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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第1页）

第二节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教育公平问题或者说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逐步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并逐渐成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推进教育公平的基本经验与所面对的基本矛盾

（一）推进教育公平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的教育是面向人民大众的教育，这又被称为“教育的民主化”。新中国的教育机会均等实践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始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革命成功之时。人民政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原先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成了国家的主人，政治上的翻身必然伴随着文化教育上的翻身。由于政权性质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新中国必须对旧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造，进而为办崭新的人民教育事业探索道路。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前17年，在实现教育民主化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努力。①

1。确立“为工农服务”的教育方针

新中国的教育“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是由我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这一指导思想首先由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此思想做了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定。1949年12月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指出“发展教育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相当长时期内以普及为主”②。会议确定的具体的工作方针是“除了必须维持原有学校继续加以改进外，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而当前的中心环节，应是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设立工农中学，吸收大批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入学，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大量组织业余补习教育，准备开展识字运动”③。

2。颁布“向工农开门”的学制

1951年颁布的新学制，对旧学校制度做了根本改造，从我国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学年限等方面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使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大众敞开大门。新学制具有三大特征：其一，规定学校教育向工农开门，使广大劳动人民有优先受教育的机会；其二，把各类工农干部学校和各类工农群众学校列入学校系统，并使其与正规的中等学校、高等学校贯通，保证一切工农干部、职工和失学成人都有受各级教育的机会；其三，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和步骤，如业余学校、夜校、冬学、广播、函授教育，以适应工农群众和干部的学习需要。

3。实行“人民助学金制”

1952年建立的助学金制规定：高级中学按学生总数30%的享受面、每人每月9。5元的标准，初级中学按学生总数20%的享受面、每人每月8。5元的标准编制人民助学金预算；高等院校学生一般享受标准为每人每月12元（高等师范院校学生为14～16元）的助学金（大致相当于全国非农业居民年均消费水平148元的标准）;干部进入工农速成中学、高校，全部享受每人每月32元的助学金。这一制度为工农青年和干部入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工农成分的学生在中等以上学校中的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1953年全国普通中学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所占的比例超过了71。00%;高校工农成分的学生，其比例从1952年的20。46%上升到1957年的36。42%;高校新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其比例从1958年的55。28%上升到了1965年的71。20%。工农成为受教育主体这一目标基本实现。

4。推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

这一方针意在调动中央和地方（包括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两方面的办学积极性，争取实现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散相结合。这一方针是根据我国人口基数大、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普及教育任务紧迫的国情提出的，对于加快普及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速度收效明显。以小学为例，1965年，相较于1949年的20。00%入学率提高到了84。70%;由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创办的半工半读、半耕半读学校有84。90万所，在校生为2518。10万人，占全国小学生的21。67%。

（二）以公平为取向的教育发展所面对的基本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教育的否定和改变，突出体现为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工农大众学习文化、接受教育。这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且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面对一些基本矛盾，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①

1。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权利

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20世纪50年代掀起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在工农速成中学、业余学校、夜校、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中，许多原先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

但是，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随之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开始呈现，其典型如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毛泽东等人对此产生警惕，干部子弟学校于1955年被通令取消。二是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人民”这一概念逐渐被加以区别，人民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于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升级的背景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这演化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一个人在进入高校学习、毕业分配、出国、提拔任用时，被根据家庭出身予以不同的对待，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被限制。

2。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选择

除了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新中国的教育还面临另一重要的任务：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培养与输送人才。因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仍然存在现实的疑惑和冲突，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这在当时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的发展中，我国教育实际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国家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且高校免收学费；响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号召，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呈现“重理轻文”的特征；我国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层层选拔尖子，培养少数英才。

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教育部确定“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以取得经验，指导一般。确定的重点中学，其分布情况是：北京20所，江苏14所，天津、上海、四川、安徽、福建各10所，其他各省份分别为1～9所，总计全国重点中学194所，占全国中学的4。4%。①在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重点学校建设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63年，27个省份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1959年，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②196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提出如下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①

这一选择的作用主要是为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其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致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而且构成了对后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

3。在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冲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向工农大众的非正规的、普及型的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对苏联的全面学习，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我国教育由此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被取消，大学、中学、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毛泽东对当时的这种教育持反对意见。他在1958年和20世纪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大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二是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

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改革教育的努力，一直延伸到“**”时期。其实“**”中在“教育大革命”方面的“新生事物”，如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社来社去”的分配改革，以及让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进入“产业工人班”等，在“**”之前即已开始了。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关注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工农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切合实际的。这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更为有效的做法。在“**”中高考制度被取消后，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

二、教育公平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

杨东平认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如下四个各具特点的不同阶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