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2年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的一篇文章①中,青年恩格斯坚持自己反对莱奥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政论家的角色。在《同莱奥论战》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再次将贬低莱奥的思想作为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手段,进而反击莱奥的《黑格尔门徒》和《福音教会报》。
在青年恩格斯第一次借用黑格尔的第一个时期,他有幸在柏林真正认识自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君王,让弗里德里希·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谢林,这个黑格尔年轻时在图宾根神学院的朋友,帮助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的业内推荐者,后来与年轻时的同伴决裂了,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有力反对者。他指责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这场宗教和哲学之间的斗争超越了莱奥而进入柏林大学的讲堂。由于青年恩格斯当时就在首都,听谢林的演讲对他来说是有可能的。
正如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莱奥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一样,他再次扮演了反对谢林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1841~1842年,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谢林反黑格尔主义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
1841~1842年,青年恩格斯的笔端流淌出五篇论述黑格尔和谢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包含着关于青年恩格斯如何阅读黑格尔的宝贵见解。
这五篇文章对重构青年恩格斯在他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阅读黑格尔的尝试是重要的。从1841年到1842年,青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对黑格尔最重要的见解,也表明了他1838~1841年思考的连续性。本章此前的段落描述了青年恩格斯如何在1838~1841年趋向于黑格尔,而目前我们对1841~1842年这五篇文章的讨论,将揭示他的青年黑格尔派评论的连续性。
青年恩格斯论述黑格尔—谢林争论的长篇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出版了。作为匿名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同样匿名的《谢林——基督哲学家》,于1842年在柏林出版。《谢林论黑格尔》发表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一个旁听生的日记》1842年5月发表在马克思的《莱茵报》上,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关于亚历山大·荣克的评论,1842年7月发表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青年恩格斯在驻扎于柏林的整个时期,继续着自我分裂。在午后,他是炮兵军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而在晚上,他是激进的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直到1842年11月底离开欧洲大陆去英国,他一直将自己一分为二。在1842年11月8日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这篇文章时,他才第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①
为了恰当地评价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我要将我的分析分为如下范畴:谢林;妥协者;哲学原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性和必然性,理念和现实性,主体和客体,《精神现象学》,辩证法,《谢林——基督哲学家》,黑格尔的不在场)。
(一)谢林
1790年,谢林和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第一次见面。在学生时代,这两个年轻人同住一个房间。两人结识了未来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三人分享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羡慕。谢林走得更远,他将《马赛曲》译成德文。①黑格尔在1793年离开图宾根神学院。从那以后,直到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两个人始终没有再见面。
谢林是先到耶拿的那个,而且实际上,是他帮助黑格尔在耶拿获得了教席。谢林和黑格尔是耶拿的同事,他们共同编辑了《批判哲学杂志》。由于个人丑闻,谢林1803年被迫离开耶拿。此后,这两个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思想形成时期,黑格尔受到谢林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影响。然而,当黑格尔逐渐脱离谢林后,他变得成熟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表明了他与谢林的决裂。黑格尔曾寄给谢林一本《精神现象学》,但由于意识到这种破裂,谢林从未对这本书做出直接的回应。
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在1833~1837年的某些时候,当谢林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时,他开设了一系列谴责黑格尔体系的课程。黑格尔1831年去世。在黑格尔逝世之后不久,谢林——声誉和威望在哲学界暴跌——对黑格尔体系发起了攻击。此外,20世纪30年代,谢林一改以往对共和政体的同情,变成了一个君主专制秩序的捍卫者。出于对他的反黑格尔主义、宗教兴趣以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奖赏,谢林被派往柏林大学领导反对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战争。曾经的朋友,现在成了哲学上的对手。谢林在1841年11月15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黑格尔派的长篇评论。
恩格斯听了1841年的这些课程。他不是作为听众参加课程的唯一重要的学术人物,来听这些课的还有索伦·克尔凯郭尔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对理性的作用的理解是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核心分界点。谢林谴责黑格尔支持一种消极的哲学,一种精神的、主体的或否定客体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辩证法表现为一种精神不断否定客体的公式。这种辩证法使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变得不可能。
谢林还指责,精神从来都不能证明存在。消极的哲学,主张理性的排他主义,必然总是被包含在理性中。辩证法,一种纯粹意识的程序,必然仍属于意识,从来都不能超越它,因此无法提供其存在的根据。消极的哲学不能处理存在的终极问题。黑格尔主义从来都不能成为一种纯粹同一性的哲学。
谢林赞成一种积极的哲学,一种打算建构主体—客体抽象统一的思想体系。在谢林支持的积极的哲学中,理性是自然的产物,因而属于自然;黑格尔被限定在否定性之内,在那里,理性通过否定性起作用。
谢林假定存在三种普遍力量:精神、自然、意识或前两者的统一。第一种力量是精神,第二种力量是自然,而这两种力量会合为“冷漠的观点”①。
这种“冷漠的观点”是精神和自然的同时表现,是精神和自然的共时性存在。这里没有反抗,没有矛盾,只有互补。正是在这种互补中,意识产生了。意识成为主体和客体统一或精神和客体同一性的产物。
谢林构建了一种浪漫的自然哲学(naturephilosophy)。谢林信奉自然哲学,而黑格尔最终接受了关于自然的哲学(aphilosophyofna-ture)。关于自然的哲学关注将精神强加于物理学世界的形式,一种关于自然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自然哲学研究的是由精神或形式的本性释放的力量以及将自然嵌入精神的力量。在关于自然的哲学中,理性决定自然的合理性;在自然哲学中,理性本身是自然力量的产物,或者说精神的螺旋式发展是自然所赋予的。
此外,谢林认为,由于理性不能证明存在,因此存在在理性之外存在且仅面向感觉的力量开放。事实上,存在免除理性,阻止理性,意味着存在仅仅在宗教直觉中容易得到理解。在临近生命的终点时,谢林陷入了广泛的宗教沉思。他将直觉主义视为存在的唯一途径。
当青年恩格斯旁听谢林的这些课程时,他感到这些课程充当了另一种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鉴于谢林1841年的学术立场,他的诉诸超自然的力量,青年恩格斯将这些课程理解为信仰和理性之争的另一个方面。同样,这个斗争在他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得到了概括。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捍卫是对超越信仰的理性优越性的捍卫。黑格尔是正确的,谢林是错误的,因为黑格尔是理念的发言人,谢林是超自然力量的辩护者。
青年恩格斯将谢林放在莱奥的阵营中。这一阵营都是普鲁士反动势力手中反驳黑格尔的爪牙。青年恩格斯反对莱奥—谢林联盟的一个方式是扮演拥护黑格尔的共和主义者。作为“黑格尔帮”的一员而遭到莱奥的谴责,青年恩格斯将自己的角色规定为积极揭露莱奥—谢林同盟——普鲁士路德派正统——的喉舌。这个任务召唤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高举为人类理性的冠军。
(二)妥协者
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自身和青年黑格尔派或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黑格尔是保守的,然而正是自由人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范畴并将其激进化。
黑格尔本人的妥协倾向来自他的哲学规定:“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①黑格尔相信,哲学是其所处文化环境的一种表现。因此,他相信,他的国家理论应当反映复苏时期的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态度。
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本人的国家观念是精神世界的投影。在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中,青年恩格斯的论述显然参考了《法哲学原理》:“难道黑格尔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对他来说,国家在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时候,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不就是绝对精神的具体现实吗?”②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也被“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③。
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妥协因他不透明的文风而加重了。要理解“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和晦涩的文风”,这是相当困难的。④语言和体系都令人费解这一点,是黑格尔本人毕生的影响很少超出讲堂的一个原因。⑤
青年恩格斯表述了黑格尔本人的一种右翼观点。在青年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本人是作为普鲁士王权的辩护者出现的。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中,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措辞描述黑格尔本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⑥
此外,黑格尔的政治保守主义也是他的哲学更加积极方面的结果。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思想,意味着他有理由在哲学上假定普鲁士君主政治在他的时代是合乎理性的,并且包容某种必需的东西是必要的。⑦
(三)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