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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初创（第1页）

第一节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初创

一门新兴学科得以创建，须有一批学者为探索学科理论、构建学科体系而努力。学者们依托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彼此交流成立学科学术组织，并以出版著作为研究成果，以此显示出一门学科在新生时即可预见的光明前途。

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创建

（一）首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建立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考制度得以正式恢复。

高考制度的恢复，表明高校在经历“**”后，开始步入正轨，高校招生工作成为各大报纸讨论的重要问题。同时，随着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恢复，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研究也逐步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厦门大学得以创建。

我们在前文曾提及，1957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编写完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厦门大学的几位学者在那个年代已开始了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系统研究，并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学的设想。直到20年后，这一设想才一步步变为现实。在这期间，大多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变成了政治方针政策的宣传员，学者缺乏从学术理论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意识。潘懋元认为，单打独斗式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是不足以改变当前局面的，在国家恢复运行秩序后，高等教育事业必将迎来发展，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理论作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也将难以发展。这一时期，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几位教师也在坚持进行理论研究，探究高等教育教学的规律、原则。以此而言，建立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已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了。

1977年年底至1978年年初，厦门大学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有教师向时任教务处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恢复“**”前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学校的教育改革服务，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学校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该研究组由3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据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的事情千头万绪，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虽然成立，但有名无实，并没有开展工作。因此，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个正式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而把它当成后来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筹备机构。①

1978年5月17日，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正式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其主要任务是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工作。

1978年5月27日，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正式成立，潘懋元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

1978年8月3日，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高等教育”较“高等学校教育”而言，不将教育仅仅放在高等学校内，而是在整个社会环境进行教育活动，“高等学校教育”侧重于教学活动，而“高等教育”外延更为宽广，更能彰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任务，更能体现出这一研究机构的职能和性质。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初，共有5位成员，除潘懋元外，还有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和罗杞秀。他们大多是“**”前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成员，其中有3人还参加过1957年《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工作。这5位教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前辈。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除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外，还讨论了工作目标，初步确定研究室以探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为主要目标。①

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的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其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大力倡导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在文章中，作者立场鲜明地指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提高的需要，也不仅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对于丰富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提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重大意义，有广阔天地，客观需要，势在必行。”文章提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设想：“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地建立一门以研究高等专业教育为对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分支学科同教育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教育学，研究的是教育科学共同的、一般的规律，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是各自的特殊规律。”文章最后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为建立新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需要这样的新学科。也就是说，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出现，现在已经具备了需要与可能，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引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通过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②

这篇文章对于学术界了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必要性，是有重要价值的。

此时，潘懋元除以写文章的形式倡导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外，还通过参加会议来呼吁学界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以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建打下基础。197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潘懋元提出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作为教育学会的重要领域。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同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兰州举行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年会上，潘懋元做了题为“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报告，再次号召要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并组织了高等教育研究问题的座谈会。此后，潘懋元又应多所高校邀请，做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报告，通过报告来传播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对学界重视高等教育研究并共同为创建学科而努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一年多的基础夯实与积累沉淀后，1979年11月，在厦门大学第八届科学讨论会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提交了多篇论文。研究室的产出能力正在增强，在其带动下，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氛围逐步形成。

（二）国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不久，便有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立，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不少同厦门大学学者一样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关心、关注的学者。正是有这样一批高等教育学人的努力，高等教育学学科才得以顺利创建。

1978年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该研究室有专职研究人员3人，兼职研究人员10多人。兼职人员中有主管教学的领导和从事教学工作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室成立之后，组织学习、探讨了教育学、心理学的问题，编写了《世界各国学制资料汇编》，协助教务处组织教学讨论会，选编优秀教学论文集，撰写了《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指南》等论文。同年年底，沈阳农学院成立教学研究室，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并编印《教学研究》刊物。

1979年，又有一些高校成立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和组织。是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会①，校长刘佛年亲自担任理事长，张文郁、张作人、程其襄、黄震、郑启明等担任副理事长。同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教务部副部长尹企卓任主任。1980年4月成立了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通过了研究会章程，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路宾担任理事长。

我们可以发现，最初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以专业性较强的大学为主，包括师范类院校和工科类院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有一定关系。最初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以教学为主，学者们多对教学开展研究，专业性强的院校对专业教学的研究更多，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意愿更强。

至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时，全国有近200所高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此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持续增加。

从功能定位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初衷是以应用研究为主要任务，其功能多表现为从各高校实际出发，研究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为校领导提供参谋和咨询服务，同时承担高等教育的课题研究和理论普及。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还开展研究生教育。

（三）高等教育研究刊物的复刊和创办

在学科创建阶段，伴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起步，高等教育研究刊物陆续得到复办或创办。主要刊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大学教育》（1978年复刊）①，厦门大学的《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78年创办），华中工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1980年创办），上海市高教学会的《上海高教研究丛刊》（1981年创办），教育部的《高教战线》（1982年复刊），教育部部属高等工业学校教育研究协作组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3年创办）等。到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之时，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大约有110种，多数由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主办，它们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学学术组织的创建②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重新起步之后，如何促进学术界、促进高等学校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学习，成为学者们需要思考的一大问题。1983年5月成立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以及相继成立的高等教育学学术组织，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健康成长和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为高等教育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一）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两次筹备会的召开

在高等教育事业重新起步、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之际，如何进行工作与学术沟通，共谋高等教育发展，是摆在高等教育学学者眼前的一件大事。截至1979年，全国有20余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在当时的年代，通信和交通的硬件达不到相互沟通、交流的要求，所以，虽然成立了研究机构，但研究仍是各自为战。这样下去既不利于高等教育理论的借鉴、演绎和研究，又不利于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成立一个全国性质的学术组织，已极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