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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内外相维 教育史学体系的中国化努力（第2页）

历史分期和时限对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确地划分历史阶段和确定时限，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发展历史及其规律性的研究。①在外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上，我们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看法：一是按照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来划分外国教育史阶段。二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其中，古代教育史，从教育产生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前；近代教育史，从文艺复兴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创立以前；现代教育史，马恩教育学说建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三是外国教育史的分期应按照外国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来划分。②在外国教育史的历史时限上，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上限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应该从教育的产生开始。但对于其下限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应下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不应下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包括自古迄今外国教育发展的情况。

4。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①史与论的关系。学者们认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尽可能充分掌握材料，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防止客观主义和以论代史的错误倾向。②中外教育史的关系。学者们指出，由于我国把教育史分为中外教育史两门学科开设，因此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及其教材中，如何确切地反映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是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学者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在学科体系中应具体反映这种关系；二是在学科体系中不必具体反映这种关系，以免体系过于庞杂，但主张在讲授中，应该努力阐明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③古今关系。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和教材要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但是不能把“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正确思想绝对化，以致借“厚今薄古”搞非古、排古，借“古为今用”搞实用主义。学者们认为，“古为今用”主要指的是揭示历史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为当今的建设服务，而不是从历史中寻找可供我们抄袭的模式。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关系。教育史应包括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外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中需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已有的体系和教材中存在三种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第一，以教育制度的发展为主，实际上忽略了教育思想的发展；第二，以教育思想的发展为主，实际上也忽视了教育制度的发展；第三，兼顾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但在具体阐述时，往往是两者分离的。学者们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和教材；要努力做到在一定的教育实践的历史环境中阐述人物的教育思想；而在阐述各个时期的教育制度时，又能充分地注意到历史的、当代的教育思想给予的影响，使两者结合，反映出它们的内在联系，达到更好地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性的目的。

二、教育史教材编纂的新境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挖掘、整理、出版大量教育史料和选编、翻译、出版外国著名教育家代表作的基础上，教育史学界出版了代表性的教育史教材，体现了教育史教材编撰和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新境界。

（一）中国教育史教材：《简明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

1。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等编的《简明中国教育史》

《简明中国教育史》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历经初版、修订版和重修订版三个版本。1992年修订版说明中记载，《简明中国教育史》自1984年出版以来，已经历了8个年头，该书先后重印5次，总计近6万册；2007年重修订版“前言”介绍道，《简明中国教育史》自1992年修订出版以来，又经历了15个年头，先后重印15次，总印数达到了135500册。我们以第一版“前言”①中所论的关键问题，来阐述《简明中国教育史》的相关情况：首先，编写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历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明确的评析；文字力求简明扼要，既注意体系完整，线索明晰，又体现重点突出；既交代必要的历史背景，又尽量压缩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材料，努力体现教育史的专史特点。其次，内容范围。全书从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3000多年的教育，分为14章，共30余万字。具体章节结构如下。

第一章，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的教育；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第三章，秦汉的教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的教育；第五章，隋唐五代的教育；第六章，宋元时期的教育；第七章，明代的教育；第八章，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教育；第九章，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教育；第十章，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第十一章，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第十二章，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育；第十三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育；第十四章，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教育。

1992年修订时对1984年版的基本体系没有作出变动，到2007年修订时，在修订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章、节、目的内容，突出教育思想、制度的历史沿革，并借鉴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历史认识修正了部分历史评价，以更为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作为理想诉求；古代部分作了局部的修改、补充、调整，近现代部分无论是章节结构，还是内容都作了较大的改动，特别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部分，以两章的篇幅，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教育发展的主要轨迹。①

2。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是原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1985年在武汉主持召开教育心理学科会议时确定的。编写工作于1986年实际启动，1991年编成交稿，1992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教育史》的第一版。此后还有第二版和第三版。其中，第一版印刷8次，第二版印刷19次，两版共印刷27次。我们试以第一版“前言”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来阐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研究目共和国教育学70年·教育史学卷的和作用以及研究方法论。

（1）研究对象

中国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自古至今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其特点，作出科学的评价，探求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2）研究的目的和作用

学习中国教育史，了解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源流，将有助于树立唯物辩证的教育发展观，扩大教育知识眼界，激励奉献教育事业的精神。批判教育历史上封建专制落后黑暗的一面，发扬民主科学进步光辉的一面，也将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鼓舞人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的自信心。

（3）研究方法论

①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按各个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分章，把各时代各阶级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都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揭示其内在联系。②对教育制度的研究，主要以人才的培养为中心，论述其方针政策、管理措施、教育内容和方法，以及经验与教训；对于选拔人才的制度，仅从其与教育发展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方面略加论述，不作为重点，也不求其系统。③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予以重视，通过对主要代表人物的分析介绍，来反映各历史时期教育思想的发展，以总结教育理论思维的经验。④运用辩证方法对教育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区分精华和糟粕，决定吸取或清除，以便古为今用。

（二）外国教育史教材：《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教程》

1。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的《外国教育史》

《外国教育史》在1984年至1985年出版问世，并于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作为一本通史性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其在研究时间的范围上不仅包括古代、近代教育，而且还包括现代教育（研究的下限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书对于摆脱“欧洲中心说”的影响及苏联教育史教科书范式的束缚，展开了有益的学术尝试。

《外国教育史》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第一，在研究内容的选择方面，“古代东方国家，近现代西方国家、亚洲的日本与苏联都是研究的对象，突破了原有‘欧洲中心’或苏联中心的框架”。第二，“论述详略得当，层次分明，系统性强，全书分古代教育、近代教育和现代教育三编，重心放在现代，在论述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时，又将制度作为重点”。第三，“全书所选资料丰富新颖，观点鲜明，史论结合。全书所引材料主要是80年代前后出版的，吸收了当时‘学科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第四，“在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上，该书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洞察和揭示外国教育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握外国教育历史发展的方向”。①

总之，《外国教育史》“是新中国第一部由中国教育史专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摆脱苏联的模式”的外国教育史著作，“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创了我国学者根据国情编写教材的新路”②。

2。吴式颖、李明德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

《外国教育史教程》作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于1999年出版（至2013年，已经是第14次印刷，印数达22万余册），2003年为减轻教学负担特推出了该书的缩编本（可称为第二版）。同样，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特别是世界教育形势的变化、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依据普通高校教材建设和教学实际的情况，2013年我国展开了《外国教育史教程》的修订工作，修订以第二版为基础，框架基本未动，具体内容视情况进行了适当修改或调整：对第一编古代教育史和第二编近代教育史进行了一定的缩编和内容的更新；根据新的情况，增加、删减或更新了第三编现代教育史的部分内容和史料。这样，就形成了修订后的《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2015年）。《外国教育史教程》和《外国教育通史》代表了这个时期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中国化”的最高水平。

《外国教育史教程》在“第一版前言”③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说明：

第一，教育史及其任务。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以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探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并预示教育发展的方向。第二，编撰教程的学术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史研究进入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个学术环境的改善，我国的教育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挖掘、整理、出版大量教育史料和选编、翻译、出版外国著名教育家代表作的同时，我国还出版了一大批中外教育史专著、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教学参考资料。《外国教育史教程》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展

开编撰的。第三，《外国教育史教程》的篇章结构。该书分为古代教育史、近代教育史和现代教育史三编，共二十五章。其中古代六章，分别论述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包含教育的起源）、古希腊的教育、古希腊三哲的教育思想、古罗马的教育、西欧中世纪的教育、拜占庭与阿拉伯的教育，客观地展示了外国古代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古代世界教育的多元化；近代九章和现代十章，论述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与演变。第四，《外国教育史教程》的特点。①在处理历史分期问题时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划归近代，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欧美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归现代，意在更好地反映教育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并强**育观念变革的意义，强调影响教育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无论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变革，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兴起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都是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这样的处理还可以加强读者对世界范围内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和不同类型的了解。②外国教育史所涉地域宽广，时跨古今，内容极为丰富，但一门学科的教科书只能取其要者以论述之。因此，该书在章节的安排上，除坚持贯彻厚今薄古、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并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密切联系等原则以外，既十分注意较系统地反映外国教育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又尽力凸显各个时期人类在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与经验，尽可能做到对各种教育问题的论述详略得当。③该书在史料的选用上力求准确，尽可能地使用第一手资料；在论述中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各种教育思想与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正如吴式颖所言：“1995年3月，我们向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交了编写方案，表示新教材将本着‘求新’‘求实’‘求精’的精神进行编写，并将书名定为《外国教育史教程》，方案还对编写体例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新教材编写有了信心，于1996年让我们申报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在立项申请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了一些外国教育史方面的教材，为外国教育史专业的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结构上思想与制度脱节；观点仍显陈旧，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缺乏全面的、客观的、深刻的分析和评价，反映教育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的联系多，而反映教育与生产的直接联系和教育与科学、文化的联系不够；已出版的教材未能反映近10年来我国在外国教育史史料建设上取得的较大进展，史料上显得陈旧；教材篇幅过长，详略不当，与外国教育史教学时数减少形成了矛盾。在立项申请书中还写道，新编教材将力求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避免简单化的论证，要全面、辩证地反映教育与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联系，评价实事求是；第二，准确使用史料，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运用第二手资料应尽量核实，避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第三，尽量反映新的研究成果，力求在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如史与论的关系、制度与思想的关系等）的处理上有所突破，必要时简要反映中国情况，做些对照和对比，克服中外完全隔绝的习惯，在陈述教育制度的发展时以普教为主，同时适当兼顾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以及幼儿教育等；第四，做到体系严谨、完备，轻重分明、详略得当，文风朴实、用词精炼。每章附2—4个思考题和主要参考书目，以利于学生学习思考。参加本书编写的一共19人，我们正是按照这些要求进行写作的，这也是《教程》体现的新特色。”①足见，《外国教育史教程》无论是在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中还是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乃至教育史学科建设中都占有重要历史地位。总之，如书评者所言：“这本教材在学术观点上刻意求新，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鲜明的研究风格，理论视野宽广，对高校本科教学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它既是一本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适合高师教育专业的优秀教材。”②

三、教育史学科基础建设

教育史学科基础建设是关乎教育史学科向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对于基本教育史料的挖掘、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既关涉教育史学科资料的来源、类型与范围，以及教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鉴别，也涉及对于具体教育历史人物、思想和制度的选择、鉴别与评价。同样，教育史料层面的教育史学科基础建设，为教育史工作者深入开展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史学理论层面的建设是更为重要的教育史学科基础建设。我们试以中、外教育史研究领域关于教育家的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心，来剖析教育史学科基础建设取得的学术进展。

（一）中国教育史学科：《中国教育家评传》

沈灌群、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家评传》与《中国教育通史》一同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的“出版说明”①中对编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说明：第一，《中国教育家评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充分占有史料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选写的50位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概论而言，这是一部以评为主、评传结合的学术著作。第二，为了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该书编委会邀请国内教育史界对入选的教育家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要求揭示每位教育家及其代表的学派的教育思想，以探索其经验与教训。对于历史分期，以及各教育家的政治观、哲学观、教育观等问题的研究与阐述，编委会尊重撰著者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