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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诠释学与理解现代科学（第1页）

四、诠释学与理解现代科学

在理论建构和当代实践的双重考察之下，不难看出，当代科学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开始注重从诠释学维度对科学进行分析，建立稳固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已渐成共识。如克里斯所言“最受人关注的是利科，他一直坚持‘诠释学是一种哲学而非方法’的主张，少数受欧洲大陆思想影响的哲学家们（希兰、伊德、基西尔、科克尔曼斯）等人具有科学与现象学—诠释学的双重背景，……科学哲学家劳斯也在有效地利用诠释学的理论。”①乔治·坎姆比斯（G。Kampis）则认为，受根深蒂固的诠释学先哲们对诠释学分析因素的影响，诠释学很难作为一种方法直接介入到自然科学研究中去，除非将诠释学重新解读为与信息的获得、处理和增殖相关的行为方式。他将当代（非传统的、新的）诠释学理论核心内容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1）有公开的会发生演变的信源；（2）整个过程中有历史因素；（3）关键要素是有一个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属性；（4）存在某种程度的循环。①坎姆比斯标新立异的论述撇开了将诠释学适用于人造意义、人类语言等论断的老生常谈。在他看来，诠释学应该突破其理论传统的局限，不再仅限于分析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或者局限于言语解释与元理论层面上科学语言的研究（如专业术语）。概而言之，这种观点基础上的诠释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并获得了有效提升，诠释学既被认为是科学，也逐步在科学理解过程中扮演主体性角色。②

（一）当代科学发展趋势与诠释学因素的呈现

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分析并非萌发于对当代科学的反思，从西方分析的科学哲学占主流地位开始，就已经有学者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质疑，并且有从诠释学层面对科学进行解读的趋势。到了20世纪初期，对科学进行诠释学域面上的定义就已经广泛传播开来。例如哥本哈根学派（主要成员包括玻尔、玻恩[Born]、海森堡[Heisenberg]、泡利[Pau-li]及狄拉克[Dirac]等人）对量子力学做出的诠释被誉为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其一表现在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即测不准关系）的提出——海森堡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意向对象外在于认识主体，物理客体服从因果律、具有程度上的经验可观性。而量子力学中的自旋、不相容原理等与经典物理学不同，所以他采用了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意向性结构；作为私人意向性行为的观察可以改变实在的物理呈现。对微观客体的行为和特性做出实验观测进而得出观测结果之间关系的规律需要依赖人工的帮助，这个过程中无法排除主体的干扰及主观成分的介入。因此量子理论是主客观要素的结合体，量子现象具有主体与客体的不可分性，人们观察到的并不是微观客体本身的行为，而是从宏观仪器上呈现出来的实验观测结果推断出来的结论。其二在于该学派提出的量子跃迁及其在哲学意义上的扩展——互补性原理和互补性的意向性结构。量子跃迁是量子物理的基本概念，微观粒子的运动是不连续性使得测量两个彼此相连的变量遵循测不准原理，同时精确测量这两个变量就不可能；描述微观粒子的波函数是一种几率波，在宏观领域中成立的因果定律和决定论在微观领域不成立。从实验中所观测到的微观现象只能用通常的经典语言做出描述，微观粒子呈现波粒二象性佯谬是用经典语言描述的结果，因此经典语言描述的微观现象既是互补的又是互斥的。

现在，人们对于量子力学基于诠释学视角下的分析已经司空见惯，而在20世纪，这样的解读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量子力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反直觉与反日常经验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偶然事件或突发事件也会对研究的进程造成极大的影响。戴维·玻姆对量子力学的量子势因果解释就是对于量子理论的本体论说明。而自然科学的诠释学分析不仅体现在量子力学领域，在生物科学中也可以找到很好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①

20世纪之后的科学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生物科学的蓬勃发展及新兴观点成为科学诠释学应用的最佳体现。物理学和生物学交叉的必然性也反映出人们对20世纪末期科学协同作用的普遍接受。生物科学的众多范例也可以很好地使人们理解科学诠释学在多元背景与旨趣下对研究对象（文本）的科学分析，与生物科学相关的生物物理学及生物化学等新领域的探索促进了生命活动的物理及物理化学过程研究，例如对生物大分子及大分子体系结构分析就解释了生命活动过程中活跃地作用于大分子之间的甲基、酰基这样的基团、水分子和金属离子，在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时，不仅引发大分子的构象变化，并且自身参与其中。另外物理学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应用，不仅包括物理学技术实验方法的应用，还包括物理学理论和物理学思维方式的应用。

诠释学分析在以往生物科学研究中的缺失就是由于没有考虑到诠释学在生物科学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诠释学并不局限于生物学的研究工具，而是实际地存在于生物科学之中。其实，诠释学因素相伴于生命肇始之时，生物科学的研究都可以认为是建立在诠释学分析的基础上，尽管该学科可能并未意识到诠释学在学科中的应用。对在生物学中的诠释学分析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人类交往、语言与文化中符号的使用；二是这种生活符号学是科学诠释学的一种形式，生物学中对于生命的阐述是基于物理化学方法论的实验室产出，在庞大的原有概念系统覆盖下的有关基因的论述。①

如果考虑生物学中的诠释学因素，势必对朴素的唯物主义造成批判，而这种批判并非源自诠释学而是其内部领域。尽管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确如其实。例如群体遗传学的研究就是针对生物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它的开创者之一霍尔丹（J。B。S。Haldane的科学思想之一就是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研究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规律，包括带来这些变化的选择效应与遗传突变作用、迁徙等因素与遗传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重构，不仅补充和发展了达尔文遗传学说，并且促进了当代生物演化理论的发展。

宏观地说，遗传信息并不是只以物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以语境调制（textualmodulations）的主体形式出现，甚至最基础的代码系统也被认为是与生命过程相关，把其自身当成积极参与该过程的生物学产物。②例如，线粒体中存在的交替遗传代码组提供了生物学与控制信息之间的相关性，这种遗传机制在今天仍旧被看作是重要的动态现象而不是作为简单的结构性质。坎姆比斯将其命名为“分子诠释学”（molecularhermeics）旨在表述在生物学的某些现象。例如遗传工程中，生物复合体的结构从属于功能。在一些特殊的刑事案件使用生物技术手段的过程中，通常也存在着后天条件对先天个体的影响。例如同卵双胞胎的DNA相似度非常高，在区分上有很大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抗体库基因差异法”进行区分。因为哺乳动物在出生之后，由于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即便是同卵双胞胎，由于后天生活环境的差异也会导致个体随着环境形成自己特有的抗体库基因。除此之外，大量研究表明，DNA甲基化（Dion）能引起染色质结构、DNA构象、DNA稳定性及DNA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方式的改变，从而控制基因表达，是最早发现的修饰途径之一，“甲基化修饰”广泛存在于人体细胞基因组的各个片断，从而决定该基因的表达情况。

除分子诠释学之外，生物学研究中的诠释学因素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细胞逻辑与免疫系统等之间的自我修正与复制以及生物的进化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循环过程。传统生物进化论认为生命的繁衍是自然与有机生命体之间单向性的交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今，这种理论已经被协同进化论所取代，自然选择只是物种进化的一个方面，它只能使生物适应当前环境，而进化功能则是潜在的适应能力。协同进化的观点是说生物个体的进化过程在其非生物因素和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下进行，因此某一物种的进化必然会对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产生作用，从而使其他生物发生变化，反之又会受到变化的其他生物的影响。两个或多个单独进化的物种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适应系统。美国科学家在对帝王蝶（monarchbutterfly）生命及季节性长途迁徙周期的观察与研究之后，宣布破获了帝王蝶的基因组序列，从而揭开帝王蝶长途迁徙识别方向之谜。不仅如此，作为首个长途迁徙标志性基因组成果，科学家在掌握帝王蝶基因、行为与生理适应性等因素之后，试图将其研究成果作用于人类生物学及与人类类似的生物群体研究中，期待可以解决时空变化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利用新的理论解释生物钟基因突变导致的其他疾病发生的病理研究。

从生物科学的视角来观测与其相对应的诠释学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主观方面，人类的每一行为必须根据它们的整体性，按照它们的相互影响来解释；客观方面，解释对象的整体可以被设想为所要解释的对象所隶属的文化体系，理解只有在逐步地解释的程序中被拓宽和确证。

生物科学研究诠释学分析的他显建立在生物学研究受外源性因素的操控之上。我们知道，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中，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性状发生转变，该项技术的研发在解决人口膨胀及粮食与资源紧缺问题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和技术弊端。2012年9月法国凯恩大学科学家Gilles-Erii在经过两年的实验后指出，用某公司研制的转基因

玉米（NK603）喂养的实验鼠长肿瘤的数量与几率都非常高。导致此结果的原因，推测为转入基因的过度表达导致了玉米蛋白组织的改变，影响了实验鼠的内分泌环境，使实验鼠生化紊乱。由此得出结论，对转基因食品的使用、农药的制定须慎重，并且须经过仔细评估与长久的研究，从而权衡转基因食品的利弊。这种说法遭到众多学者的质疑，例如研究者质疑该实验对照组数量太少，没有合适的统计分析，无法成为有效的证据，并且指出这个大鼠品系本来就很容易染上肿瘤，甚至该结果的产生可以用随机误差来解释。该事件的发生不仅引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更说明当代科学研究受到众多外源性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某些利益集团以宣传为目的的操控。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富含意义的人类交流是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科学家认为诠释学对事物的描述只有一种方式，当对人类活动采用诠释学的方法时，人们必须将诠释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的语言，以此来稳妥地描述那些诠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想使用诠释学语言或是其他非物理学的语言，必须讲清楚必须这样做的基础性外部条件。与生物学学科同样获得大量研究成果的领域都迫切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从旧机体生物学理论到模型概念的改进再到生物符号学理论的建立等。有些学科采用循环适用的方式，有些学科则开发了非正式的专业术语。①生物学整体论就有很多独立性很强的理论。甚至一些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存在诠释学因素的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与查尔斯·泰勒）从海德格尔的实践整体论与蒯因和戴维森的语义整体论之间的差异中，寻找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的知识论与政治学立场，试图以此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诠释方式与旨趣的不同，以此回归到狄尔泰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划分。②

“分析哲学与诠释学在回溯（atavistic）倾向方面是相似的，这种回溯倾向是为了建构一种规范的方法论以便说明意义和理解的观念。”③以上论述可以表明，尽管分析哲学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对于生命科学的复杂性是无法通过物理学的语言详尽地描述的。诠释学作为方法论的出现，使得诠释学的自我反身性解释能够为理解生物学研究提供详实的解释基础。比如反身性能够阐明认知学家丹尼特生物体感官意识，①或是像诠释学一样直接用主体间性来讨论一种现实的主体而不是反思式的逻辑的主体。

（二）当代科学研究的多元理解特征

美国当代哲学家唐·伊德运用现象学的变更概念，分析图形的多元化视觉，他对图形变形所看到的不同视觉图像做出文字说明，②由此观察者很好地观察到了二维图像在三维空间中的倒转现象，这种经验成为观察者之后的前见。见图7。2，这是一个内克尔立方体，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不自觉地对这个图形所表现出来的放置位置做出判断。我们首先会把它想象为日常观察角度的形状，之后经过仔细观察，立方体也可以以翻转的形状显现出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对平放着的立方体更加熟悉。由于三维空间中的先验知识的存在，使得我们对内克尔立方体的放置方式做出二义甚至是多义的三维文字描述，这是一种视觉翻转效果。当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视觉翻转效果之后，这种认知马上得到提升并与当代的技术建立起联系。

比如现代医学核磁共振研究中已经使用内克尔立方体的知觉翻转观点。运用触觉错觉可以更好地揭示感官认知的内部机制，并且，触觉感觉的研究开发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触感技术屏幕在电话、液晶显示屏幕的应用就非常普遍。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前见的适存。前见在诠释学的理解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为了确保论题的科学性，要从事情本身出发来处理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他基于本体论的目的对诠释学循环进行分析从而推进理解前结构的发展。伽达默尔则通过对启蒙运动对前见贬斥的批判，指出前见是理解的条件，一切理解必然包含某种前见。由此可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经验现象的组成因素，都与现象的其他表象相关联，每一部分具有的特性总是与整体和其他部分相关。

基于这样的认识，希兰提出了多元化的视觉空间，从新颖的几何学角度来理解前见。希兰指出，人们对空间中的图形的描述经常与在经验中体现的图形不同。他认为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空间知觉结构是有限的双曲空间，并据此论证了视觉空间的双曲模型。人类感知是二元甚至是多元化的。人类可以从两种不同的维度去观察，一种是科学的欧式空间的角度，一种是日常的非欧空间的。“科学的”观测角度是关于科学几何学测量基础上的，它更注重测量过程的客观表述，关注几何学的数字符号与概念，是欧式几何学的潜在论证。日常的观测角度，一般是受文化影响的，是无意识状态下直觉观察的结果，它的描述注重意义的表达，更注重生活世界中的观察对象如何达到艺术感染的方式。两种观测方式都具有不同的前见，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我们可以用诠释学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先前判断。两种维度下的观测结果是文化与实践荷载的。

比如，我们用传统的欧式平面几何视角来观看图7。3，按照以往我们获得的知识，两条直线在不远处将汇于一点，直线之间的平行线平行而不等长；而在日常生活的可视空间来讲，就像站在笔直铁轨的中央眺望远处，我们清楚地知道，两条铁轨是平行不交错的，而枕木的位置关系是平行的且等长。这种现象说明，欧式空间与非欧空间的观察研究角度有各自的成形背景，并且前见作为不能摒除的因素被带入到观察中，得到的经验知识会影响后来的判断。希兰指出，非科学的前见（人类生命文化的因素）和科学的前见（测量设备的具体条件）通常在经验中互相干涉，“回到事情本身”的观点就是双重性的，就像量子物理中的不确定性原则与互补性原理一样。①从存在论角度上看，是指人类经验者与环境或世界的关联，而发生内在关系的双方都在这种相关性中得到了转化。②

绝对中立的观察与实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几乎不存在。

右图则相反。其实右图只是将左图倒置而得到的图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往往通过阴影部分的位置做出的判断。这是由于数百万年来，人们只有一个来自上方的光源—-太阳，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阴影部分应该在下方。光源在上即知觉的先验知识，它的形成是由大脑经历数年的进化固化下来的。那么，“光源来自上方”便成为我们不可避免的知觉之先验条件，是一种知觉的“前见”，而影响主观判断。这种前见是人类观察的基础且无法剔除，但我们通常却不会意识到。①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理论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指对隶属于多元实践的计算与技术的操控，另一方面指对构成本体论科学知识的人类文化。希兰的这样一种科学诠释学思想揭示出了现代科学研究发生的重大变化，伽利略时代起所构建的“物理世界”已经满足不了当代科学发展空间的需要，科学研究必须考虑到复杂性技术、权力旨趣等因素的影响。诠释学把科学视为通过研究寻求意义的人类文化形式。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深受学科间不同原则难以融合的困扰。科学诠释学恰好可以从后现代生活世界角度阐明学科间原则的特质，从而弥合这种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兰指出，成功的科学实践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哲学，科学不断地抛出形而上学的问题，把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局限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必须同时考虑到理论解释与文化科学实践的关系，才会得出正确的理解。科学事实作为事实的属性是寓于它作为诠释的属性之中的，正由于科学事实是一种基于特定概念框架或理论背景的诠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不仅具有客观意义，而且能被看作科学的经验基础的事实。“事实性”揭示了科学事实的价值和地位，“诠释学的”研究背景则蕴含着科学事实的可能性条件。

从诠释学—现象学的视角上来理解科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基西尔（TheodoreJ。Kisel）指出排斥科学诠释学的论点中的缺陷，科学的“诠释”包含海德格尔的实践诠释学的作用。科克尔曼斯（J。Kos）则认为科学研究依赖于一种先在的意义结构中，这些意义结构并非完全依靠研究者自身的观察。科学的前见总是在无意识地指引与影响着人们的研究和实践。应该说，这种全新的方法对于更全面的认识科学研究的本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科学发展的多元化朝向及学科间的干涉

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本身也是朝向多元化的、干涉的层面。它涉及两种分类，一是学科间的干涉性研究——包括理论的干涉与方法论的干涉；二是学科间的交互性——包括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学科之间干涉性与交互性特征使得不同科学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仅如此，当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干涉技术的使用使得许多科学研究成为干涉的科学。例如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就通过多元的、干涉的技术及设备进行“解码”与“阅读”的转译程序之后，成为当代科学实践中暗含的诠释学线索——一种现象学的诠释学。①

学科间的干涉性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够割裂开来，不同学科间的学科研究是这个整体的某一方面。此外，学科间交叉能够促进创新思想的形成，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新兴力量，新学科的诞生大多是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结果，例如超导微观理论（BA重组技术的基因构成就是不同学科间相互交流所创立的。②交叉学科所获得的诺贝尔奖项也占有很大比重并有明显扩大的趋向。

2012年8月6日，美国“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登陆火星标志着第7次实现火星着陆。探测器传回的信号可以看到火星地表及“好奇”号在地面上投下的影子。“好奇”号的内部实验室中装备的仪器包括火星样本分析仪（SAM），以及化学与矿物分析仪（）。“好奇”号成功登陆火星之后，使用其全套搭载设备针对火星土壤样本进行科研。使用机械臂抓取火星地表土壤样本并将其送入火星车内部的分析仪进行土壤样本分析，火星样本分析仪使用不同的方法开展分析工作，它会将样本送入内部一个高温室内加温，随后分析从样本中析出的气体成分。这台仪器所重点搜寻的物质之一便是有机化合物，也就是含碳化合物，它们一般被认为是组成生命必不可少的成分。“好奇”号信息传输需要依靠提前进入轨道的火星探测器所提供的中继支持，若要更好地了解“好奇”号的工作状态，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除了向“好奇”号发送各个设备的控制指令之外，还需要与火星轨道探测器之间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交互过程。因为纷繁的信息用途与需要各不相同，所以必须采用不同的信息传输方式与传输设备，“好奇”号向地球表面的信息传递通过两种方式，一是X频段无线电波；二是通过超高频天线与火星轨道探测器进行信息交互，从而实现与地球的信息传递，而这些信息通信是建立在深空测控通信网（DSN）的技术相佐基础上的，它蕴含广泛的多元技术及设备的应用。再如“暗物质”的问题，它涉及物理学与天文学两个领域，“暗物质”无法切实地观测到，除了使用现代天文学使用的引力透镜、微波背景辐射研究等方法之外，科学家对“暗物质”的研究多是利用动力学方法，通过对发光物质的观测反推出暗物质产生的引力场，通过加速器及非加速器等物理学仪器来实现对其探测。

戈登·帕斯克（G。Pask）和斯塔福德·比尔（S。Beer）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探讨控制论试验中使用生物和化学系统达到不同建筑物质实体的效果。交叉性学科例如合成生物学、化学技术（设计、工程和生命系统技术）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帮助人类打造出包括气流、土壤和水环境等生物圈的基础架构。这种研究有望在星际航行计划中得到实现。美国航空航天局2010年提出并开展的星际航行（iaryaellernavigation）计划受到来自世界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关注，探讨星际航行计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源自人类本身，而非技术上的限制。人类社会的诸多研究（比如废物利用、资源管理问题、交通堵塞等）能够在星际航行计划实施中提供基础性的支持，有助于人类在另外的恒星系统中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共存与繁衍，构建新的生物圈。飞船的生态系统是开放性空间，通过核聚变为生态系统提供能量，舱内模拟地球重力场，并使用生态建筑理念，用可再生材料制作飞船，这样材料可以循环使用。由于不可逆性，人类在星际航行中需要面对整个资源、环境等可再生利用的问题，所以飞船上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繁衍需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所有的一切都在以维持飞船上宇航员的生命为目的，由此生命维持系统、甚至是在飞船上延续人类后代的技术都显得至关重要。SETI（搜寻地外智慧）研究所的创始人、天文学家吉尔·塔特（J。Tarter）认为“百年星舰”计划目的是要制造出能够进行恒星际航行的宇宙飞船。①

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至今，控制论的发展也注重学科间的交互性作用，并且将工程科学与生物学联系起来作为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他们从自组织系统的角度诠释生命体，认为社会是人脑创造性信息选择下构成的高级自组织系统，逐渐关注理念和社会的互动作用，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看法，其中有维纳提出的科学的控制和生物体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观点、皮亚杰的人类认知的过程的构造（Theeomodeltheprocessesofitiveadaptationinhumanmind。）、贝特森认为与控制论齐头并进的信息论中信息既非物质，又非能量，是一种形态和模式（formandpattern）、艾什比关乎机器与行为的掌控、帕斯克认为是控制防御的艺术与马图拉纳认为的科学与理解的艺术等观点。

包含生物科学在内的当代其他复杂性学科的出现，更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物理实在是由一系列的层次所构成的；在每一个层次上实在都具有独特的性质，这种性质为其后出现的更高层次的结构和实体提供解释。因为每一个新出现的层次中的实在，自身都不足以提供完全解释，而要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方式和研究工具。这种认识跟日常经验或古典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朴素的、直观的世界图景具有很大的不同。世界绝不是它展示给我们的样子，科学研究所要做的也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真实特征进行揭示和表达。自然的状态和过程是复杂的、有条件的存在，其性质不仅要依赖于人类的感觉器官和认识工具，也要依赖于未曾认识到的更深层原因和结构，这正是语境实在论所揭示的世界观的核心特征”①。而语境正是由“主体所构造的，为达到人类交流的现实目的而自然存在的一种认知方式或认知结构。”“语境”的概念“突出强调了主体意向性在语境中的不可或缺地位。语境实在成为自然而然的观念，并且‘语境化’的实质意义体现在，我们是按主体的再现规约而不是按照自然本身的再现规约来对知识进行成功的再现”①。学科间的交融与复杂性学科的深入研究体现着诠释学关于理解现象的三位一体的过程。理解过程的三个要素包括：（1）解释主体——作为主动的、能思的精神——这种主体的兴趣来源于日常生活。（2）饱含意义的形式——被客观化了的精神。（3）连接二者之间的纽带——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进行认识的主体的任务就是在于通过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重新考究精神的客观化物中所蕴含的概念和这些客观化物所带来的启示。科学研究过程中也同样保证研究主体的主观因素不能与理解的自发性相分离，又要保证要达到的意义他在性的客观性。②

21世纪的科学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在科学研究中实现科学团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与道德建设为题，普及科学的涵盖范围，从无穷小的物质粒子，直至无穷大的宇宙结构，研究对象从客观物质世界延伸至生命科学，用复杂系统描述了当代科学家以人类为主体的研究。科学本身就像一个可控的、平衡的系统，系统的特性确保科学研究朝向正确的方向并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促进科学的进步，并为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