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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葛兰德科亨托尼史密斯（第2页）

科亨认为，功能解释不仅是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纽带，而且是这两个人关于历史理解的一种相似的存在。显然，马克思没有将历史理解为自由精神的发展，而是将其理解为存在相似之处的其他事件。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一章“黑格尔的历史图景和马克思的历史图景”①中，科亨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推动这种发展运动向上的力量是精神。如果精神上升到自由，历史是一种先决条件，因为要想让理念变成自由，就必须了解它自身的潜力，必须观察它过去的创造，以便它以自身的能力和本性来教育自己。马克思使革命的历史图景永久化，他和黑格尔都具有历史进步的启蒙观念。

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比来看，科亨指出，马克思将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历史的推动者，而黑格尔将精神看作历史的推动力量。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才是历史进步主义的因果关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延续了黑格尔主义对发展过程的信念，但将社会经济形态替换为因果关系的决定因素。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科亨的主要着眼点是，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种辩护。但在文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科亨表明，他意识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他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别。科亨感谢美国的社会学家埃里克·欧林·赖特使他认识到这种区分。②

科亨在1988年意识到的历史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关注的术语“逻辑的一历史的”、金德里希·泽勒尼称作的“结构遗传”，以及我所指出的历时性解释和共时性解释之间的冲突具有同样的张力。科亨认识到，马克思主要关注作为马克思思想一部分的“叙述方法”。与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解释一致，这种关注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理论。历史在分析历时性、逻辑和总体的结构本性时不起作用。关于历史发展，历时性和总体的结构本性告诉我们的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科亨继续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的兴趣转变了，不再思考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点，而是关注剥削和平等的思想。1991年后，科亨涉足伦理学领域。他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平等的定义。

在1995年的著作《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中，科亨认识到对消除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乌托邦式期待被致命地戳穿了。他写道：

然而，“工人阶级”这个颇受争议的标签已无用武之地。在发达工具社会，没有一个群体同时具备这样四个特征：（1）成为社会依赖的生产者；（2）被剥削；（3）与他们的家庭等组成社会

的大多数；（4）极其贫穷。当然，仍然存在关键的生产者、被剥削的人以及贫困的人，但这些人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既不能说这些人的存在是偶然的，也不能认为他们的状态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造成的。作为结果，由于受剥削和贫困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必然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本身的生产力和人数而有能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体已不复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满怀信心地期待无产阶级成为这样一个团体，因而未能预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演变过程。①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的梦想，科亨也放弃了关于剥削的终结和平等的制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念。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富足看作平等以及剥削的终结的共同来源。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总量扩大的原因是技术上的效率将产生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这种丰裕有助于消除阶级。随着阶级剥夺的终结，剥削也将终结，平等的王国将会产生。这种对马克思平等主义原理的阐述被激活了。

科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思考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剥削和平等。在这一点上，他受到罗伯特·诺齐克的著作①的启发。诺齐克捍卫的是自由主义。科亨努力表述对诺齐克自由主义的回应，其驳斥体现在如下语句中：

实际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容忍这样的世界存在——由于才能的不同，自我所有的个人被分为劳动力的购买者阶级和出售者阶级，即使这种状态是从外部资源原始平等的出发点发展来的。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批判仅仅在反对具有肮脏历史的资本主义时才起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这样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必要否定自我所有的原则。②

科亨2000年的著作《如果你是个平等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富有》③证明了自由主义导致剥削和不平等的原因。诺齐克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是一种错觉，科亨仍然不得不解答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问题。

罗默对科亨的发展理论提供了有力刺激。作为功能解释的倡导者，科亨不接受罗默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博弈理论，但从罗默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剥削的解释以及部分实现平等的策略中受益。

得益于罗默，科亨放弃了剥削产生于劳动被剥夺的原理。科亨选择财产剥削理论，而不接受劳动剥削理论。剥削并非源于劳动被剥夺，毋宁说来自对生产性财产的统治，如同继承巨额的财富和工业财产一样。剥削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社会上特定的阶级享有特权。这使他们在其他人之前获得了统治生产性财产的有利起点。

在支持通过税收重新分配财富方面，科亨追随着约瑟夫·卡伦斯。①无产阶级推翻国家的梦想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寄希望于源于物质丰富的总体上平等的社会。“冷战”结束之后，胜利者前进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较高的税收成为社会富裕的途径。它使全社会的产品可以更公平地转移到贫穷者手中。尽管并非消除全部的剥削和不平等，但这种财产转移的形式是正义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

（二）托尼·史密斯

在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托尼·史密斯站在右端。卢卡奇着眼于《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谈到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补充”，试图在黑格尔主义的形式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史密斯则坚决主张《逻辑学》为《资本论》提供了逻辑工具。史密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方法论，仅仅是对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运用的方法论的转换。

在《辩证的社会理论及其批判》中，史密斯这样描述了他的方法：

实体和物质的可理解性只能通过主张思想过程何以对实体和物质在表象中被赋予优先权来把握，因为实体和物质具有基于表象层面的更深的本质层面。思想的任务首先是使表象穿入深层（在由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层面而不是“价格”层面发现了工资合同中的剥削，在这里劳动仅仅被算作价值的生产，等等），其次是着手调节表象层面和本质层面的联系。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单单强调思想的独立性是不充分的；必须首要强调实际的进程及其产生的表象。这也说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原则没有差别。①

史密斯主要关注社会科学中的逻辑、共时性和解释。思想凌驾于物质和历史之上，对史密斯来说，解释意味着对普遍范畴如何进入特殊范畴、抽象如何成为具体进行证明。

不同的文本会在帮我们理解史密斯和科亨之间的差别时起到巨大的作用。科亨将1859年的《序言》作为捕捉马克思信息的重心，史密斯将《大纲》视为目的实现的途径。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可以再现科亨和史密斯为何成为彼此。《