo）治下时，日本入侵朝鲜。我们了解这一年代，不是从日本的史料，因为当时日本尚无史官，而是靠朝鲜和中国史官的记录。邪马台女王似乎是日本中部地区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她成功地团结了足够多的氏族，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向亚洲大陆的征伐。邪马台女王使一个大致是中央集权的日本与亚洲大陆发生接触，为朝鲜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日本铺平了道路。

公元284年，应神天皇（EmperorOjin）从朝鲜请来一位圣人担任顾问。这位谋士首次把汉字传入日本。但又过两三百年，文字才在日本牢牢扎根。只有等到7世纪时，日本才接受亚洲大陆的文化和学问，成为开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座佛寺到公元600年才建成。它是在摄政王圣德太子（ShotokuTaishi）督导下完成的，圣德太子被称为日本佛教的始祖。公元645年，大化革新的发动者孝德天皇（EmperorKotoku）发动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运动。这位发动改革的天皇还用过其他一些名号，根据日本风俗，他出生时取乳名，长大后取学名，还可能另有一个尊号，去世后还有一个谥号，如此等等。然而，无论用何名字，孝德天皇都认识到自己的人民不如亚洲大陆上的文明民族，他痛下决心有目的地改变这种局面。这一改革打上了日本人心理的印记。这种心理经久不衰地维持至今。日本人从古至今都愿意学习其他民族的思想和发明，从中得到实惠，虽然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和忠诚仍然是日本人的态度和忠诚。

孝德天皇不仅试图使自己的人民受教育被开化，而且努力重组氏族政治，加强中央政权，当然所谓中央政权就是他的氏族的政权。他还努力给平民以更多的认可和自由。在这次借用外域文化组织日本文化的改革中，日本人接触的主要是朝鲜人。在下一个世纪中，日本人离开日本列岛走得越来越远时，他们才发现，文明的中心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他们过去模仿的朝鲜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手翻版。于是，天皇就派遣若干使团去中国学习，命其就中国的各种制度写出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事件，是日本历史记录上唯一的壮举——除了若干世纪之后日本历史上一个相类似的事件之外。在这次派遣使团的壮举中，一个国家有意识地着手按另一个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形态结构。遣唐使在中国羁留了20年左右。在此期间，他们遴选了各种各样最有出息的工匠，鼓励各行各业的工匠把漆器、瓷器、珐琅等技艺跨海带到日本。他们还请许多朝鲜和中国的学者到日本，甚至劝说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学者和工匠到日本去。

于是，在七八世纪的日本发生了一场改造日本生活的运动，这次革新和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发生的革新相似。这两次革新对日本生活的重组，都以同样的心理需求为特征：感到自己太不如人，渴望赶上并超过世界各国。[2]

按照中国的路子改造日本文化的企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失败。彼时的中国，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和职业官僚阶层已在形成之中，在以后的一千年中，科举制度和职业官吏制将维持这一形式。虽然日本人试图把这一制度引进日本，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获成功，因为日本贵族的主体仍然目不识丁。当时的日本学者为数极少，日本尚无文学和哲学，没有创立中国式文学和哲学的基础。在中国，封建贵族实际上在汉代之前已经毁掉了自己。在日本，封建贵族从未遭到毁灭，中央政府能控制封建贵族的时间非常短暂。结果，日本人委任官吏是靠“任人唯亲”，没有预选官吏的措施。既然日本人有强烈的对家族和氏族的忠诚模式，所以政府官职趋于世袭，趋于不考虑官吏的诚实和能力。

大化革新之后，把统治权集中于天皇一身的努力归于失败。经过几代能干的天皇之后，这条路线开始消亡。日本人用非常典型的方式去对付这次中央集权的努力，他们维持了天皇的傀儡地位，赋予他越来越多的神性，同时把中央控制权从一个大的氏族转向另一个大的氏族。自9世纪至19世纪，天皇被他的神性和围绕他的禁忌捆住了手脚。比如，天皇静坐时要一动不动，因为如果他的头转动，他目光的方向就会发生地震。他的身体非常神圣，以至其头发和指甲只有在他睡熟后才能修剪。他的个人用品以及他触摸过的一切都是禁忌。皇帝每一次用膳的餐具都必须是新的，用过的餐具立即被销毁。这是皇宫里使用劣质价廉器物的借口。

最初，世俗统治者很敬重天皇，后来，他们的尊敬有所减弱。他们越来越把天皇视为纯粹的象征。神圣的天皇与世俗统治并存的制度在源赖朝[3]的统治下固定成型，源赖朝担任幕府将军的时间是在1186年至1199年。当时两个大的氏族（平氏和源氏——译注）正在激烈交战，其余较小的氏族也参战。源赖朝为首的源氏胜出，于是他着手重组帝国，以便他自己控制。此前，日本人并不特别好战，氏族之间的世仇争斗当然是有的，然而自从源赖朝重组帝国以后，确定无疑的好战阶层出现了，因为这一次帝国重组还涉及官职和俸禄继承模式的变革。这个好战的阶层统治日本，直至19世纪中叶日本的政治改革为止。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美国海军将领佩里[4]访问日本之后发生的。

1192年，源赖朝被授予幕府将军的称号。这一称号并不新鲜，但是在源赖朝之后，它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具有了军事独裁者的意思。源赖朝保留了天皇和京都的宫廷。但是，在没有摧毁过去的文职官吏制度的情况下，他建立了由他控制的军人政府。他与强大的佛教高僧讲和，在各省任命了军事长官和征税官。源赖朝是一位政治天才，他建立的双重形式的政府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历时650年之久。

到18世纪时，幕府将军（Shogun）也成了傀儡。一个统治家族夺取了政权，另一个统治机构就建立起来了。在欧洲化和明治维新之前的两百年中，政府机构包括神圣的天皇，可他处于极端遥远的背景之中，并且被完完全全捆住了手脚；包括天皇之下的神圣的幕府将军也被捆住了手脚；然后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是丰臣秀吉[5]的后裔。丰臣秀吉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政府给日本人的训练为后来发生的变革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