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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第1页）

三、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

当青年恩格斯1841年9月到达柏林时，他承担了自己在心理上倾向于发挥的作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一个主角，他在倡导青年黑格尔派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以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政论家的理解力，青年恩格斯发现，必须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以反对包括谢林、海因里希·利奥赫、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以及他在伍珀河谷时的复仇者克鲁尔马赫在内的诽谤者的广泛阵线。青年恩格斯拿起武器，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因试图再次强加路德教派的正统、君主的权力以及在文化—哲学上与绝对王权政治相一致而带来的普鲁士整个范围的倒退。对恩格斯来说，两极分化是柏林的特点，即宗教—政治权利的力量与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改革为代表的力量之间的对抗。②

1842年3月，青年恩格斯出版了小册子《信仰的胜利》③。这是一首由四章组成的长诗，刻画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和普鲁士极端右翼的肖像。这首诗很有趣，提供了这两个对立阵营的成员名单。

宗教正统—政治专制主义—哲学保守主义的阵营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克鲁尔马赫、谢林这些人组成，他们鼓吹普鲁士的君主政体。

改革的阵营由青年黑格尔派填充，而青年恩格斯属于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麦克斯·施蒂纳、爱德华·梅因、路德维格·布尔、奥托·维干德组成的这个阵营。由于喜欢绘图，青年恩格斯简要描述了一个会议，包括上面所有这些被他列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人。①

尽管不被包括在上面这段简要描述中，但在这首诗中，青年恩格斯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阿道夫·鲁滕贝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说成是青年黑格尔派。引用这首他描述尚未见到的青年马克思的诗是有价值的。直到1842年11月底，青年恩

格斯才第一次与马克思会面。无视这种事实上的差异，青年恩格斯是这样描述青年马克思的：

是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巨妖。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跳，在急急忙忙向前飞奔，他怒目圆睁，满腔悲愤。只见他高振双臂，直指穹苍，仿佛要把广袤的天幕扯落地上。他紧握双拳，不知疲倦，宛若凶神附体，只顾向前。②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虚构地描绘为费尔巴哈主义的模式，为了减少人间的神圣性而以人类学取代了宗教。

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方式描述自己：

那个靠在最左边迈开两条长腿的正是奥斯瓦尔德。他着灰色上衣胡椒色长裤，内心充满火药味，俨然一个山岳派，

他从根子里就是这个脾气，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他只玩一种乐器，那是断头机，他只奏一个曲调，那是抒情曲。他总是哼着地狱之歌，反复吟唱：“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公民们!”①

在这个自我写照中，青年恩格斯将自己说成“山岳派”，跟随其后的是罗伯斯庇尔。通过做出这种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一翼的联系，他表明到1842年3月，他成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当青年恩格斯成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时，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

青年恩格斯继续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在“奥斯瓦尔德”这个笔名之后。甚至直到1842年3月，青年恩格斯仍然坚持着思想的两极化。他需要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在托词的背后。

在《信仰的胜利》这首诗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限定在柏林自由人内部。事实上，《信仰的胜利》这个文本表明，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与自由人综合了起来。

在表明黑格尔派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勇气的一段中，声势浩大的魔鬼训诫他们：

这时，魔鬼突然闯进房间，开口高喊：“你们这些低劣作品实在可叹!”

它嘴里喷出轻蔑之火，向自由人发出诘难：“莫非你们的英雄气概，你们的勇敢，就是要在书报检查和禁令的**威下畏缩不前?”①

在另一段中，这首诗描绘了阿尔诺德·卢格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将他的同人召集起来：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声音，那是阿尔诺德的呼唤，他召唤全体自由人到博肯海姆去参加魔鬼集团。“自由人啊，快起来，不要呆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浪漫主义已使整个世界暗淡无光。②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归入青年黑格尔派。因此，当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归为自由人时，他一定也将青年马克思并入自由人之中。作为科隆《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成为自由人是很困难的。显然，自由人的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底会面不成功的原因。青年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成员，如麦克斯·施蒂纳和爱德华·梅因，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但事实上，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视为自由人的同伴。如果假定马克思知道《信仰的胜利》这首诗，那么在他这首诗中也有关于两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观点。

青年恩格斯在自由人的范畴下归纳了12个人，这也表明他没有能力区分不同学派的思想。他构建了一个人们任意结合的集体，暴露出分析能力的不足。

根据青年恩格斯的系统分析，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是自由人的代表。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划分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差别。鲍威尔是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倡导者，而费尔巴哈是人类学人道主义的鼓吹者。巨大的差别将鲍威尔对自我意识的信奉与费尔巴哈对社会存在的信奉区分开来。鲍威尔属于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康德一费希特—黑格尔传统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是自然主义的鼓吹者，是皮埃尔·伽桑狄思想的后裔与古代唯物主义以及施洗者约翰性解放思想的复兴者。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讨论所有这些区别和条件。他不仅使人们留下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之间思想统一的错误印象，而且将所有这些人都称作自由人。

巨大的差异也分开了阿尔诺德·卢格和麦克斯·施蒂纳。卢格主要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施蒂纳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卢格希望改变政治状况，施蒂纳则并不关心政治。他关心的是个人的绝对思想自由。卢格关注作为政治改革工具的大规模集团、政党的组建，而施蒂纳将任何集团都看作一种对主体自由的违背以及对剥夺个人独立性的任何共同体的忠诚。青年恩格斯没有注意到卢格和施蒂纳之间的这些不连续性，而如此失察表明，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它们。

青年恩格斯将自由人表述为一个集团，认为将这些成员组织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他们反对现存状况，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就是一个反抗的阵营。作为一个新闻撰稿人，青年恩格斯将他们宣传为进步的力量和变革的先锋队。然而，青年恩格斯的表述中存在一种空缺：他虽然解释了这个集团的观点，但不能分析这个集团中每个成员个人思想的具体特征。

《信仰的胜利》是对反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专制的政治运动的诗意解释。《信仰的胜利》将布鲁诺·鲍威尔描绘为魔鬼部队的领袖。黑格尔是鲍威尔的老师，而自由人由鲍威尔领导。自由人是理性主义的军队。在这首诗中，他们也是邪恶的宠儿。鲍威尔的军队与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指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部队，或霍亨索伦—新教徒的联合部队发生了冲突。路德教和君主立宪制的结合，教会和国家的联姻，在《信仰的胜利》中作为保守等级的基础而得到诗意的表述。在这场宗教—政治的联合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信仰胜利了；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的旗帜在战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首诗是一种警告。它表明，宗教和政治泛神论的胜利是蒙昧时代可悲的序曲。

《信仰的胜利》不是青年恩格斯有能力作为自由人的主角创作的唯一文本。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保护者，他还撰写了反对《福音教会报》的评论文章。

这份报纸以及它所联合的人，如莱奥和亨斯滕贝格，以泛神论的宗教立场展开反对黑格尔的战斗。《福音教会报》将普鲁士当时的思想斗争理解为两个思想学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哲学理性主义——之间不共戴天的冲突。作为一种捍卫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策略，《福音教会报》的主要发言人莱奥试图败坏黑格尔的名声。莱奥认为，黑格尔是宗教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莱奥出版了《黑格尔门徒》。在这本书中，莱奥不仅试图诋毁黑格尔，而且诋毁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对其导师的理性主义之永久化。

在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中，青年恩格斯假定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都是政论家的立场。早在1839年4月23日～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就把这段时间在柏林陷入的关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个人斗争，包含在了一首题为《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诗中。①莱奥的《黑格尔门徒》试图玷污自由主义黑格尔派卡尔·米什莱的著作。青年恩格斯在这首诗中，将莱奥描述为一个蒙昧主义者，将黑格尔和米什莱描述为德国哲学的解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