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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与宽容 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重大理论精神（第1页）

二、对话与宽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重大理论精神

与“自由”精神相伴随的是，“对话”和“宽容”精神同样构成了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精神。如果说与“自由”相对的是“僵化”和“专制”，那么，与“对话”和“宽容”相对的则是“独断”和“霸权”。辩证法的理论精神既与“僵化”和“专制”相对立，同样也与“独断”和“霸权”相对立。

从哲学史上考察，“对话”与“宽容”乃是辩证法的本源性含义。

考察词源，“辩证法”来源于形容词“dialektiktikos”的阴性的名词化，而“dialektiktikos”又来源于动词“dialegomai”或“dialego”。词根lego有两层含义：一为“摘取”“挑选”，二为“谈论”“言说”。“dia”为介词，常作前缀与不同的词组合，意为“通过”“来自”“达到目的”，有“dia”和“lego”组成的“dialego”和“dialegomai”，基本意思便是“相互谈论”和“有条理地说话的能力”，稍加转义便变成一般性的“对话”或“讨论”，由此形成的“dialektiktikos”就成为一种通过对话和辩论而达成论证的方法和学问。[9]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最早源于古希腊的论辩传统，其最原初的意思指一种“对话”的思想方法，即通过对话、相互的辩论来揭示命题或事物的矛盾，并从矛盾中得出某种相对确定的结论。苏格拉底以“自知自己无知”为前提，通过与别人的“对话”，进行着他的“辩证法”的实践，其最根本的旨趣在于揭露雅典人的盲目自大，并试图使他们从自以为是的独断中清醒过来。伽达默尔在谈及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原初动机时评论道：“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即某物‘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以怀疑说出了某物的人也有可能不知道他正在说什么的经验为基础的。正是修辞术和一般所接近的信念才使这种无知十分危险。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有希望消除这种危险的新艺术。这种新艺术可以消除一切知识和见解，最终将会被搞混乱这种危险的方式引导讨论。”[10]也就是说，辩证法始源的理论旨趣即在于通过“对话”和“论辩”，来颠覆居于“主流地位”的僵化的“思想霸权”，以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自相矛盾”和“飘浮无根”。可见，辩证法在其本源处彰显出一种宽容的、自由的心灵习性，表达出一种对独断、独白和霸权进行抗议和拆解的意向，因此呈现出十分鲜明的理论思想上的“对话”和“开放”精神。颇具意味的是，这种心灵的自由习性和理论上的对话意识在一开始就遭受了独断力量的扼杀，苏格拉底“对话”的辩证法所彰显的对话和开放意识被雅典法庭宣判为“亵渎宗教”和“毒害青年”，这位辩证法的奠基人也终于被阻隔言路、排拒对话的社会力量迫害致死。

可见，辩证法在其诞生之始，就表现出了一种要与“独白”“绝对权威”及“思想霸权”等一切阻绝言路的独断倾向划清界限的强烈动机。

辩证法的这种“对话”维度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曾一度被实体本体论的专断权威所窒息，但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和生活世界转向，辩证法的“对话”意义又获得了新生。在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那里，交往和对话的话语实践成了着重阐发的思想主题。在哈贝马斯、伯恩斯坦、阿佩尔、伽达默尔等人看来，辩证法根本不是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的系统，而是对话、交往的活动和实践。对话和交往构成了人本源性的生存样式和生存经验，正是在“对话”、消除话语扭曲、促成人类共同体形成的实践中，“生活世界”的理性才真正成为可能，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才被真正超越。

“对话”精神与“宽容”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宽容”，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解释。翻开权威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的解释是：宽容（来自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意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有如此界定：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宽容要求作出正确的、给不同意见留有余地的判断。至于人们在生活中对“宽容”的理解就更加多样了。如孔夫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们常说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等，都是对“宽容”所做的某种诠释。所有这些，如果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即所谓“宽容”精神，在本质上就是对差异、区别、矛盾、多样性的一种容忍精神，因而也是一种对抽象的“同一性”“绝对性”“总体性”和“实体性”的话语霸权的反抗和批判精神。辩证法并不涉及具体学科关于“宽容”的种种特殊理解，但是，它在理论精神上与具体学科对宽容的吁求和论证有着深层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辩证法允许各种相反的异质的观点充分地表达自身，并在此过程中使双方抛弃原先的僵硬对立，走向某种综合。它内在地要求在“对立”和“矛盾”中思考，因此辩证法的理论精神是一种对矛盾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容纳精神，是一种对抽象的“同一性”和“实体性”的拒斥和批判精神，而这一点，正是“宽容”的精髓。

更进一步，从学理的角度考察，辩证法所彰显的“对话”和“宽容”精神是在对知性形而上学独断和专制性的超越和克服中显现出来的。在哲学发展过程中，辩证法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理论范式有着根本区别的崭新的理论范式。辩证法是作为知性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和超越者而出现的，而知性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独断性”和“专制性”，它在根本上所代表的是一种“拒斥对话”“绝不宽容”的理论思维方式。辩证法作为一种试图取而代之、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理论范式，其重大旨趣就是要消解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专制性，以彰显和捍卫“对话”和“宽容”的心灵习性。

知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的。……他们认为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本身自足，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11]。它包括如下几个重要特点。（1）有限性和片面性。它在进行认识时，所依靠的主要认识工具是抽象理智的知性规定，而“凡是直接地、个别地得来的思维规定，都是有限的规定”[12]，“判断的形式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13]，“有限性”和“片面性”是知性思维的本质属性。（2）排他性。知性思维总是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规定性，即使各种规定性处于关系之中，“但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的孤立有效性”[14]；它总是执着于有限的、片面的知性规定，并把它视为固定的、独立自存的东西，视为自始至终的真理本身。因此，它总是排斥与之相反的其他规定，把其他规定视为真理的“反对物”予以否定，“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15]，这也就是说，“排斥异己”“同而不和”构成了知性思维方式的又一个本质属性；（3）独断性。知性思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便成为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为真，而另一必错”[16]。它的箴言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它不承认差异，不承认矛盾，不承认多样性、灵活性和复杂性，只知道一意孤行地把抽象的同一性凝固化和绝对化为真理本身。

以上三个内在联系的特征清楚地表明，知性思维方式是一种坚持抽象的“同一性”而拒斥“差异性”和“多样性”，坚持孤立的“实体性”而反对“否定性”和“矛盾性”的思维方式，因而其本质上是一种“独白”性的、拒斥对话的、不宽容的思维方式。

纵观传统形而上学漫长的发展过程，它由于固守知性思维方式，因而对“同一性”的追求，构成了它最为强劲和持久的理论冲动，并几乎席卷传统形而上学的所有流派，控制了几乎全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这种哲学就是我们前面称之为“实体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简称为“实体主义”或“实体论”哲学）。

“实体论”哲学的理论使命十分明确，就是要为这纷繁复杂的世界确定一个绝对的中心和最终的基础，要替此岸世界的人们找到一个可彻底阻止理论无穷后退，可从它出发说明一切的最后根据。也就是说，它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具有最终裁判权的最高权威——这个最高权威就是那唯一的、绝对的“实体”。

“实体论”哲学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哲学派别所设计的“实体”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共同地贯彻着知性思维方式，并且由于贯彻着这种思维方式，他们所设计的“实体”都分享着如下共同特征：

（1）绝对真实性与完美性。它是在现象背后并规定着现象的纯粹的超验本质领域，现象虚幻不实，“实体”才是真相所在，它是避免了任何虚假、错谬玷污的“本真存在”。

（2）它绝对同一，永恒在场。实体统摄一切“差异”于“同一”中，统摄将来与过去于现在的永恒中，它是“一元性”、普遍性的“绝对统一体”。

（3）它是终极的目的与价值源泉。它提供永恒的真理，提供与历史无关的价值原则与价值框架，为正义、美德、善行等奠定一劳永逸的最后基础。

可见，“实体”就是一个具有最后“发言权”的最高权威，一旦我们捕获了它，一切就都找到了安稳的依靠，找到可无条件服从的力量。它是“一”，但可以决定“多”；它是“点”，但可以统治“面”；它是“孤家寡人”，但可以操纵“芸芸众生”。

很显然，贯彻知性思维方式并由这种“实体”所操纵的世界，必然是一个拒斥对话的、不宽容的世界。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其“独断主义的真理观”和“排他主义的道德观”上面。

根据实体主义哲学的逻辑，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在事物背后决定着一切的“实体”，它具有铁一般强硬的客观性，人们“追求真理”，无非就是要克服人的主观性，去服从既定的先定本性。然而，有谁能够克服人的“主观性”，去直面那人之外的“实体”呢？很显然，普通人“凡心”障蔽，肉眼凡胎，很难真正超越一己主观的屏障，去达到一个更高的“客观”立场，从而达到对真理的把握。只有少数的“智者”、慧目过人的“英雄”、天赋卓异的“能人”才能够直面真理并与真理同在，如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王”、黑格尔哲学中作为绝对精神神秘合伙人的“思辨大师”等。

于是，到最后，那些少数的“能人”“智者”和“权威”们便成为真理的化身，靠近他们便是靠近“真理”；服从他们就是服从“真理”；反之，也就等于背叛和远离“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